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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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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1月16日占领广昌，金汉鼎只能徒唤奈何。毛泽东率前委及第2纵队亦跟踪由连城、清流、宁化、归化，进入广昌，在东韶与大部队会合。这就是毛泽东在《如梦令。元旦》词中所描写的“宁化、 清流、归化，路溢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红军在赣南活动了大约4个多月，主要是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打开了广昌、永丰、南康、信丰等城。消灭了许多地方武装和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赣南红区连成一片。
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不知疲倦地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对待农民武装的策略等，都作了专门的详细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吉安东南的陂头召开了赣西特委红军第4、5、6军军委联席会议，即有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深人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会议还决定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之后又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的领导，使赣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得以顺利的发展，为尔后的反“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毛泽东这种密切联系群众，深人调査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制定和实行正确路线的保障，在根据地开创初期，是非常切实而重要的大事。但是，这一切没有毛泽东那样旺盛的精力也是办不到的。
○五、毛泽东教郭化若做“推”字文章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1930年5月11日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相对减弱，给发展红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机会。全国革命形势很好，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除了毛朱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还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湘鄂赣，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的闽浙赣，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领导的广西左右江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如果党中央保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必然会出现更好的局面。可是就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李立三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军编制要与红军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相适应，决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即红3、4军组成红一军团，红2、6军组成红二军团，红5、6军组成红三军团，红11、12军组成红四军团。6月11日，党中央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围攻长沙，红二军团出兵武汉，红10军进攻九江，红7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显然是“左”倾冒险主义，但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各个歼灭敌军，发展胜利，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转战湘赣期间，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扩大了江西根据地，为建立强大的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表现出了极为高超的斗争艺术。
6月下半月，毛泽东在汀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当时前委是领导军队党和地方党的，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4军第1、2、3、4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李立三主持工作的中央派来涂振农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5月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其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人；二是红军的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4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命令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规定红军的战略战术，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在组织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李立三中央决定攻打南昌、九江的方案执行是慎重的，但也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将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因此，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做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的军事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从汀州会议到以后的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人”这一段时间，是中央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折过程。所以这次会议可以看作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
汀州会议后，赣南、闽西的红军进行了整编。红4军在整编前指挥4个纵队和1个特务营。第1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保存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也保存了叶挺独立团勇猛的战斗作风，在井冈山时称28团，这时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2纵队系由毕占云率领起义的1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2个支队，实即2个营，部队建立较晚，基础稍弱。第3纵队即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它是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干部也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蒋介石叛变后，我们利用了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一合法番号，收容了从各地被赶出和自己逃出的共产党员。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被称为“学生军”，后来逐渐锻炼成为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在井冈山时期称31团，此时也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4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部队升级的，成立不久，战斗力较弱。军部特务营只有3个步兵连和1个侦察通讯队。汀州会议对于政治、军事路线问题没有多少争论。整编时原红4军1、2两纵队仍编为红4军第1、2两纵队，闽西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红4军的第3纵队。这3个纵队不久就改称第10师、第11师和第12师。以红4军的原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并从3纵队抽出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第1纵队，后称第34师；由3纵队抽出1个支队，加上江西地方武装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的第2纵队，后称第35师；红12军的第3纵队，即第36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红4军原第4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红12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2、4团为基础扩编为红6军，不久又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从3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任红4军政委，蔡会文任红3军政委；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任12军政委。
原红4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4军、红3军、红12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根据中央指示，还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黄公略、彭德怀、林彪、邵式平等17人组成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整编以后，部队向何处去呢？ 一天，朱云卿和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商量部队行动问题，见他们来了便问：“你们想打大城市吗？”
“当然想呀。“郭化若说，“不过——”
“只能是一种想法而巳。“朱云卿接过话说。
“我们能打下大城市吗？”毛泽东又问。
“我们部队现在这种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打大城市是有困难的。”郭化若回答。
“可是，中央又命令我们去打。”朱德说。
“对。”毛泽东用手把桌上的茶杯推了一下，“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朱总，你看呢？”
“要得。”朱德说，“这样，中央的命令传达了，而且，部队在‘推’进，也有行动。人家推我们，也算是一推就动。”说完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朱云卿说：“‘推’字的含义，就是只传达李立三的命令，不作具体部署。”
“是一种应付上面的行动。”郭化若说，“作战命令的措词就要精心推敲了。”
按分工，作战命令是由朱云卿主持，郭化若负责起草的，这次要做“推”字文章，朱云卿叫郭化若考虑文字命令，他搞个推进计划表。两种作战文书拟出后，送毛泽东、朱德审查，毛泽东很满意。于是1930年6月22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红4军、红12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3军亦归建。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军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敌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开得比较顺利，很快就决定了全军团西渡赣江，向湘赣边转移。也就是说并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树附近等待由抚州、阜田两处可能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它既不去白色区域攻打大城市，也不去打容易逃跑的抚州之敌。决定渡江后，司令部参谋人员还未进房子，就马上着手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江。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指挥机关和部队才在樟树驻了两三天。第三天司令部于黄昏时分批随前委渡过了赣江，经过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约30里一带地区，派出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之牛行车站。8月1日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敌人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我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南昌没有打，只以少部兵力逼近示威，这样，既避免因强攻大城市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又在南昌城下壮了军威，扩大了我军影响。这就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六、二打长沙时毛泽东两次让步
8月中旬，红一军团主力由奉新、安义西移，进至接近湖南边界处。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搜集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知道我红三军团曾一度打进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又有消息说，敌何键部正向红三军团前进，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
在西进路上，18日到达黄茅。侦知湘赣边之文家市有敌一个旅，而且不知我军的到来，于是军团决定消灭它，再向西进。19日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的大致内容是：红一军团在攻击牛行车站，举行“八一”示威后，散开工作，筹款和宣传群众。因恐久待敌人而敌不来，待敌人兵力集中后向我进攻，陷于不利地位，而此时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洲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目前何键有10团以上兵力，集中浏阳，向我第三军团前进，右路兵力分布文家市、孙家煅两点，约10团左右，左路在许东门一带。我们昨日到此，决定明日解决文家市、孙家煅之敌，再击敌人左，要求第三军团在平江一面打来，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此次敌深入赤色地区，我们赶至他们面前，他们还不知道，而敌又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算的。
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突然强袭包围文家市，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打了个大胜仗，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的，敌人跑了，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毛泽东非常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打下文家市，毛泽东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当天就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去，三军团亦由长寿街赶来集中。一、三军团领导机关在永和市会师后，成立了红一方面军及其领导机关——总前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参谋处长。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由原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组成，并仍兼红一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干部少，由红4军司政机关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并未增加一个干部）。此外，还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委员35人，毛泽东为主席。
永和会师后，一、三军团统一指挥的问题解决了。战略上集中兵力，这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中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后来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在新的情况下，新的矛盾又发生了。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主要是三军团的少数领导干部，坚持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因而就在打不打长沙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号称三军团的“理论家”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总前委会上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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