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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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冯国璋遵命停战，袁世凯还是不放心，随即用段祺瑞替换了他，让他回到北京。到了前线的段祺瑞，虽然对于指挥部队作战无所用心，经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窜，但却能很恰如其分地摸准袁世凯的脉搏，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带领众将，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帝制，一会儿又坚决拥护共和。一面逼得满人交权，一面迫革命党人让位，政治仗打得好，结果大受宠信。自以为立了大功的冯国璋，却只能在北京坐冷板凳，袁世凯什么真心话都不对他讲。只好闭门谢客，在家生闷气。段祺瑞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鹏前来沟通，被他臭骂一通，赶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袁世凯，要求坚持君主立宪，查封南北的报纸，取缔报馆，严查鼓吹叛乱的“奸人”，甚至不惜跟包庇革命党的外国人翻脸。这样的严重不合时宜且又不靠谱的上书，惹得全国舆论大哗，连在华的外国人都很生气。唯独满人贵族，倒是对这个忠臣大有好感，大有全指望他了的呼声。即便如此，朝廷也只赏给他二等男爵——都死到临头了，对汉人还这么吝啬。当然，冯国璋再死心眼，也是北洋之狗，袁世凯不发话，他什么也做不了。鼎革之际，身兼禁卫军统领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拼命为全系满人的禁卫军说话，保全了这支队伍。以至于后来这支没有战斗力老爷兵，就赖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他毕生的负担，从代理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还得为这帮老爷兵筹饷。

冯国璋虽然有点死心眼，但毕竟在辛亥革命中打败了革命党，为袁世凯争得了更优裕的谈判空间，无论如何都算一条好狗，忠狗。所以，战后袁世凯赶走了革命党人属意的直隶都督王芝祥，还是让冯国璋坐上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个头号反革命，怎么会被革命党轻易放过？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

有着最可恶的反革命经历的冯国璋，遭到革命党人的憎恶，理所当然。但是，被当众羞辱的冯国璋，却有这样的胸襟，不仅没发丘八脾气，给议员小鞋穿——这并非办不到，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挟私报复的事有的是，狠一点，派人把议员做了，也不是办不到。可是，这个都督反而低声下气递小话道歉。不能不说，这位北洋宿将，还真是有些涵养。不幸成了反革命的冯国璋，其实并不懂政治，指导他行事的，往往是日常的道德和规矩。本质上，没有经过民主启蒙的他，无疑是保守的。领兵进攻武汉，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打得正好，上头不让打了，也只能服从。但是，让他翻云覆雨，像段祺瑞那样，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坚守帝制，却是做不来的。对民主政治，他肯定不懂，但已经民国了，议会的规矩，却要尊重。因为日常的道德告诉他，但凡规矩，都是要遵守的。毕竟，北洋之狗，是个文秀才。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之位。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悄悄下了另一个绊马索——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

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些许小把戏，根本无碍大局。所以，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俩小花招，都一口答应。答应的太痛快了，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急忙派出一个由前翰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北上前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7日，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立刻受到袁世凯的盛情接待，袁世凯下令打开正阳门，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大门进到内城来，享受无限的尊荣。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并且大宴专使，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可是，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随后查明，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

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说是乱兵不大像是成心作乱的乌合之众，上街抢劫，蒙头蒙脑，缩手缩脚，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抢劫顾问”，告诉他们什么值钱。而据当时的第三师的一位参谋回忆，在兵变发生之前，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对北洋军更不利，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三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挑明了要找点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几嗓子“宫保（袁世凯）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把这些人吓走。虽然说，此说没有旁证，但这样的诈术，此前袁克定也干过。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他居然跟北方革命党人合作，收买好些人力车夫，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吓唬小皇帝。同时暗中嘱咐警察，不要干预。这种伎俩，跟此番兵变，简直异曲同工。所以说，袁克定办这种事，是太有可能了。很可能的是，曹锟这种憨货，生生把事给办砸了。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事情闹大，烧抢的地方太多，伤及袁世凯的面子。所以，事情过后，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当然，这种事，实在也是难以掌握，那个年代当兵的，有机会起哄抢劫，没有不乐意的。所以，事一旦闹出来，就越闹越大，刹不住车。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似地跟着兵变了。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关于兵变，还有另外的说法，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曹锟的兵，原本纪律就不好，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而时为第三师旅长的陈文运，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剪辫，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战时的补贴）。但是据说，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袁克定布置的时候，没敢告诉他，怕他死心眼不肯干。显然，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已经变了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任何时代，兵变都是砍头的罪。所以，兵变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好的阴谋。

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北方人，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况且，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在南边定都者，大多为偏安之局。所以，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的南方，调虎离山的策略，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南方，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但是，如果能不走，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因此，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所以，骂过一顿，也就了账。曹锟还做他的师长，参加兵变的人，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而袁大公子，则依旧翻云覆雨，玩他的权术。这样的结果，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

