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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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会后，各军团立即行动，几天之内就把干部选送到红大。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保证了抗日红军大学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抗日红大第1期招收了1063名学员。第1科招收38人，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杨成武、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贺晋年等都是这一期的学员；第2科招收了225人；第3科招收了800人。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堂门前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进行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抗日红军大学开学不久，6月21日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当时陕北根据地还受国民党军队包围，内战尚未结束，西征战役正在进行，我军主力在老君店与国民党军汤恩伯所部作战，不意驻石湾的国民党军86师高双成部的两个营于凌晨两点袭人瓦窑堡。红大的师生被冲散，周昆率红大的3个营被截于瓦市北，周恩来带2个连在瓦市南面的磁窑。周恩来一面急电阎蔡（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派兵赶来解围，一面组织反击。当夜在掩护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退出瓦窑堡后，红大集中了　2个步兵营的兵力进行反击，但未奏效。次日红29军、30军奉命赶到，由于敌据城固守，地形不利，我军未展开攻击。23日，红大的3个步兵营及29军、30军均撤离了瓦市。红大的第1、2科随中央机关迁至保安（今志丹县），第3科迁至甘肃环县的本钵。

第3科到达环县后，在贫瘠的土地上白手起家，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学员中工农出身占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极低，有不少文盲。毛泽东在东征途中看了林彪上报的红大教学计划后，曾给林彪写信说：“3科文化教育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据此，学校采取文化与军事、政治教育并重的原则，文化课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开设了识字、看书、作文3门课，还开展了识字竞赛，很受学员欢迎。军事课主要学习班、排、连进攻、防御及游击战的战术和单兵技术，搞得也很活跃。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实际，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加深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学员反映都有较大收获。这期学员在“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提前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和全国各地，担负“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耐心说服，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工作，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陕甘大道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29日，二、四方面军的两所随营学校（均为步校）与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教导　师，亦称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任教育长，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训练部长苏进。

1937年1月，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委主席。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即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于3月间改名为抗日步兵学校。因校址由甘肃环县本钵迁到了合水县的庆阳镇，又称庆阳步校，对外则仍称教导师，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郭化若仍为教育长，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

庆阳步校下辖4个营，12个队，学员1400余人，全系红军中的班、排干部。教育内容仍以军事、政治、文化课并重，但增设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教程。文化课除了扫盲外，开设了拉丁文课程。鉴于学员毕业后要分配去各游击队，郭化若请示校长、政委后，着重抓了战术技术训练和军风军纪教育，要求每个学员战术技术上过得硬，作风上过得硬。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也抓了生活的改善。这期学员只训练4个月，实弹射击命中率总平均为96％，军容风纪也有很大进步。总校教育长罗瑞卿来校检查感到满意，并对郭化若说：“你们在严格军风军纪和加强技术方面做出了榜样。”

1937年春，由于紧张的教学生活，加上长期背上的政治思想包袱，郭化若生病了。失眠、头晕、食欲不振、行动无力。怎么办呢？郭化若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身体已不适应军队工作，要求进党校学习后，另行分配，改行做别的工作。6月2日，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延安治病，但想不到的是两天后就收到了毛主席打来的电报：“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积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你本学期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电报字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过不几天又收到主席寄来的许多药品，他深为打扰了主席而感到不安。毛主席给他的电报一直珍藏在身边。他懂得毛主席打给他的电报和寄来的药，反映了对军事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寄予的殷切期望，也是对军事教育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关怀和鼓励。看到毛主席　打来电报和寄来的药，郭化若的病好了一大半，他更加潜心钻研军事教育，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2。毛泽东不同意郭化若改行

“七七”事变后，因前方急需干部，军委通知庆阳步校建制撤销，步校的学员全部毕业，分赴各个战场；教职员工一部分组成“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继续办学；一部分另行分配工作。郭化若在7月8日收到毛主席的电报“步校结束后可来延安”。同时，还收到张闻天的来信说：“已向主席报告过，同意你人校学习，但不同意你改行，主席说红军还是需要你的。”于是，郭化若在步校撤销工作全部结束后，便准备回延安。这时，他想起毛主席曾提出的“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的要求，便关起门来认真地“总结”了几天，把自己在军事教育实践中思考的一些问题，写成一封近万言的信送给毛主席。信中着重提出：

