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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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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但前提是他意志的自由。因为他自由，所以能选择；因为他选择，所以他负责。因此，不负责任的选择和行为不是自由，没有自由的人也既不必负责，又不能负责，而只有〃委过〃和〃受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时代的中国人是既没有自由也不负责任的。
先说皇帝。皇帝负责吗？不负责。因为皇帝从不认错。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皇帝真正认过错。他也不能认错，至少不能随便认，因为他已经被法定为〃天下第一圣人〃。他的身份是〃圣上〃，他的身体是〃圣躬〃，他的意志是〃圣旨〃，他的讲话是〃圣训〃。无论他做出什么决定，丹陛之下都是一片〃皇上圣明〃。他怎么会有错？又怎么能认错？如果有错，那肯定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比如奸臣蒙蔽，或者天时不利。所以，如果要认错，也一定会把责任推卸干净，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之类。在这里，有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酒。如果不是〃酒醉〃，他原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他也只有〃后悔〃（悔不该），没有〃反省〃，更谈不上〃忏悔〃。
上行下效。至尊天子既然不认错，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认；至尊天子既然不负责，帝国的臣民当然也不负。没错，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但这只是承担后果，不是承担责任。责任，那是没有的，也是不负的。因此，我们也就只有〃赔罪〃，没有〃道歉〃；只有〃受过〃，没有〃负责〃。
同样，至尊天子既然没有〃反省〃，帝国的臣民自然也只有〃后悔〃。而且，当他们后悔时，也都无一例外会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某些〃客观原因〃那里。比如阿Q 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后来看见了小尼姑。正如崇祯之所以亡国，皆因〃群臣误我〃，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负责都做不到，又怎么能对国家负责？
也就只能假负责之名行推卸之实，比如下〃罪己诏〃。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变不断。从公元前178 年，到公元前2 年，皇帝为此颁布诏书五十七次。其中可称为〃罪己诏〃的，宣帝有八次，元帝有十三次，成帝有十二次。但这绝不是负责，而是典型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因为在这里，皇帝承担的，是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如果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祸异变，是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当然该他负责。问题是并非如此。那么，他又下什么〃罪己诏〃？显然，这种极端负责的背后是极不负责。它甚至不是反省和检讨，而是作秀和炫耀：一是炫耀自己的仁慈本心（因爱民而不惜自责），二是炫耀自己的无私品格（连不该承担的事情都勇于承担），三是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只有皇帝才有资格为天灾而罪己）。因此，历代皇帝都不在乎下〃罪己诏〃，也不怕措辞严厉。因为自责得越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这就正如他的称孤道寡，越是谦虚，就越是自夸。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地震、洪水、火山爆发等等灾变都能负责，那他不是神又是什么？
尽管皇帝的这种自责其实极不负责，但至尊天子能够如此痛心疾首，说〃四方有罪，罪在联躬〃，已让广大臣民感激涕零。不要说不敢，就是敢，他们此刻也不忍心再追究皇帝的责任了。于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在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的同时，规避了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天灾〃之中〃人祸〃的责任。事实上，在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降临之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往往不止于天灾，同时还有人祸，比如预警不力，防范不严，救助不快，指挥不当等等。究其原因，则又往往因于机构瘫痪、官员昏庸、相互推诿、上下隐瞒，甚至贪污腐败（比如将防洪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 ，因此是典型的人祸。这才真是应该检讨和追究的。然而皇帝自己不说，臣民也不问。在冠冕堂皇的〃罪己〃名义下，所有的（包括皇帝，也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和昏官冗员的）责任，都被推卸得一干二净。
