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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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敌人全部歼灭，不走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他还谈到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兵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共五瓣莲花。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

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大灭了敌人威风，大长了我军志气，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政治声威和全军官兵的斗志，鼓舞了赣南、闽西的广大工农群众，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红军支援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权威，而这一领导权威的确立，是尔后保证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很重要因素。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战胜“左”倾冒险主义就没有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实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战略转变的四个月曲折、激烈斗争中，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高瞻远瞩，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深思熟虑算无遗策地考虑了整个战略行动方针，从一开始就抵制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原则，又不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以理服人，善于引导，从而取得光辉的胜利。

郭化若回忆说，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过程中，我作为军团和方面军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始终在毛泽东身边，受到他耳提面命，确实学到了许多过去在黄埔军校和莫斯科没有学到的东西。

一○、毛泽东说郭化若办了件好事

龙冈战斗，我军全歼了敌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虏了无线电人员10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咐，在作战命令后面注明要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缴到的电台发报机还是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

当时总部设在小布。无线电台和俘虏的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也就是送到郭化若所在的参谋处。开始被俘的无线电人员很害怕，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敢讲。有的到建国初，名字见诸报端，才不得不说出真实姓名。当时有个报务主任，没有队长。郭化若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宣传党的政策，真诚地希望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经过做工作，10名无线电人员都愿意加人红军行列，尤其是王诤，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重点培养的尖子，报务、机务都懂，他和刘寅等后来为发展我军无线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电台和无线电人员怎么管理呢？长期放在特务连不行，郭化若考虑成立一个无线电队比较恰当，便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非常高兴，认为建立无线电队非常紧要。1931年1月3日下午，　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的一个祠堂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指定郭化若管他们的业务，副官长杨立三管生活。对他们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红军战士每天只有3个铜板伙食费，但无线电人员最多每月发50个银洋的津贴费。

1931年1月6日，无线电台试机工作了。王诤检修了机器，刘寅架设了天线，天线就架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总部的同志看了很高兴，因为当时苏区很难看到报纸，消息十分闭塞，以后抄收新闻成为制度。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有什么新闻没有。

1931年1月上旬，经毛泽东、朱德批准成立了无线电队，指定了一个同志担任政委。不久任命王诤当队长，之后又调总前委特务支队冯文彬任政委。无线电队编有无线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　共100多人。这就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无线电队。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办了件好事。”

无线电队成立后，虽然只有一部半（打谭道源时又缴获一部）电台，但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抄收新闻，打破了苏区消息闭塞的局面。二是开办了无线电讲练队，招收有点文化、政治上可靠的小战士，［·］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用收报机训练小报务员。毛泽东、朱德还签发了招生命令。第一批收了12名学员，1月底开学，学4个月，后来都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三是搞技术侦察，即破译工作。王诤等都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呼号，而且敌电台之间，常用简语通话，每到驻地都要互相询问“Q　R　C”，回答时又多用明码。部队出发时，也拍发“我台奉命出发，X小时后再见”等电报。这样就可以从敌电台通报中了解敌军各师的位置和行动方向，为我军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于是郭化若每天晚上都到无线电台去，向他们要国民党各师的驻地地名。无线电台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郭化若把这一切情况详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做了许多具体指示。如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的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让他们放下包楸，还亲自指定报务主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用无线电台侦听，对敌人情况了如指掌，有了主动权，仗打得更顺利。又缴获了六七部无线电台，还从敌公秉藩师缴获了100瓦的大电台，当时黄公略军长专门派了一个参谋带领一个特务连看押，将完好无损的电台和无线电人员送到总部。后来用这部大电台沟通了与上海党中央及其他苏区的联络。

1931年5月底，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到达建宁后，郭化若向毛泽东、朱德建议成立方面军无线电队。5月31日夜，前委召开第5次会议通过了此项提议，指定由参谋处落实。会后很快组建了红军无线电大队，下设5个分队，配属红3军、4军、12军、红三军团和后方建制。无线电侦察工作也有了发展，在横扫700里过程中，一路缴获了敌军很多电报密码本，他们那些将领没有注意到密码本的丢失，有的依旧使用，这就使我们可以用缴得的密码本译出许多敌军中机密　的电报。

1931年6月30日，郭化若经手正式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这是因为了解到蒋介石已建立了一个侦破组织，有40余人，我军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不过人少些。

我军无线电台的组建过程中，一开始就注意了保密和纪律问题。做了很多具体规定，例如不许电台之间自行通话，用台密不用台名（使敌方误认我台发出的电报为商业性电讯）；新编电报密本，密本再加密表，密表常常更换，最重要的军事机密则用一报一密建立了红军独特的通信制度。为了防止部队行动时泄密，毛泽东经常令电台用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电台没有电键就不能发报。因而，我们能从敌人的无线电通话中获得情报，敌人却不能从我们的无线电通信中获得任何情报。

一一、毛泽东善于谋划连续作战的战役计划

郭化若将军回忆说，毛泽东善于在打一仗之先，就想到打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的大体打法，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第二次反“围剿”，他就是这样指挥红军作战的。

蒋介石经过第一次惨败后，贼心不死，仍然狂妄叫嚣“3个月内消灭共军”。

1931年2月，蒋介石命令其手下第一员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由何任行营主任，兼代陆海空军总司令，发动并指挥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这次敌人兵力增加了1倍，由10万人增到20万人，战略上仍然是外线的战略进攻，分进合击。不过作战指导要领，则由两个“猛”字变为两个“稳”字。另一方面，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运人革命根据地。