为了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院校及部队的军事教育亟须改进。院校教育亟待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教员必须是所教功课的精通学者、所在学校的忠诚教员、所教学员的知心朋友，教材方面则政治理论必须适应抗战的形势，军事理论必须适应抗日战争。军队的军事教育关键是教材问题，即引导指战员学什么，练什么。院校和军队的军事教育是互补的。院校侧重普遍问题，军队侧重具体问题，但两者都要为实现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来改进。

我军军事教育的基本方针自然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育与作战的联系，所学的与所用的联系。

但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联系而不是脱节呢？。电子书下载

这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我军军事教育与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把作战经验（主要是自己的，也参考前人的）集中起来，整理出来，实施于教育中去，贯彻到教育中去，使教育为了作战，适应作战的要求。这一优良传统的保持，在部队中比在学校中要好些，在前方比在后方要好些。我军一贯所实施的战前教育与战后教育，就是一例。即如对行进之敌袭击（埋伏），在敌未到前把有关的指挥员们带到预期作战的地方去（自然是在情况许可时），侦察地形，研究敌人来的方向与发现我军时可能的动作，作出规定，使各指挥员先行考虑与研究，有时并在当地作实兵演习，有时只令干部沙盘上作业。如对敌伪据点袭击，则于战斗前除进行各种侦察外，并且可能使一两个指挥员化装到敌据点附近甚至进人内部去实地侦察，回来绘一详图，召集有关指挥员实行研究，然后进行袭击，使得战斗中可能发生的意外问题大多可于战前体会到，并可求得对错误的改正。这种教育是对实战有直接联系的。所谓战后教育是，除了检讨战斗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外，如某次战斗中我军动作错误致损失过大，则于胜利后就原地方重行演习。然后高级首长亲作讲评。这种战后教育，较平时的课堂、操场与野外所行的教育，要深刻得多。这些都是好的例子。但可惜我们部队的军事教育在各种课目上，还不能都实行这种方针与方式，还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的残余，还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老一套、粗枝大叶的缺点；还有许多同志不能把当前战斗中的经验与教训及时整理与研究，并集中起来，作为对部队指战员进行教育的主要教材，并把它普遍地实施到自己所指挥的诸部队中去。例如我们某部一次被袭’两次被袭，我们还不能立即研究敌人袭击的特点与我们对付敌人袭击的办法，并通令各部一律照办，而常常有人等到再三再四被袭或某部受到相当损失之后才来研究与改正，或是毗邻部队已受到损失，自己还不研究其教训，而必须自己亲自经历后才来研究与改正。有些部队能把自己在战斗中的　经验整理出来，拿来教育部队，但也有些同志没有这样做，而是拿书本的原则教育部队，许多战术提纲只有班、排、连、营的“进攻”，“防　御”，“退出战斗”，“担任侦察”，“担任警戒”等课目，而这些却都是正规战的内容，我军现在担任的是游击战的任务，那些“袭击”、“反袭”、“破击”、“突围”、通过封锁线，却没有明确提出。这至少是我们干部中某些同志教条主义残余的表现。至于“刺枪”、“射击”以整班、整排、整连教练，只求整齐，忽于实用；投弹只在操场上演习，只求投远，忽于投中；也都在某些部队中可以看到。在射击教育上，很少实施基本射击，更少实施战斗射击；在投弹教育上，也很少投弹的实验。有时掷弹筒缴得很多，但缺少教练和使用掷弹筒的人。燃烧弹打据点很有效力，但尚未普遍使用。敌人战术变化了，我们还未能及时去研究它……这些都是理论与实际脱节，教育与作战脱节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就是我们部队中有些同志对我军军事教育的方针还不十分了解，还不能或不善于把自己亲历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以研究，用来教育部队，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这里。

