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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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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总税务司，是个比较独特的政府机构。从起源上讲，这个机构跟总理衙门一样，是清政府被迫成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在西方列强面前，放弃固有的朝贡体系，成立涉外机构。这个机构，在外国人看，是外交部，但在清朝自己看，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光是双关语上的自尊自大，实际上也是把所有涉及西洋的所有事务都管了。所以，涉及洋商来华贸易的海关事务，当然也得管。虽然清朝过去也有海关，但基本集中于广州一地，具体事务也是由行商代管的，新型的海关事务，没有人明白，加之总税务司成立时，清政府的鸵鸟思想依旧还是主导，连成立总理衙门都是临时应付，更何况总税务司。结果，这个临时机构中的临时机构，就大方地交给外国人办了。
当然，办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当初的临时机构，不仅没有取消的可能，而且越办越大，总税务司也越办越红火，原来微不足道的关税，逐渐增加，也成为了朝廷的第三大收入。总税务司，最终变成了承包给外国人的一个政府机构。由于体制的缘故，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挂在“外交机构”下面，而且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税务司赫德，又长期跟清政府关系密切，包括跟政府要员个人关系密切。所以，半是因为体制的原因，半是因为承包者个人的原因，总税务司跟总理衙门难分彼此，跟各国公使过从甚密，频繁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和过程。在中国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置使馆的时候，总税务司甚至通过派自己的人进去做翻译，掌握中外交涉的第一手资料，干的像是间谍的活计。反过来，总税务司的事务，却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插手。各地分税务司，则跟各地的外国领事，尤其是英国领事来往多多。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洋商在到达中国之时，必须告知本国的领事，所以，海关收税也必须跟领事打交道。作为洋人的税务司，出于个人的偏好，也喜欢跟领事保持密切的往来。
不管在李泰国还是赫德甚至清末的安格联时代，总税务司都是一个独立的封闭体系。不仅制度和规矩是外国的，连人员也是外国的，中国人顶多能做最底层的职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各地税务司，跟外国领事往来密切，却从来不买地方政府的账。由于这么大一笔收入地方政府不能染指，而且随着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努力深化，税务司的手，逐渐借厘金的抵押问题，伸到向由地方管理的厘金领域，所以，清政府的地方大员，几乎都对税务司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不满。但是，他们对于这种得到中央政府和列强双重加持的机构，却也只能徒呼奈何。这样的机构，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吧，它却对保障列强在华的利益更有兴趣，尽管这个兴趣，大体上能限制在它业务范围之内。你说它是列强代理人吧，它又的确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如果不是归它管理的话，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有如此大项的收益。
其实，无论这个机构有多么的独特，但在制度上，它就是中国的一个海关总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理由中立，也没有资格中立。其中的洋员，其实也没有资格宣称自己不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因为资格最久的总税务司赫德，曾经多次强调，总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就是中国政府雇员。从法律上，毫无疑问，这个机构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雇员都得听命于政府，政府如果换了，就得听新政府的。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面对一个充斥了洋人，而且跟当地外国领事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无论如何都硬不起来。不碰洋人，是革命的一个雷区。你说他们软弱也罢，革命不彻底也罢，反正那个时候，所有革命党人，都生怕被列强视为义和团，好像一旦被人这样看了，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没了。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尊重或者说畏惧这个精神上的雷区，保障了税务司的独特性。
【股票建起革命军】
孙中山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这话有几分道理，保路虽然未必能保出革命来，但保路本身引发的不满情绪，的确助了革命一臂之力。革命爆发，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转化为四川各地的暴动，导致四川的光复。而这个运动所要保的四川铁路公司，反倒被人全然忘却，在宜昌一带修铁路的工人都失了业。不过，被人忘却的四川铁路公司，其实在革命中还是有点作为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川人不仅组建了一支北伐军，而且这支军队回到了四川，成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最主要的武力，在后来四川第一波军阀混战中，有上佳的表现。
