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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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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湘淮军也不中用的时候,清朝新政,新建陆军的兵制,又为之一变,彻底西化,具体地说是普鲁士化。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排、棚(班),军长叫军统,师长叫镇统,旅长叫协统,团长叫标统,营长叫管带,连长叫队官,排长就叫排长,班长叫棚头。但是军官的军衔,却还没来得及实行西式的,依旧按绿营的阶梯排。这样的军制,虽说西化,但在名称上还有点中国特色的尾巴。这个尾巴,要在辛亥革命之后,进入民国才彻底切掉。不仅各级长官的称谓,连西方军衔也采用了。
不过,在清朝新军和民国军队之间,还有一种新军改进版的军制设计,这就是1907年光复会起义组织的光复军。这个军制,是革命党的女英雄秋瑾设计的。光复军分为三路,北路、中路和南路,北路设三个师团,中路四个师团,南路两个师团。另一说是光复军分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标志,分为光字军,复字军,汉字军……每军首领为大将、副将,然后是行军参谋和行军副参谋。每军下设左、中、右三军,军下设三佐,左佐、中佐、右佐,佐下有尉,左尉、中尉、右尉。但不知师团和军是什么关系,在清朝官吏查获秋瑾的文件中,似乎没有说明。革命党人陈去病写的秋瑾传中,干脆就没有师团的说法。也许,三路师团的设计,是为起事成功扩军以后设计的。
光复军不仅有军制、军衔,连服装都设计好了。军装是白色包头,对襟黑色军服,有肩章,还有胸带,自大将到佐尉,均挂胸带,一如西洋军人悬挂勋章之斜胸带。胸带的颜色代表军衔,黄色最贵,次白色,再次红色,最次浅蓝。跟后来用星和杠来区分,意思差不多。
秋瑾不愧是鉴湖女侠,一个女流,留学日本,不仅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也一直在留心军事。被捕就义前的所谓“口供”,尽管是书吏所录,依然显示出她大无畏的气概,根本不屑于跟审讯官员谈革命党的事,从容赴死,毫无惧色。要论气魄,革命党人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比。她所设计的军制,其实真的比清朝的新建陆军要高明。三三制的结构,直到民国国民党黄埔建军才采用,比北洋(袭承新军)的二二进制要更灵活,更适于作战。这样的军制,有日本的影子,也有一点中国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把日本的军衔也引进来了,有将、佐、尉。不像当时的新军,明明是旅长了,还要挂个提督的衔,就像当时军人的老照片,身着西洋军服,腰挎军刀,头上面还扣一个顶戴。据说日本军队的参谋,不像我们后来理解的瞎参谋烂干事,能量特大,权力特大,所以,秋瑾在光复军里也有参谋一职,就排在大将副将之下。
可惜,设计的如此漂亮的军制,却只能用在一群乌合之众身上。秋瑾赖以成事的人,只有会党。浙江各地的会党,草莽中人,散漫惯了,不大可能按照这个编制组合起来,就是给他们带上军衔,挂上胸带,也一样乱七八糟。一听说要起事,没有命令,自己就先干起来,光复会筹划多年的起义,其实就是被这些草莽之辈的擅自行动给毁了,秋瑾精心设计的军衔,也没派上用场。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北伐军,所用的军衔,大体是跟秋瑾的设计相似,女侠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四川的保路运动,由和平请愿演成武装暴动,暴动的武力,叫保路同志军,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后来当事人的回忆,大多是说,同志军如何同仇敌忾,如何不怕牺牲,反正是仇恨满胸,正义凛凛。好些同志军,实际上有革命党人在里面运作,把保路跟革命连接在了一起,保路,就是革命。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样的回忆,至少,这样的说法,让保路运动的形象大有光彩。只是,历史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些文本,这种文本中,同志军的形象多少有些缺陷,但却比较好玩。
四川的崇庆位于成都盆地边上,离成都不远,物产丰饶,风景秀美。这个地方的绅粮(士绅),拥有的四川铁路股票不少。保路风潮,利害相关,搅动了整个全川,像崇庆这样离省城比较近的地方,自然不可能不被波及。各地都办同志军,崇庆当然也不能被拉下。可是,碰巧这个地方没有革命党,连不怕死的袍哥也没有。当地的袍哥,都属于清水袍哥,不干冒险事的,舵把子就是当地的绅粮。此番弄同志军,不管怎样,都是打仗杀头的事。因此,若干头面人物,绅粮、团总加上学堂的教师议了半晌,组织同志军,竟然没有人敢出头。毕竟有风险,万一失败,拖家带口的,谁也输不起。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也是袍哥,但是是浑水的,当过棒客,为人挺讲义气,也有点人缘,此时因犯事关在邻县灌县的监狱里。大家一商量,把他推出来,让他当头儿,实权还是在他们这些头面人物手里,如果一旦有事,就让这个棒客去顶杠。