帝国对其责任的规避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宣布自己承担不该承担之责任，另一方面，又将自己应负之责交给无力负责之人。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一直被当作〃爱国主义精神〃来弘扬的说法，也确实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士精神，应该肯定。但我们要说清楚，这种精神，民间提倡则可，官方提倡则非；民众说说则可，帝国大讲则非。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责任的主体搞颠倒了。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天下兴亡，政府有责〃，或者〃天下兴亡，天子有责〃。因为这天下不是匹夫匹妇们的，而是皇帝的，或者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皇帝自己〃坐天下〃，却让并不坐这天下的匹夫匹妇们为其兴亡承担责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实，即便这天下是匹夫匹妇们的（比方说在民主制度下），他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民主制的要义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并不等于〃责任在民〃。实际上，〃人民〃和〃天道〃一样，都是不能问责的。你无法追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人民〃的责任。而且，从法理上讲也不能追究，正如不能追究〃天〃。天如有罪，〃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就不正当。同样，人民如有罪，〃治权民授〃的民主制也不正当。因此，在君主制下，皇帝可以罪己，不能罪天。在民主制下，总统可以罪己，不可罪民（不可以怪罪人民不该选自己当总统）。民不可罪，故〃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事实上匹夫匹妇们也负不了责。一个无权无势连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匹夫，岂能担当〃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只是做好自己一份本职工作，比如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责任与身份必须对称。因此我们只能说，种好庄稼，农民有责；开好机器，工人有责；教好学生，教师有责。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天下与匹夫却不对称，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因此不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无责，不等于说民众没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权利，更不等于主张大家都不关心天下兴亡。但这不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能叫〃天下兴亡，匹夫有心〃，或〃天下兴亡，匹夫可问〃。而且，也只是关心过问而已。至于这天下最后是兴是亡，则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居然成了共识，甚至成了事实（比如民众自发地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那就只能说明该负责的不负责，能负责的没负责。
该负责任也能负责任的是政府。作为国家政令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政府对天下兴亡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授权人自己不行政，就像公司的股东大会不具体管理公司一样。正因为自己不管理，才可以问责于经理。同样，在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及其代表不能行政。在君主制的国家，则君主不能行政。因为行政者是要负责的，而负责者是不能问责的。负责人问责，岂非自己问自己？结果必定是既无人问责，也无人负责。这在政治学上，就是所谓〃必元首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内阁〃； 〃必君主无责任，然后可以责诸大臣〃。也就是说，必须有负责的（代理人），有不负责的（授权人）。负责的不能问责，问责的不能负责。有人问责，有人负责，才有责任。
然而帝国制度却与此原理相悖。首先，它的授权人是不可能问责的，因为它的授权人是〃天〃。天何言哉！天，什么时候责问过它的代理人（天子）呢？尽管〃天意〃也被解释为〃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民众又何曾能以〃天〃自居？不要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责问〃代理人〃（皇帝），就是想问也问不了。因此所有的皇帝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不负责任。不负责任也是必然的。因为他既没有实际上的负责对象，也没有实际上的问责人，同时也不存在立竿见影的奖惩。再说也奖无可奖（不能再提级别或多发工资），惩无可惩（无法立即将其撤换）。即无奖惩，又无责问，却指望他极其负责，岂非太过天真？
政府也不负责。因为它的责任和责任关系正如帝国的产权，同样是不明晰的。接受〃天意〃或〃民意〃授权的是皇帝，不是帝国政府。皇帝本人在接受了授权以后又亲自行政（至少在理论上和名义上亲自行政，叫做〃亲政〃） ，因此不具备问责权。事实上皇帝也从不向政府问责，只不过将其中个别官员视为〃替罪羊〃。他们的任务，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承担〃后果〃。当皇帝需要〃平民愤〃（也可以理解为〃息天怒〃）时，就会将其中一个或几个撤职查办甚至充军杀头。这其实是〃问罪〃，不是〃问责〃。人祸的责任依然无人追究，因为那责任归根结底是皇帝的。
至于民众，从来就是没有问责权的。即便有，从理论上讲，也只能问皇帝，不能问政府，因为政府并非〃责任内阁〃。正因为这政府不能问责，因此，帝国的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不能叫〃政府〃，只能分别叫做〃朝廷〃和〃衙门〃。政府与衙门的区别在于：政府是服务人民的，衙门则是统治人民的。所以，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服务不好，人民就可以追究其责任；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则只能视衙门为虎口，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能问责？