到3月中旬末，通过侦察了解到的敌人兵力部署是：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蒋未到前线，由蔡代）60师和61师到兴国，另外准备新拼凑的第78师，在吉安筹建中，12师34旅和61师1个团留守赣州后方。王金钰的第5路军5个师，第28师公秉藩、第47师王金钰（兼）、第43师郭华宗、第54师郝梦龄，进到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其后方有罗霖的第77师，分布在泰和及吉安西至安福之间地区，担任守备和“清剿”。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两个师，第25师孙兼，进至宜黄，第27师高树勋进至乐安地区，其后方以骑兵第4师分布在宜黄、抚州、樟树地区，担任维护后方交通。朱绍良的第6路军3个师，第5师胡祖玉（4个团）、第8师毛炳文、第24师许克祥进至南丰及其附近地区，其后方由分布于南丰、南城、黎川地区的新编第13师维护，第56师刘和鼎仍在福建建宁（一说集结于安远，拟向建宁前进中），尚未进入江西。这样，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建宁，构成了一条八百里长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此外，在福建还有新编第4旅出宁化，新2师2旅出连城、汀州，第49师张贞部出上杭、武平。在广东，则有第62师出蕉岭。南昌行营直辖的第52师，分布在江西清江、新干、峡江到阜田一带。蒋介石虽经一次失败，但还是看不起红军，又因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他还舍不得拿出、一时也拿不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来打。所以，这次“围剿”的军队仍然全是杂牌军。其中以蒋、蔡的19路军（广东军队）、孙连仲的26路军（西北军）和朱绍良的6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较弱。王金钰的第5路军，师数最多，但从北方新到，表现恐惧。这些反动军队离开南昌很快，进人苏区后前进却很慢。一进入苏区边境，就到处做工事，步步为营，不但稳扎稳进，而且徘徊不安，害怕前进。

在查明敌军部署第二次“围剿”的基本情况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这篇文章仍然是毛泽东领导做的。

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毛泽东回小布开会总结经验，部署红军乘胜转人进攻，向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建宁、黎川、宁化一线以南以西地区发展，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盘蹈的土围子，扩大了拥有数十万群众的新解放区，对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待敌军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3月20日下令红军主力与敌脱离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南移到广昌、壬田（瑞金城北）、宁都地区。并派出部队到兴国周围，监视袭扰敌第19路军。由广西左、右江转战千里的红7军，这时也到达湘赣边根据地和上　饶、崇义地区，参加整顿并筹款、训练。

3月20日，红军总部政治部下达了由毛泽东签署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并先后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等。各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同驻地群众一起开了誓师大会，各师召开了士兵大会。各军、师先后召开了参谋会议、“副官”会议（当时红军中尚保留有“副官”这一职务）、军医会议等，总结经验，研究改善各项作战保障工作，主要是：战时参谋工作、大行李指挥、给养、战俘的收容和清理（包括清理和争取医务人员和无线电技术人员）、战利品特别是药品的搜集、处置和保管等，也讨论和布置了战前练兵。

在地方上，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广泛地进行了政治动员，讨论支持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与此同时，加强参战的组织工作，进行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向导队、宣传队（写对敌军士兵宣传的标语传单）和俘虏收容所。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工作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地方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和战术等等。为了统一指挥全区（包括赣江两岸）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划分了　10个游击区，并区分了他们的作战方向和任务，要求各区以独立师、团、营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指示司令部草拟了一个关于游击战争的通令，提出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十项办法。通令是郭化若起草的，朱云卿做了修改，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3月7日发出。

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比第一次做得更充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震动了全国。苏区军民一片欢腾，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理解和接受；红军将士对击退敌人新的“围剿”信心百倍；根据地广大群众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地方武装对封锁消息、袭扰敌人已经有了日益丰富的经验；地方党政机关对坚壁清野、支援战争，也组织得更好，办法更多。在敌人方面，由于第一次“围剿”的惨败，特别是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欠一个旅留东固未来）被我全歼于龙冈，张被俘，后被受他蹂躏的东固人民处决，张的人头，被放在木板上，顺赣江漂流到南昌；谭道源的第50师又遭到我军歼灭性打击，敌军士气低落，军心恐慌，其高级将领莫不个个惊心，人人丧胆。听到红军，就谈虎色变；窜进苏区，就草木皆兵。一军团业余宣传队（后为战士剧社）编了京剧清唱《鲁胖子哭头》，描绘了当时敌人军心恐慌的状态。鲁胖子是指“剿匪”军总司令鲁涤平，“哭头”是指他见到张辉瓒的人头后痛哭失声，唱词是：“哭一声张贤弟我的宿将，战兢兢听那探马报丧；那一日出征宴美酒酣畅，举杯盏祝贤弟师振旗扬；盼只盼捷报传邀功请赏，怎料得初开战败溃龙冈；那红军可长得三头六臂，竟将我精锐师一扫而光；想当年张弟威武豪壮，今日里竟落得如此下场；且止住哭丧泪垂首思量，不由我一阵阵胆颤心慌；怕只怕那红军不同凡响，说不定哪一日进逼南昌；悲只悲我这班虾兵蟹将，不知道又该谁去见阎王；叹只叹这残局如何收场，南京城老头子又要骂娘。”

1。毛泽东力排众议

但是，第二次反“围剿”也有困难的一面，除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外，就是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向忠发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米夫器重的王明，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抛出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冒险主义纲领。会上虽然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主席，但实际领导权落在得到米夫支持的王明手里。王明之流，早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时就诬蔑党中央理论水平太低，说将来中国革命只有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领导。这时，实现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大搞宗派，突击提拔，安插亲信。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改造”。当时派往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的代表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