大家商量好了之后,派人来到灌县,买通了灌县的衙役,找来另外一个人顶替棒客坐监,把棒客换了出来。没想到,棒客出来之后,却不肯干,认为眼下的事儿,跟他当年杀富济贫的行为不一样,这是造反。他对于反清没有认识,也不认为袍哥就是反清复明的,好端端的,干嘛要造反呢?绅粮们好说歹说,连唬带骗,还带恐吓,加上监狱的滋味不好受,棒客自己也不大想再回去了,被逼无奈就答应了。没想到队伍一拉起来,四乡里好事之徒还真不少,都乐意做棒客的部下。一个木贩子,就拉了一支百多人的队伍,也算是棒客的下属支队,起事那天,看见一个放鸭篷子里有一千多只鸭子,正在找吃的。木贩子一声令下:打赵尔丰!他的队伍马上散开捉鸭子,队伍大吃了几天鸭子。像这样的队伍,当地还有好些,支支都乐意挂在棒客的名下,反正不打清军(看不到),总是跟鸡鸭鹅猪过不去。
就这样,队伍越滚越大,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当地绅粮的洋枪土铳,散了的巡防营士兵的快枪,收罗了不少,一来二去,对外居然号称几万人枪,在川西一带,小有名气。其实棒客能指挥的,不过千把人而已。后来赵尔丰被杀了,保路变成了革命。新的都督要整顿同志军,大部分解散,小部分改编。棒客的队伍,居然给列在改编名录里。震于他队伍的庞大,原来准备给他编一个旅的,结果棒客说指挥不了那么多人,只要一个标(团)就好,于是,棒客变成了团长。木贩子还是回家做自己的木材生意,只是革命的经历也有好处,木贩子在解甲归田之前,让弟兄们把打仗时砍掉的电线杆,收集起来,平白得了好些上好的木材。
棒客做了职业军人,但却不会立正稍息,也不会摆官架子,连训话也不会。识字不多,即使拿人家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也磕磕绊绊,尤其弄不明白新名词,经常乱讲。比如把“宣布”说成“宣一个布”,把“独立”,说成“独一个立”。幸好,立正稍息齐步走这些名堂,可以请教官来办,四川之大,不愁找不到受过新式军事训练的人,队伍列列队,齐步走,好歹像个军队的样儿。不过,棒客的部队,跟别的军队还是不一样,吃闲饭的人特多,当年跟着他混的,凡是不乐意回家种地或者教书的,都挤在队伍里。人家一个团部有两个书记官,他有九个,各个营连里的文职,也都比别的队伍多。反正是有福同享,一起吃大锅饭。这样的人,在后来的军阀之争中,如果没有大的进步,或者得到高人的指点,多半是混不下去的。所以,一旦四川军阀开战,棒客不久就辞了官,带了笔钱,回家买了些田,做他一直羡慕的绅粮去了。同志军统领的经历,没有让他学会别的,只学会了抽大烟,有了闲钱,每日里吞云吐雾,好不自在安逸。
革命改变人的命运,尤其是改变那些卷入其中的卑贱者的命运。对参与其中的棒客、木贩子这样的人,赶上革命,倒霉的,送了命,走运的,则大小发了点财。更多的人,除了生活状况更糟,生计更加艰难之外,什么也没落下,什么也没有改变。四川众多的同志军,忽起忽落,尽管在袁世凯治下,短暂地整顿了一下,但并没有真的让遍地的武装队伍解甲归田。讨袁战争一起,很多队伍死灰复燃,司令军长满地,于是四川遍地烽火,军阀高频率混战。因为四川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草根型队伍。中原的大混战未起,蜀中已然大乱,而且乱起来没完,长期不得太平。
【招兵要招读书郎】
清朝新政的军事改革,有个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规划。此番进行的军事改革,跟当初曾国藩练湘军一样,也是另起炉灶,制度、建制、人员,全都重新来过,跟原有的军队一点关系也没有。当初曾国藩练湘军的时候,不肯以绿营打底,担心的就是旧军积习太重,以至于求新不成,反成累赘。同样,新政的新军编练,也是担心新军沾染旧军习气,所以,必须重打鼓,另开张。
其实,在各省编练新军之前,已经有了北洋军现成的经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固然也跟湘淮军当初成军一样,招收朴实的农家子弟当兵,但却也吸取了淮军练洋操的经验教训,不再练兵不练官,而是官兵齐练,练官当先,开办一系列北洋军官学堂,专门培养军官。南方各省编练新军,似乎立意要比北洋军更一步,招收士兵,读书人优先。
新军的军饷高,待遇优厚,一个正兵一月四两二钱银子,折合洋钱八元左右,自己的吃穿还不算在内。这些钱,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办新军的当口,科举也废了。乡村的读书人要想出息,首先选择是上学堂,但上学堂不能挣钱,还要花钱,家里没点底撑不住。干别的,当时产业不盛,城市化的程度也不高,可选择的机会不多,而新军跟现代化联系密切,有跟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正当性。当新军,在人们眼里,不再是过去的粮子,好人不当的兵,所以,很受欢迎。在张之洞,甚至立意要把新军变成另一种科举。所以,大批的乡村读书人,都涌进了新军。有的南方新军甚至非识文断字者不招,招兵的时候,居然还要出题作文,现场考试,文字过关,才能录取。一位名叫胡祖舜的湖北新军士兵,说他入伍时,考题是“有勇知方论”。考题不出自四书五经,但却也是当时提倡习武精神的一种说法。一直在跟报社做兼职记者的他,当场写了三百字,才过了关。新军里没有文化的兵,都是老兵,较早时候招的,新招的兵,都是读书郎。
