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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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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被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到北京办厂三月，不成，再北漂辽宁盘锦，后来，甚至还去过俄罗斯。很快，他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些新朋旧友的帮助下，他一度有复出迹象，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必须承认的是，“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一时又成了主旋律。
◆大刀阔斧搞改革
大家一说起我，就会想到海盐县衬衫总厂。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全厂只有固定资产两万多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我当上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改革，使工厂恢复生机；要么就是倒闭。我自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待事业，反对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喜欢敢闯敢干和创新进取。我勇于挑重担，不怕闲言碎语。
我确立了“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制订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业务方针。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鲜明地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奖金分配坚决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产品经营上，我们坚持创名牌战略，反复强调“靠名牌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将上海作为我们抢占“制高点”的首选城市，作为第一家打进上海市场的制衣企业。我们生产的“双燕牌”名牌衬衣于1980年冲进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这个“制高点”辐射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产品看样订货会，视客户为上帝，特地从上海租用了几辆轿车，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要晓得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而我们企业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有五辆。这五辆小轿车在小小的县城招摇过市，十分显眼。
同样，我们企业也会应邀去外地参加这样的订货会。有一次新疆有关企业邀请我专门参加看样订货，按常规安全得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时间耗不起，我就改乘飞机，来回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却属于“大逆不道”。有些人侧目而视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指责发难。对此，我做了具体分析，搞这些改革，谁高兴谁不高兴，谁赞成谁反对。我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推行改革对国家对集体对职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还是原来的步鑫生．我问心无愧，因而不为众多议论指责所动，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自办了专业消防队，还千方百计办起了上水平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确保职工生产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实施了一些看似与生产无关的举措。如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组织全国服装企业的第一家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我们去北京举行产品展销期间，时装表演队随展销团同去，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专场表演，引起轰动，对企业的服装展销产生了较好的良性作用。
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决心：大刀阔斧搞改革，呕心沥血抓发展，冒着风险排干扰，不创一流誓不休。“冒着风险排干扰”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来，更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项不是违规的“犯上”行为？改革，不冒这个风险行吗？不排除干扰行吗？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浙江日报》第二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我进行报道，这篇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调查组来我厂进行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并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道后来惊动了中央。
◆“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
1983年11月5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特从大量的“内参”中挑出相关报道，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简称“中指委”）撰写了按语，授意新华社发重点消息。十天后，新华社便将这篇报道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于是11月16日全国所有党报都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中指委”的按语和新华社的报道。
当时，农村大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了将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引向城市，中央不失时机地肯定推广了我们的经验，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胡耀邦同志曾经先后两次对我做出批示。除了前面那次之外，第二次批示指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有人赞誉我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可见中央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和迫切。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雷锋的宣传。
就这样，我成了“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影响甚至到了国外，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道。当时，来参观访问的一批又一批，邀请我去做报告的应接不暇，来考察调研的上级领导也是络绎不绝。原国务委员、老革命家张劲夫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敢于打破平均主义的独到措施十分赞赏，兴奋地比画着手势：“你们这一做法，把这个原来封顶的平均主义大锅给捅穿了，好，好！”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盛名之下的清醒
在出名以后，我并没有自我陶醉或沾沾自喜，而是深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力劝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兢兢业业搞好改革和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和广大群众对我的期盼。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何兆丰先生，约我在上海静安宾馆会面。在简单地介绍了我们进行改革的情况后，我回答了他的提问。最后他表示希望我能去香港创业，说凭借我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我一定会搞出名堂来。他还说只要我肯去，创业所需的资金、厂房和设备等，全由他来解决。对此，我深表领情和谢意。
我诚恳地说：“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关心帮助下，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就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他听后表示理解，不再劝说，并说以后企业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我对自己是这样严格，而对别人都比较体谅。在我出名前的几年中，我先后接收了二十多名社会青年进厂，其中不少是劳改释放的。我认为他们既然已获释就不应该受到歧视，应该正常享受公民应有的劳动权利。所以当县劳动部门来找我商量时，我二话没说，照单全收。