于是，帝国便常常会处于一种〃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即名义上有政府，实际上无政府。比方说，决策的时候有人拍板，出事后却无人负责；或者拍板的人不负责，只拿承办的人问罪。最典型的证据是庚子之变。宣战的是慈禧太后，顶罪的却是别人。而且，八国联军一打进来，这位本该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便跑得无影无踪。责任二字，是提都不要提的。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国家的元首和皇室更有责任心。比如2002 年春以一百零一岁高龄去世的英国老王太后，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因为她在战争时没有离开过伦敦一步，尽管她原本无此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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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在矛盾 五 变法与动乱
毫无疑问，帝国历史上也有勇于负责和试图改革的人，比如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帝国历史上多次变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次。说它最具典型意义，不仅因为这次变法决心大（皇帝和宰相意向高度一致），力度大（专门设立了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争议大（从北宋神宗朝一直争论到南宋高宗朝），影响大（论述历代变法者均首推此次），还因为它发生在王朝和帝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此次变法，大约始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 年），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 年）。这时，全部帝国史（公元前221 年至公元1911 年）刚好过去一多半，北宋王朝（公元960 年至1279 年）则过去了一大半，正处在〃盛极而衰〃的岔路口上。因此，这次变法的成败，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问题的解答：集权王朝究竟有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避免走向衰落和灭亡？帝国制度也究竟有没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规律和宿命？
这可真是性命攸关。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安石表现出难得的智慧和惊人的勇气。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小范围的试验后，他毅然上书，力主变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主张。这就是后来陆续颁布并实行的青苗、免税、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新法如果能够不走样地得到实施，大宋王朝是有可能重新振作的。何况王安石的运气也很好，他遇到了刚刚登极的宋神宗。那时神宗年方二十，正是希望能够大有作为的年龄。少年天子，风华正茂，岂容朝廷萎靡不振，要员暮气沉沉，国家贫弱疲软？一个是志向不凡，血气方刚；一个是坚忍不拔，锐意革新。君臣风云际会，一拍即合。于是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便在全国铺开。
然而结果却令宋神宗和王安石大跌眼镜。新法实行以后，不但朝廷重臣（如司马光等）群起而攻之，而且举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小官郑侠也忍无可忍，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 年）四月画了一张《 流民图》 进呈天子御览，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 而且扬言，废除新法后如十日之内天不下雨（其时全国已大旱达十个月之久），请斩臣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神宗不得不下诏暂停新法。据说，诏书一下，便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小说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宋神宗和王安石去世后（公元1085 年和1086 年）没多久，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公元1127 年初），正所谓〃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从熙宁变法，到北宋亡国，前前后后也不过五六十年光景。我们当然不能说北宋王朝是王安石搞垮的，但变法加速了王朝的覆灭，恐怕也是事实。
那么，难道是新法真有问题？
应该说，王安石实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许多政策都兼顾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甚至是很替农民作想的。比如〃青苗法〃就是。〃青苗法〃的精神是〃摧兼并，济贫乏〃，意在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具体的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利息自然是很低的，农民负担得起。所借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国家规定的、充分考虑了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结果是，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
问题在于王安石并没有错。第一，他的动机是好的，出发点也是对的；第二，他的方案原本是可行的，而且在？？？县试行时效果良好；第三，他不全面铺开，不下达指标也是不行的。不全面铺开，变法就是纸上谈兵；不下达指标，官员就会置若阁闻；而一旦全面铺开，并下达指标，新政就会南辕北辙，面目全非！那么，地方官不从中盘剥不行吗？不行，其原因已如前章所述。把地方官统统除名也不管用，除非不要官僚集团，这当然也办不到。在这一点上，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然而结果却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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