其实，我们部队中有少数军事指挥员把军事教育责任交给参谋长以至于教育科（或股）的同志，另有些指挥员不能兼军事教员，而请文化程度高但实战经验缺乏的同志来教，有所谓“请外行教内行”的，而教育科干部在许多场合则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但在我军中指挥经验却很少，这样自然很难求得教育与作战的密切联系了。就在整理经验方面，指挥员不亲自动手也很难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因为教育人员没有亲自参加战斗的计划与指挥，又缺乏经验。因此在军事教育的组织上，应确定首长负责制。各级军事首长对于军事教育必须亲自动手，把自己部队（或地区）的战斗经验好好地整理出来，集中起来，并在教育中实施下去，贯彻下去。教育干部除应该尽可能使之在实战中去实习，还应尽可能设法与有战斗指挥经验的干部“对流”（调换工作），以求逐渐使教育干部有战斗经验。为了搜集战斗经验，有些地区（如晋西北）可以由旅（分区）派得力干部（最好是旅长、副旅长与参谋长）到一两个团内去，帮助团首长进行搜集经验、整理经验与指导教育工作，这一工作应以直接到二三个连里去进行为好，把搜集的战斗经验（不但是战术的，而且也有技术的）与指导军事教育的经验，整理出来，作为本旅（分区）普遍使用的军事教育的内容与实施军事教育的方针和方法，并在本旅范围内贯彻下去。然后定期或随时检查其结果，总结经验教训，依此来改进自己对军事教育的指导，并及时报告上级。各战略区则可收集各分区的教材，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取其正确的、普遍的、重要的编成教材，作为各该区域的统一教材，并根据各分区教育实施的经验，集中起来，使它上升为军事教育的原则，作为各该区域军事教育的教令。（有些区域因敌情关系，这一工作只能由分区或旅独立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作战与教育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材适用。

为了使教育与作战密切联系，在若干区域中，当情况许可时，应尽可能做些军事教育设备（这特别是整训部队的需要，军事学校自然更需要）。如战斗教练，应有“战斗演习场”（应有敌碉堡、公路、障碍物及草扎的敌兵等，以便同时演习投弹与刺杀），使战斗演习尽可能与实战近似，以免演习等于儿戏。射击教练应有“射击场”（包括两三种射击场与最少一种战斗射击场〕，宁可平时多打些子弹，免得战斗中打不到敌人。投掷手榴弹应有“投弹场”，场内应设有各种目标。手榴弹应同真的一样大小，一样重量，并且也要有保险盖与拉火绳，以使平时练习时即养成习惯，而免于战斗中出现未拉绳或未揭盖即投出的毛病。此外，最好能构筑“应用体操场”与“机械体操场”，并提倡“机械体操”与“应用体操”，最少应使之在球类运动之上，因为这是与军事动作有直接联系的。

要把部队中军事教育搞好，还有一事是重要的，就是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对军事的学习。有些同志只怕人家说他政治落后，但不怕人家说他军事落后。另有些同志对于战争、生产都很热心与负责，对于部队教育也还可以，但对军事的学习则不大积极，甚至在他每日工作日程里就没有学习军事的时间。可是我们是军队中的干部，又处在残酷的战争中，怎能忽视对军事的学习呢？自己不学好，又怎能教人呢？我想必须彻底执行军委总政对干部教育的决定，切实实行部队中干部学习军事的制度。并依据各部队具体环境，具体规定各种干部学习军事的时间，建立干部学习军事的组织，并确定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的方法（让干部在图上作业，或集体讨论研究等等）。

这里又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并必须解决的，即可不可读条令（或教令广研究苏联的还是研究日本的，还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任何战斗条令（或教令）的内容都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作战方法，一是指挥技术。各国条令（或教令）都收集了无数前人血的经验，把一般战斗中的规律揭示出来，所以我们是应该学的。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与野战条令，则不仅提出了一般战争规律，而且还揭示了革命战争的规律，又是用科学方法整理的，所以更应该学习。但苏联的革命战争与我国的革命战争不同，所以不能机械地搬用。又因为我军装备与苏联红军相差甚远，所以关于红军技术部分几乎完全不合用。至于作战方法的原则，则基本上是可以应用的。但那些原则，并无几条，例如苏联的侦察与我们在敌后的侦察完全两样，他们用的是侦察机、摩托车、骑兵等等，我们用的是民兵、游击小组、便衣侦察等等，但侦察的基本原则有一个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