新军爱招读书郎,贫寒的读书人,也把投新军当成一种出路,至少是比在乡下教书更好的出路。所以,但凡脑子活泛点的,纷纷投新军。另一位湖北新军士兵陈孝芬回忆说,1905年他在黄陂应募入伍时,同去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其他人,由于要考作文,也必然通文墨。在南京第九镇做小军官的何遂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一百二十六个人,有一个举人,六个秀才,二十七个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有些已经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路,也投了新军。当时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的时候,还在军中兴办随营学校,鼓励士兵边训练边上学。有的士兵,当了兵,还投考营外学堂的校外生。总的来说,在新军里,读书读报的氛围相当浓,营房里设有阅览室。不仅如此,在军营里,凡是读书读得比较好的士兵,长官也高看一眼。前面提到的胡祖舜,在做伍长的时候,一次喝多了酒,头脑一发热,到理发店,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在当时,属于犯禁的行为,清末虽然规矩已经松了,但按规矩还是要受惩罚的。当他酒醒了之后,作为补救,连忙写了一篇文章,从卫生的角度,从妨碍军人操作的角度,大谈了一通剪辫子的益处,然后呈交长官,同时交给报社发表。见报之后,他居然平安无事,没有人找他麻烦。毕竟,在那时卫生观念,是个绝对合乎进步的大道理。几天之后,又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士兵,也剪了辫子,长官大怒,传令站队,叫剪辫者出列,大加责罚。剪辫者不服,说伍长怎么可以剪?长官喝道:人家剪辨子有理由,有意义,报纸上还称赞,你剪有什么道理?于是拉下去打了若干军棍。其实,没文化的士兵,剪辫子的道理,跟有文化的是一样的。
运动新军,是一些有见识的革命党人的主张。他们中有资格当官的人,就进去做军官,没资格做军官的,就去做士兵。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做军官的,自蓝天蔚离开之后,就没多少了,但做士兵的却特别多。这跟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创办,特别强调新军的文化素质有关。军队里讲究读书,读书的氛围自然就浓,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遍地都是。几个革命党著名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这种名目。长官见了,也不说什么。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其实,立宪派的东西,梁启超的文字,他们也看。集体生活的读书人,尽管在军营里,性质其实很像学生。所以,学堂里流行的,军营里也一样流行。大家都喜欢尝禁果,敢冒险。如果朝廷表现尚可,也不会有太大的事,但是一旦表现不好,遭致报纸的一致抨击,那么,士兵们就很容易倾向革命,而且在非常时期,趋于行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军里的读书学习的团体,并非都是主张革命的,事实上,更多的其实不革命,赞同立宪派主张的士兵也不少,但是,主张革命的士兵的出现,却像被当道想象成了洪水猛兽。据报道,在武昌起义前夕,第八镇统制张彪甚至要把军中所有喜读新书报的士兵,悉数开除。
明清两朝,实行的是世兵制,不管绿营八旗还是后来的勇营,都是世袭为兵,军人形成自己的小社会。这样的制度,使得军人跟社会相隔绝,为正常社会所看不起,反过来,军人也对社会怀有敌意,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好人不当兵的社会氛围,显然无法学习西方,弘扬习武精神,确立西式的军人荣誉感,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所以,把读书人引进新军,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是必须的。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也非引进读书人不可。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难免引发了新军的忠诚问题,读书人越是多,越爱读书,忠诚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所谓忠诚问题的严重,是跟清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的。没有人天生喜欢反叛,反叛的发生,是跟世间的不平相关的。事实上,清政府做得不好,忠诚问题才能成为一个问题。民国以后,军队招兵越来越滥,士兵地位再次下降,把先前提高军人地位,用读书人当兵的尝试废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又走进了岔路。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各省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各省的新军刚编练出个模样,朝廷就发现新军中有革命党渗入。但是,各地大员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新军的子弹,让新军有枪没子弹。更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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