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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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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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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开埠之后,地位日渐重要,于是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等于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等于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号商埠,市区人口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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