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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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此，实际上谘议局的选举，就是士绅自己的事情，连商人参与的都不多，除非商人自己原本就是读书人，或者像张謇和陆润庠这样的状元商人。士绅们互选互推，组成了谘议局。因此，士绅力量比较强大，士绅比较活跃的地方，选举就比较踊跃，也比较像样，反之，边远省份，选举就比较冷谈，像新疆，就干脆选不出来，只能缓办。

作为国家的准代议机构，资政院的议员，是由两部分人构成的，一共二百人，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举，属于民选议员。一半由皇帝钦定，属于钦选议员。钦选议员中，宗室亲贵以及满汉蒙王公贵族四十八人，各部院的官员三十二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十人。由于新疆未办谘议局，所以该省应选的两名议员空缺，所以，钦定议员，也相应减少两人，一共一百九十六名议员。但由于资政院的总裁副总裁（议长副议长）和秘书长也是钦选，也议员享有表决权，所以，钦选者具有优势。

资政院的权限，跟谘议局类似，可以制定除宪法之外的法律，可以议决国家的财政预算审议财政决算，讨论税法和发行公债。如果军机处和其他国家机关不同意资政院的议决事项，可以提请复议，如果复议之后行政机关依然不同意，可以交皇帝裁决。资政院对于行政机关的作为，如有疑问和不满，可以让该机关来资政院解释。但是最终的分歧，还是得交皇帝最后裁决。

除了王公亲贵之外，无论在朝官员还是学者，大抵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所以，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统计，谘议局的议员具有生员（秀才）以上功名者占将近九成，资政院议员有功名者的比列类似。而且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受过新式教育，多数为留学生。因此，当时试行的代议制，实际上成立的是绅权机构，不是民权机构。不过，在当时整体上民众对于西方代议制极度陌生，完全不了解，对于投票甚至感到害怕的背景下，这种由士绅主导的立宪预备，无疑是合适的。毕竟，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导，有着长期的士绅自治的传统。民众虽然习惯于在皇权治下生活，但他们真正信任的，却是身边的士绅。他们已习惯于让士绅代表他们的发言，同时也让士绅主导文化和社会生活，不仅由士绅出头办公益，而且由士绅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如果立宪意味着分权的话，那么朝廷也只能把权力分给士绅，无论如何分不到普通民众那里。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剖析一下传统乡村社会就会发现，中国的乡里社会，不仅存在着血缘伦理上的等差结构，人的发言权，也同样存在着等差结构。即使宗族议事，发言权的大小也是不均等的。小人物需要大人物来代表，即使代表不够充分，也只好如此。士绅由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所以，在整个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变革之前，在迈向民主之初，绅权代表制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人比较过谘议局、资政院和民国时期两届国会的议员，发现还就数清末这种准议会的议员的素质最高。

『三、准议会的声音』

我们看到，无论谘议局还是资政院，都还不是议会。即使连日本那种二元君主制的议会也不如。因为，它们既不能选举行政机构人员，或者议会多数党组阁，同时也不能真正制定宪法。但是，它们也不是以往教科书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朝廷的咨询机构，橡皮图章。尽管谘议局和资政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清朝的政坛上，却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士绅集团在现代政党政治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模式和走向。

谘议局的运作效果存在着梯度的效应，江浙一带最好，其次是两湖，广东也不错，直隶虽然在北方，但由于袁世凯当年督直的时候就有力地推动了地方自治，所以直隶谘议局运作也不错。江浙一带，由于士绅权力一直比较大，地方官员早就习惯了遇事咨询士绅领袖的意见，现在只不过是把从前的幕后运作改到台前，所以，督抚和谘议局，大体合作不错。两湖由于士绅势力也比较大，所以，督抚尽管不情愿，双方总还不至于撕破脸皮。但如果赶上个不大晓事的督抚，也会有摩擦。总的来说，原来的帝制垂直行政架构，突然冒出一个谘议局来，从上到下，都有点不便。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单就能否平等行文这点小事，就闹个不休。各省谘议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争取到跟督抚的公文往来能够大体平行。谘议局和督抚之间，争执最多的，是预算问题。督抚方面原来根本没有预算意识，现在要提交审议，当然处处扞格。此外，四川的谘议局跟督抚在四川铁路控制权上有摩擦，江西谘议局跟巡抚在统税改征银元上有摩擦，广东谘议局则在禁赌期限上有摩擦，云南的谘议局则在增加盐价上有摩擦。这些摩擦和争斗，互有胜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自打有了谘议局之后，官员的行为，总体上说，收敛了许多，从前所谓的督抚专权，在地方政治意义上，正在被削弱。谘议局的出现，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最大的热闹，是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声势高。各地谘议局为此组织了谘议局联合会，已经接近议会政党了。