◆被免去厂长职务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是在好好差差、差差好好中迂回前进的。我们海盐衬衫总厂当然也不例外。由于遭遇市场急剧变化的严重挑战，企业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对此我们做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必紧张，关键是企业主要领导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经济形势，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企业重现生机。
就在我们千方百计克服暂时困难，力图重振衬衫总厂雄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8年1月16日上午，上级党委与主管部门的领导来到我厂，宣布上级党委对我处理的决定：免去我厂长职务，并要我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听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我不会去二轻公司报到。”说完我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事先也根本没有找我见面谈话，这完全是搞突然袭击。当天晚上，我含着眼泪，悲愤地大声呼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下去，可悲可叹啊！”此时我已泣不成声，在旁陪我的一位新华社记者也为之动容，暗暗流泪。
全国新闻界的许多记者再次云集海盐，进行公正客观的采访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一人沉浮千夫评说》，《中国青年》发表长篇报道《从高峰到狭谷》。其他媒体记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报道，从舆论上给予我大力支持。一位专业作家来采访时，专程走访了做出这个免职决定的有关领导成员，他们都推说这事自己并不知道。这位作家说：“明明参与讨论免职决定，为什么不承认？说明这个决定是错了，由于文件没有对你做党纪或行政上的处理，无反可平，这种不承认的方式，本质上你已得到了公道。”
被免职后我收到了上千封关心我的来信，写信的人包括企业的老总、大专院校的师生、部队指导员、农村基层干部等。社会名流邓旭初、温元凯、鲁冠球和徐孝纯等，除了在道义上进行声援外，还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关心支持。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关心的不是我步鑫生个人，而是关心着改革事业。
◆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应友人之邀，含着眼泪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北去的道路，再次创业。我先后去了，北京、辽宁的盘锦、河北的秦皇岛。我北上这些地方，当地的党政领导对我十分器重，信任有加。通过我的努力帮助，改变了一些企业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离开海盐北上时，我连差旅费都有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而在北方奔波十年后决定退休时，我工作过的几家企业老总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尊重我定居上海的选择，出资帮我解决了买房的困难。
二十多年来我既有过喜悦的辉煌时刻，也有过痛苦不堪的烦恼。
以往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问题，在上海定居后，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去思考探索，慢慢领悟出一条十分重要的道理：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己对人只要用这个态度，就会心平气和。企业改革也是如此，改革无止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改革措施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第04章 冯根生：我的“青春”基因
【冯根生小传】
冯根生被称为三十年来最“长寿”的企业家。
1949年，年仅十四岁，出生在杭州的冯根生进入“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当学徒，成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家著名中药铺的关门弟子，从这时起他就与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经在药煎香熏里走过了将近六十年的岁月，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中药业的“长青树”。
1972年，冯根生在原胡庆余堂制胶车间的基础上，创建了杭州第二中药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国企改革的“出头鸟”，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评选，冯根生是浙江企业家中入选的第一人。
1992年，他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基础上创办了青春宝集团，并与泰国正大公司合资成立了正大青春宝制药公司。1996年，青春宝集团兼并了濒临倒闭的胡庆余堂，并帮助它迅速壮大。如今，青春宝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当2008年1月七十四岁的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职务时，他已在同一家国企当了三十六年的“一把手”，这让他成为中国最“长寿”的国企老总。
在这三十多年间，冯根生曾因研发“来自宫廷秘方的补药”——畅销一时的保健药品青春宝、搞“豪华接待室”、“儿子兼并老子”等事件而多有争议。在这些事件中，有三起事件更是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是“罢考”风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步入低谷，但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考核厂长的风气却愈演愈烈，财务、用工，以至计划生育政策都成了考核内容。而其时，青春宝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冯根生善于经营，但性情刚直敢言。
1991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出了震动全国的“罢考”风波，按照冯根生后来的说法，“罢考罢了形式主义”。
二是“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1992年，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三是被媒体喧炒的“冯根生难题”事件。经历了1992年和正大集团的合资，而进行的第一次企业改制后，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之风劲吹，经营者和员工持股蔚然成风，正大青春宝计埘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主管单位批准，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作为总裁的冯根生，应该至少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这部分股份需要三百万元的认购资金，而冯根生当时的月薪只有四百八十元，多年积蓄凑起来也就一二十万元，三百万元对于冯根生来说无疑天文数字。半年后，冯根生贷款二百七十万元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按照正大青春宝当时的利润增长速度，已六十三岁的冯根生要还完这笔贷款，至少需要十二年。
可以说，冯根生所见证的既是我国中药业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发展史，又是共和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商业史。
1949年1月，迫于生活，十四岁的我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做学徒，成为这家百年老店解放前的关门弟子。我从1972年起担任青春宝集团前身——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主要领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和我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次次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在国家没有追加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将一家固定资产只有三十七万元的“作坊”，发展成年销售收入十九亿九千万、利税五个多亿的现代中药城。改革难，国有企业的改革更难，要改革发展，必然有矛盾有斗争，要有人当“出头鸟”。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旧体制的束缚，我一次次地成了“出头鸟”，其中印象最深的，至少有十次。
◆好药多磨，推出“青春宝”
青春宝是我们产品中的“当家花旦”，我们集团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它已经走红了近三十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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