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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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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死因，一直是人们猜测和疑惑的不解之谜。家庭长期遭受政治迫害和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了刚刚定居林县的郭小林以沉重的打击。而当郭小林还没有从失父的悲恸中醒过神儿来时，1977年的高考消息意外地传到了他的耳边……
我要上大学！郭小林的第一个反应极其清晰和坚决。这也是父亲郭小川对儿子的期望。
那时的林县，交通落后，信息十分闭塞。从郭小林得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向学校提出休假学习时起，离考试开始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教学工作很忙，只能给你三天时间。”学校领导说。
三天就三天吧。天生就有诗人气质的郭小林不以为然。
那会儿我可狂了——早几年在北大荒推荐上大学时，有人问我，如果是省师范学院你上不上？我竟然不屑地说：不，要上就上北大清华！这后来还曾成为团支部批评我骄做自满的证据之一；因我那时已在省级报刊和兵团小报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在知青中小有名气。转到内地农村中学后，见有的教师对学生这样解释“厦门”：厦门就是中国最大的百货商店……你说，年轻的我能不狂吗？所考四科中，我自信语文、政治、史地毫无问题，也来不及复习了。麻烦的是数学。文革前我考上高中，没有上学就去了农场，十几年用进废退，文字能力颇有长进，但那点初中数学的老底子，早就忘到爪洼国去了。于是手忙脚乱地找书、求人，求县一中高中数学老师给我辅导；三天里没黑没白，一天十几个小时地看书做题，满脑子全是xy、sin、cos……什么眼睛、什么睡眠，全都管不了了，拼了！大考之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是1977年12月7日），我一早赶到十几里之外的另一所农村中学，考场就设在那里。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静，大概是自信能考好吧。环顾周围的考生，似乎少有知青模样的，全是二十来岁的农村孩子——而我那年恰满三十周岁。
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那时分不分一二三志愿，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反正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不出所料，语文等三科，都是提笔即答，一气呵成：作文我最为得意，因为我在这种现场命题的作文考试中动了真情，落了眼泪。作文题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一见我便心中暗喜：这不正是为我预备的吗！稍加琢磨便伏案疾书——“当我翻开新出的画报，见到新建成的毛主席纪念堂的大幅彩照，我便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进京瞻仰主席遗容的情景，我的心又飞向了纪念堂……当我站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我心中激动地默念着：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可不是一个人来看您的，我是带着两颗心（一颗知青的心和一颗老战士的心）来的！”——接着，我回忆了父亲在林县听到毛主席逝世时的悲恸心情，他让我给中组部打电报请求回京参加遗体告别的情形，以及他因意外事故去世而最终未能见主席一眼的遗憾；我还叙述了当年他在延安如何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和诗人、他如何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如何率领我们拨乱反正，等等；当然最后结尾时也不忘加上“大颗的眼泪滴落在画报上，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我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力量”云云。这篇作文当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时代印记，说了些套话，但我确实是动了真情的，在写到“带着两颗心”处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眼泪真的夺眶而出，滴落在考卷上。据一个当时被抽调到安阳地区参加阅卷的教师事后告诉我，他听说我这篇作文被当作了全地区的范文，大家都认为写得不错，但由于在“飞”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够、对华主席歌颂得不够两点，未能得到最高分。考试结果，我落榜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本以为即使数学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而且我天真地幻想着，万一我考得不大好，国家不会不考虑刚刚从“文革”废墟上站起的中兴大业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开一面让数学虽差却在文学创作上已崭露头角的我被破格录取呢？然而，我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是多么荒唐！其实，那时教育战线的极左影响还极深，表现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届等大龄考生——以二十五岁为界，应届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为150分，大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则为250分；年龄相差十岁，分数线却相差了十的平方！据别人告诉我，我的总分是240多分，数学不是0分就是仅二三分，与录取线只差几分。我就此与大学无缘。
倘若是在北京，或许消息灵通一些，我会和老三届们一起，去做拦蒋南翔同志的车之类的事情；或者，今年没考上，来年再考（据说1978年高考形势就有了极大改变，对大龄考生一视同仁了，题也容易一些）；我的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我困守穷乡，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考大学——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说明我的愚蠢——从而失去了78、79两年再去争取的极好机会。
今天，已是年过半百，但依然从里到外冒着诗人“傻气”的郭小林这样对我说。
“那时我考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习，不如说是为了调回北京。这是第一个误区。”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学生涯时回忆道：“为了调回北京，1980年借调在京期间，我还有过两次考研究生的念头。头一次是写信询问北大的谢冕老师，得到的回答好像是当年他不收研究生；时间隔得太久，记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简章之类，匆匆一看就草率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吴开晋老师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专业；还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师大报名站去报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况也不摸底，就在报名之前给吴老师写了信。在报名站，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凭又不成，晋级、评职称、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无不受此影响。在几经犹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终于决定去考成人自学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门课程，门门不易——又给吓回来了。1988年秋，我自己给自己鼓了好几回劲儿，终于又下决心去考民族学院的成人函授大学。那天，好容易打听到报名地点，沿着民院新楼的楼梯往上攀，见身边上上下下全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学子，不知何故就自惭形秽起来，越往上攀越没了勇气，到了报名处，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想到只有自己是个四十多的半大老头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实谁也没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时候，我的勇气终于泄尽，终于象逃也似的跑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学习、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丢人嘛，你说你害的哪门子臊！但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学拒我，是我拒大学也。”
如今女儿已大学毕业的郭小林说：“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只是没有时间——忙了单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写东西——虽说其实也没写出个样儿来，却总是牵肠挂肚，因为我不甘心当年的辉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学嘛，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
像郭小林这样欲以毕生的时间圆其大学梦的人，在中国有千千万万。
第二章 备战黑七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饺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大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权力，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兵马未动先出招
认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个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因为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中学之名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五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近乎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其它学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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