如果说，地方上的政治，原本就有士绅参与的传统的话，那么，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可是从来没有这种传统。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中央集权，极端的王权。尤其是清朝，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即使军机处，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因为如此，清廷对于资政院，在设计上，就力图使之无害化，钦选议员占多数，为的就是要资政院不给皇帝的中央决策制造麻烦。但是，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打错了。

事实上，即便是钦选议员，选上的大部分也是士绅出身，属于社会中有身份的精英。他们的出身和做派，决定了他们即使是皇帝钦选的，也不可能无原则地成为投票机器，更不可能毫无原则地按明明没有道理的官方意图说话。因为他们是中国的绅士，绅士有绅士的风度，即使是强权，也不可能轻易让他们逾出自己的本分，更何况，当时的皇权，远远没那么强势。毫无疑义，凡是民选议员执意要争的事情，按道理都是他们比较有理的。绅士讨论问题，明显有理的事情，说起来就理直气壮，反之，就话拙气短。所以，每逢资政院起争议的时候，钦选议员往往默不做声，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为民选议员帮腔说话。所以，钦选方面靠议长多出来的三票的微弱多数，根本不起作用。不仅议会辩论，民选议员占压倒优势，就是表决，官方也占不了便宜。显然，若要操纵议员，皇帝钦选部分还是太少，人员也过于精英化，如果他们把议会扩大到一千人，钦选八百，塞进大量只知表决方便操控的傻子，多少还有点戏。

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非常典型。此案的起因是这样的，该年湖南巡抚杨文鼎开办地方公债，未交本省谘议局议决，擅自开始发行。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辏Э挂槲扌В叨冒柑峤蛔收汉艘椤Ｗ匀唬收憾杂谡庋飨缘那秩ò讣砩虾艘樯献唷Ｈ欢⒌鞑榇税钢螅滴唇悔岩榫忠榫觯鼋鍪粲谑杪辗ⅰＵ庋拇恚蘼廴绾味既靡樵泵悄岩苑谝榛崂锍撤颂臁＜肝灰樵敝械摹按笞臁保热缃盏睦追堋⒑系囊鬃谫纭⒙藿埽绷サ牧醮毫兀ㄗ詈笠蝗巫丛群蠓⒀裕堇砹φ岢∩险粕锥昭∫樵保卜追赘胶汀５牵绻收菏且榛幔撬杂Φ男姓梗Ω檬悄诟螅词瓜袢毡镜奶逯疲诟笠惨砸榛岣涸稹？墒堑笔泵挥心诟螅Σ皇悄诟螅鼋鍪腔实鄣拿厥榘嘧印６实郏ㄊ导噬鲜巧阏酰┦鞘率瞪系男姓啄裕墒钦飧鲂姓啄裕从质俏沼凶詈缶龆ㄈǖ墓以住Ｗ收荷献嘀螅⑷绱舜恚淙痪终呤蔷Γ词且曰实勖宕淼摹Ｒ樵泵钦饪谄什幌氯ィ拐床缓贸遄呕实邸Ｋ裕鸵哉裢婧鑫桑Φ阶收豪创鸶粗恃＞σ幌蚴强谙翁煜艿模静挥枥聿恰Ｗ收焊挠勺晌闹饰剩Υ鸶矗挥心诟蟛拍芏砸榛岣涸稹Ｕ飧霭讣姑涣耍颇虾凸阄饔纸恿⑸狡鹧哺秩ㄊ录Ｕ庀旅坏瘸⒛贸龃硪饧收壕途鲆榈谰Α＞σ患执罅耍易约赫獗呙焕恚辖敉仔鹩Χ晕ス娴难哺Ъ右源怼５且丫砹耍獗咦收翰灰啦蝗模致哿税肷危峋霾豢铣废馈Ｊ率瞪希吹笔辈宦撞焕嗟奶逯疲收河Ω檬敲挥械谰Φ娜ㄏ薜模蛭聪芊ù蟾伲实畚沼凶詈缶龆ㄈǎ鼋鍪腔实鄣拿厥榘嘧樱皇鞘裁村龈ǎ实凼遣荒艿赖摹Ｖ挥刑逯票淞耍闪⒃鹑文诟螅趴梢缘馈５牵收喝床还苷馓祝致郏淙桓霰鹎昭∫樵迸冒氡У匚⑺盗思妇浠埃腊敢谰梢远嗍ü献唷；实劢税复蚧乩矗樵泵窃俅慰姑阑实鄣闹熠筒环舷苷瘛Ｓ腥松踔了担绻实鄄淮鹩Γ纱嘟馍⒆收核懔恕Ｗ詈螅收壕尤灰廊灰砸话倭愣说亩嗍敝С旨绦谰ΑＲ榘附手螅阏踔缓昧糁胁环ⅰＪ率瞪希庋囊榘福缇统隽俗收旱娜ㄏ蓿墒浅腥疵挥腥酥赋稣庖坏恪�

必须要一提的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声音，往往会经过报界的放大，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载沣这样的少年亲贵当家之后，虽然办事远不及西太后老练，但媒体的开放程度，却大了很多。不仅上海租界内外的报纸嚣张无比，连天津、北京也有了敢说话的报纸，革命党人居然能钻进北京，在朝廷鼻子下面办报，对朝政说三道四。这也是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的议员们，都那么硬气的原因之一。

朝廷在议会吵吵闹闹，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的情况下，并没有放慢立宪的步伐，作为立宪准备的步骤，1911年5月，朝廷推出了责任内阁。可是，这个亲贵朝廷，一边立宪，一边却在收权，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皇族内阁，里面都是他们自己人。同时，还大张旗鼓地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他们没有明白，士绅们主张立宪的本质是什么？无非是要跟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亲贵们对于立宪多少有一点制度迷信，以为只要立宪的形式在了，大清也就保住了。可是，这种收权立宪的做法，彻底伤了士绅们的心，所有立宪请愿的领袖们，都一致认为朝廷搞的是假立宪。这种时候，平时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就起作用了，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一腔热血换来这么个结果，失望之极。以至于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辛亥武昌起义一爆发，马上就跟造反者掺和到了一起。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愤怒地叫骂，嚷成一片。先是众声一起声讨邮传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不敢到院接受质询，派了代表，结果代表被骂得无地自容。接下来，皇族内阁被否决，新的责任内阁被选出（居然还有人投了黄兴一票）。资政院通过了关于立宪的十九条信条，交由皇帝认可颁布。明确提出，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的制定、修改权在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如果总理大臣不受议会信任，或者下台，或者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国会有批准订约之权，有制定审核预算权等等，还特别规定，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皇帝统帅军队，但对内使用必须经国会同意，皇室开支，由国会议决。按照这个信条，当初预备立宪时的二元君主制，已经完全变成了君主立宪体制。除了保留了一个皇帝之外，这个国家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代议制国家。实际上比立宪派立宪请愿的目标，还要进了一大步。资政院的决议，只有要求处死主张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没有被执行，因为列强不许，还派兵把他护送到了青岛。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室再怎么表态，都没有人关心了，一切都晚了。不久，大批议员就开溜了，回到家乡革命去也。什么都想抓在手里的满人亲贵，什么都丢了，丢得干干净净。中国第一个议会，就这样结束了。

1905年，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江苏的学生们编了一首欢迎立宪歌，有歌词道：“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期待和平改革，和平过渡，上下无苦。可是，立宪在君主，毁了立宪也在君主。毁了立宪，君主也就没了。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懂点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议组织的。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也是这个代表会议选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许总是由少数的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帝制变共和，地覆天翻，居然也是如此。当年各省代表会议的几十位代表，就敲定了中国共和政体的框架，也催生了一个民国的国父。

不过，说起来，这个一向被视为民意代表，而且后来转化成临时参议员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其实很难说代表了民意。一些人是各省都督派来的，还有些则不是，因为像河南、直隶、奉天这些省份，还没有独立，也派出了代表。有些代表说不清到底代表哪一省的，比如章炳麟、蔡元培、顾忠琛、赵竹君等人，还有宋教仁也指定一个代表参加，但是按规矩，宋教仁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福建代表林长民到会之后，由于跟林森之间的恩怨，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小瘪三打了一枪，虽没伤到，也给逼得退出。即使正经由各省都督派出的代表，也不过是都督个人的旨意，并没有经过推举，遑论选举了。但总的来说，这些代表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林森这样有名的革命党人，也有像雷奋、林长民、汤尔和、吴景濂这样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双方是一群要建立西方代议制的新人物。各省独立的时候，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有实力谁做都督，但要筹建一个中央政府，大家还是得玩一回投票。就这样，1911年11月12日（阴历辛亥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江苏和浙江都督府代表，通电各省，要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的问题。随后，移到汉口，南京克复，会议再移南京。

推选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可谓一波三折。在武汉战事胶着之际，黄兴和宋教仁等都在武汉，各省代表一分为二，部分留在上海，部分移师汉口开会。由于湖北代表的动议，说是英国领事居中调停，南北双方停战，希望黎元洪能代表独立各省，方好说话。因此，会议推举黎元洪为大都督，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革命党人担心这样大权旁落，加上武汉这边战事失利，而江浙一带捷报频传，于是留在上海的代表重新推举，把中央军政府变成大元帅制。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本来嘛，一个原本跟革命毫无关系的人，被起义的士兵们用枪逼着成了都督，转个身，居然变成革命后的中央政府的大都督，怎么可能让这些老革命党人服气。但是，谁叫武昌起义的时候，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呢？运气实在太好的黎元洪，阴差阳错做了都督。虽然从开始不说话的黎菩萨，被逼成了不干也得干的黎都督，但位置已经占了。等到革命党领袖黄兴来的时候，也只好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屈尊做了前线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