这件事，得从四川老牌的革命党人熊克武说起。熊克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校混了一阵，这个日本浪人办给中国人的学校，据说是革命党的摇篮。熊克武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在四川多次策动起义都没有结果，辛亥年春，作为四川的选锋，参加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逃到陕西潜伏起来。武昌军兴，他和一些川籍的革命党人陆续来到上海，准备组织一支四川人的军队，参加北伐。协助他的，就是后来刺杀良弼的彭家珍（后来他离开了部队，北上干大事去了）。组织一支军队，第一位的要务是钱。四川铁路公司当初不肯被朝廷接收，很大一个原因是公司放在上海购买器械和材料的钱，大部分在炒股中被黑掉了，成了一笔烂账。但是，骆驼倒了还有架，由于保路运动，没有被收归国有的四川铁路公司，并非一分钱没有，还残存大约一百七十余万两的兰格志股票。兰格志是一家英国公司，主营橡胶和石油，这个公司的股票，在1910年中国橡胶股票风潮中，是特别受追捧的一支，此时，这支股票已经跌到当年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属于有信誉的国际有价证劵。如果能把这些股票弄出来，一样可以作为抵押，买到武器。
当时的这些股票，由四川铁路公司在沪的四川商董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保管。于是，在沪的革命党人，就通过各种关系，极力向两人游说。但是两人以款项太大，责任太重，迟迟不肯答应。在这时候，同为川人的黄祯祥在武昌起义中为黎元洪的卫队长，在武昌保卫战中受伤，来到上海疗伤，伤好之后，也起了另组军队的野心，当然，打的也是这些股票的主意。黄祯祥刚从战场上下来，比较生猛，直接带了十几个人，带着枪，把童子钧绑走，关押在一间房子里，逼其就范。熊克武闻讯，这个加入了袍哥的革命党，觉得这样很不像话，于是找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带了一个排的人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童子钧解救出来。由于熊的仗义救人，童子钧和贾应权两人十分感激，一激动，居然爽快地将他们保存的股票，悉数交了出来。熊克武他们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江苏都督程德全做保，向日本洋行购买了两千支俄式步枪（大概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子弹两百万发，机枪十二挺，山炮六门，山炮和机枪，都是新式的。按当时的水准，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混成旅的军队了。据说，这笔款子，到了后来成都、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由蜀军政府的存留款里拨出来二十多万，归还了四川铁路公司。不过，对此我存疑。
有枪有钱，不愁招不到人。钱是四川的，枪是四川的钱买的，人也得找四川人。他们在宜昌到万县一线的川汉铁路的修建者中招募了三个营，这些人正在停工失业中，无不乐于从命，对这些工人稍加训练，组成蜀军北伐军。就这样，不仅钱是四川铁路公司的，人也是。南北议和，民国告成，熊克武带着这三个营，沿长江西上回川。路过武汉，又从汉阳兵工厂购买了一批步枪和子弹。在宜昌又劫下铁路公司用来修路的炸药数吨，用来制造了一批炸弹，成立炸弹队（熊克武自己当年就学过制造炸弹）。部队抵达万县，小试牛刀，解决了当地驻扎的一千多巡防营。由于枪多人少，部队陆续扩张，到了重庆之后，又接收蜀军军政府的一部分部队和枪械，队伍扩为一个师，编号蜀军第五师。然而，这个师的人员，比别的部队两个师都多，军官中，以青年学生为主，有朝气，有理想。后来被称为蜀军战神的刘伯承，也在这支队伍里做军官。更扎眼的是，这支军队装备在蜀中最为精良。四川地处偏僻，运点武器进来不容易，好多由保路同志军改编的部队，还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但是，第五师却一色儿进口装备。不用说，这是托了四川铁路公司的福。
在二次革命中，这支跟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军队，草草发难，但并没有真的开打，熊克武就流亡日本，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番号，却在四川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得以保全，但是也只能过着后娘养的日子，粮饷不继地苟延残喘。但是由于这支军队武器精良，代表袁世凯统治四川的督军胡景伊，始终也不敢下手剿灭之。袁世凯称帝后，机会来了，云南护国军入川，熊克武溜回四川起兵讨袁，迅速崛起，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川第一波混战中，利用入川的滇军做后援，熊克武占了先机，然后再甩掉想要倒他的滇军，脱颖而出。他的部队能打，武器又好，一度居然成为四川的统治者，部队一度扩张为五个师加两个旅。但是，四川这个地方，派系纷纭，树一大就招风。不仅其他系统的川军对熊克武不满，就是国民党系统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在督军椅子上没有坐热的熊克武，不久就在众军围攻和众叛亲离中下野。当年锐气正盛的蜀军，也四分五裂，乱七八糟、分分合合地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混战当中，人都变了军阀或者军阀的炮灰。那批用四川铁路公司的钱买的洋枪洋炮，原本是要用来革命的，最后却在四川人的自相残杀中，一次次派了用场。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十六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郭先生。好大学办得可以跟西方比肩，烂大街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和名人丑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南统和北统，都是武力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可惜，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校长就是后勤总长，即便如此，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那时节，市面上的流行歌曲，就是京剧唱段，贩夫走卒，也会哼上两段。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跟人不一样，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得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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