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革命成功，武昌首义功臣，个个被捧到天上。毕竟，人家冒险犯难，放了第一枪，才有了民国。但是，民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1912年8月15日，武昌首义的大功臣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在北京被军法处抓走，当日执行枪决。张振武是首义三武之一，所谓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张振武则是共进会的骨干，蒋翊武则是文学社的负责人。在革命的筹划过程中，张振武由于家境富裕，跟刘公一样，属于湖北革命党的财东，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起义后，他们三人共掌军务部，属于鄂军政府的核心部门。在汉阳保卫战中，张振武落水，几乎丢了性命。然而，打仗没死的首义英雄，却在战后被亲手建立的民国政府处死，的确有几分蹊跷。

袁世凯杀了首义功臣，舆论大哗，议会大哗，同盟会也大哗。面对铺天盖地的质问，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杀张振武是黎元洪的意思。黎元洪密电里，张振武的罪状主要有二。一是现在的罪过，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武汉的几次风潮，都是他的主使云云。二是历史问题，说他在1912年初，拿了数十万去上海购买枪械，挥霍一空，有贪污嫌疑。而且，据黎的密电，说他到北京后，还经常利用京汉铁路之便，往返京汉两地，每回来一次，弄得武汉上下神经紧张。

有人说，是张振武对黎元洪这个强拉出来的都督不敬，动辄对黎元洪拔枪大呼小叫，导致了杀身之祸，我看这仅仅算是一个诱因。尽管说，当初革命党跟黎元洪的结合，原本就是无奈。黎元洪做了首义头号功臣，像张振武这样老革命党，绝对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个，黎元洪就动了杀心，倒也不大可能。这种不敬之怨，顶多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还有人说，是革命党人自身的分裂，促成了张振武的被杀，而孙武要为此负责任。的确，战后的三武，已经有了嫌隙，尤其是孙武和张振武之间，更是不和。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连自己的号也改成梦飞和遥仙，跟孙中山的号逸飞和逸仙遥相对应。革命后，由于跟同盟会有了矛盾，就再次另起炉灶，成立民社，奉黎元洪为首领，把昔日的“哥哥”丢在了一边。因此，湖北这些依旧奉同盟会旗号的同志，势必要跟他算账。但这些矛盾，是不是会导致孙武要黎元洪杀了张振武，也还真的不好说，至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当然，黎元洪的密电，关于张振武的历史问题是扯淡，当时战争并未真的停止，革命党人花钱乱来当然不假，但是鄂军政府内，这样做的又不是他张振武一个，大家都在乱花，否则湖北积攒下来的那么多钱，怎么花掉的？按当时的情形，乱花钱是有的，贪污就不一定了。即使贪污了，当时不抓，过后算账，谁能服气？显然，真正送了张振武性命的，是鄂中接二连三的风潮。这些风潮比较大一点的，有武昌军人群英会的变乱，这些人抄了孙武的家，后来被镇压，军官祝制六等三人被杀。然后是湖北裁兵风潮，退伍兵交哄作乱，到处放枪。再就是南湖马队倒黎兵变，马队第二标，整队叛变，城内还有配合的机关。幸亏黎元洪事先得知消息，预作防范，才扑灭了兵变。至于小的风波，几乎无日无之。被裁撤的退伍兵，成群结队，或上街要饭，或聚众闹事，或围衙请愿，让黎元洪焦头烂额。据说过年都不让老百姓放鞭炮了，一听鞭炮响，大家就以为兵变，军政官员都受不了了，真给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革命时，大肆招兵，唯恐不足。湖北一地，已经有八个师及一些零散的军队了。仗打完了，就当时的财力而言，湖北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唯一的办法就是裁（战前，湖北才一镇一协，及一个师加一个旅）。从来都是招兵容易裁兵难。裁了兵，难裁官。湖北一下子从八个师裁成三个，没法不乱。据说，对于裁兵，张振武并不赞同。是否参与了各种“倒”风，策动过兵变，还真不好说。反正，裁兵一定会导致军队内部的争斗加剧——位置少了嘛。这些革命元勋再在里面一搅和，明争暗斗，个个能量都那么大，黎元洪的椅子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情势上讲，黎元洪杀一儆百，对于弹压地面，稳住局势，有莫大的好处。话说回来，从事后的反应看，那些想求个太平的市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裁撤的军人，他们对杀张振武也拥护。不管怎样，证据是否确凿不要紧，杀个把气焰嚣张的大头，对于震慑众多的退伍兵，绝对有用。

当然，黎元洪这活儿，干得很不漂亮。要杀，在武汉杀就是，只要证据确凿，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一面堂而皇之地把人送往北京，说是袁大总统另有任用；一面密电袁大总统做掉这几个人。借刀杀人，玩权术玩到袁世凯头上，当然班门弄斧。袁世凯一面当机立断，杀掉张振武，彻底毁掉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一面公布黎的密电，把黎元洪借自己的刀，递回他黎元洪自己手上去。从而确保了革命党人虽然义愤填膺，却没法因为这个，跟自己闹翻。

后来，张振武的尸体被运回湖北，在他的家乡安葬。路过武昌，孙武也好，黎元洪也好，都抚棺痛哭，厚加礼葬。但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