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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苏三国演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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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同志的估计和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判断!”
周恩来谦逊地将手一摆,以中国人的自豪感继续分析朝鲜战争形势说:
“经过两年的军事斗争和一年的谈判斗争,朝中两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美国侵略者则被更严重地削弱了,就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对,连麦克阿瑟也不得不承认,”莫洛托夫以权威外交家身份提供佐证,“自美国开国以来,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美国很难赢得朝鲜战争。”
斯大林感到欢欣鼓舞,询问今后的谈判方针,周恩来彬彬有礼地阐明中国的方针说:
“根据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以及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力争和,不怕拖,随时准备打。打对我有利,和对我更有利。在谈判中该争的要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但在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虚张声势时不能让,不起作用时不能让。让步必须能够扭转局势,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周恩来达到炉火纯青的谈判艺术由衷敬佩,称赞中国领导人把美国人的脾气摸透了,询问中国有何困难需要苏联政府帮助。 周恩来正要谈这个问题,便轻轻抿一口浓茶,炯炯有神的大眼扫视会场一周,看着斯大林喜悦而诚恳的表情,才提出要求:
“要应付美方的军事进攻和进行必要的反击,中朝军队都还有些困难,如武器装备、军需供给和掌握制空权等问题,仍需苏联方面提供大量的援助。此事徐向前参谋长曾经率团前来与苏方商谈过,并达成了协议,现在希望苏方尽快按协议执行,同时希望增加一些援助,特别是飞机。如果我们能掌握制空权,那美帝国主义就更没有办法了,失败得更惨。”
为了使苏联直接了解朝鲜战场和谈判的情况,以便协调行动和斗争方针,周恩来还提议,苏联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访苏。斯大林欣然接受,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意见,然后,一举烟斗发表经深思熟虑的意见说:→文·冇·人·冇·书·冇·屋←
“我们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是个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们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方面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主张分三步走:我方被俘人员以11.6万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30%,我们可以扣留敌人之30%左右作为交换,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周恩来对斯大林的意见颇为赞赏,含笑点头,只听斯大林话锋一转,讲到更重要的问题:“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你们和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世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斯大林越说越激动,将手一挥强调道:“我们对美国应该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
斯大林的大无畏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士气,他们都对斯大林怀有特别敬佩之情。关于苏联援助朝鲜战争问题,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关于军事援助,我们同意帮助中国装备60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一比九是不行的,应该是20比9,必须压倒敌人。”
对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斯大林也表示大力支援。他笑着说:“你们运气好,革命获得成功,抗美援朝又取得胜利,所以苏联应该帮助你们。”
1952年9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应邀到达莫斯科,斯大林热情接待并对支援朝鲜战争问题发表意见说:
“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你们打得很好,把美军赶到了三八线。但是。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5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
斯大林设盛宴招待彭德怀和金日成一行。他让彭德怀斟满一大杯白酒与他干杯。金日成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白酒,自己又不好阻拦,便向周恩来投去求援的月光。
周恩来非常了解彭德怀,相信自己的老战友完全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只见彭德怀豪情满怀,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斯大林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极其欣赏彭德怀的豪爽性格和气度,仔细端详彭德怀大半天,好像在寻找彭大将军战胜美国佬的奥秘。
斯大林又和周恩来研究中苏联合对付美国侵略的方策,他提出新设想说:
“现在看来,美国急于找一条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你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加。”
周恩来避开苏联参加亚洲区域联合问题,巧妙地回答说:“我们现在对联合国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甚好,可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以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
斯大林对此感到意外,急忙劝周恩来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做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已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
斯大林喝一口特制的混合酒,转移话题说:“我听彭德怀同志说,朝鲜战争很艰苦,志愿军有时连水都喝不上,饭也吃不饱,而且都是冷的,你们是否愿意东欧国家提供帮助?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周恩来笑着表示欢迎说:“哪有不愿东欧国家帮助的道理?谁向我们提供援助都欢迎!”
这时,杜鲁门为给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创造条件再次当选,指示侵朝美军从1952年10月4日开始发起“金化战役”。中朝部队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声援支持下,进行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美军在3.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投入6万兵力,投下成千上万吨炸弹,把上甘岭山峰削去2米多。
志愿军坚守坑道殊死奋战,采取“无中生有”之计开展骚扰战,先往准备出击的方向扔个空罐头盒子,美国兵立刻朝发声的地方开枪开炮。志愿军战士又第二次扔出罐头盒子,美国兵又猛烈扫射。到了第三次,美国兵就没有反应了,志愿军突击小分队立即乘机出动,跃出坑道,转眼间就把距坑道口20米远的两个美军掩体炸上了天。当美国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志愿军小分队早已安然无恙地撤回坑道。
志愿军在上甘岭与美军激烈搏斗,反复争夺,歼敌2.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美国的“金化攻势”,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美国军官哀叹说:“即使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丘岭和爸爸山(即五圣山)上的共军全部消灭”。此后,美军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
杜鲁门对战场上的失败很不甘心,又利用召开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命国务卿艾奇逊做长篇发言,推卸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提出美、英等21国提案,迫使朝中方面接受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形成对朝中方面的强大压力。
经中、苏、朝紧急磋商,由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大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主张立即全面停火,全部战俘遣返问题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解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的主张。
正当中美意见尖锐对立之际,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上美国的当,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主张把战俘交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在90天内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和不得使用武力阻止或强迫战俘遣返的原则加以处理; 90天后仍未解决,则交由高级政治会议讨论处理;如其后35天仍未解决,则交联合国处理。
艾奇逊觉得印度方案可以利用。周恩来敏锐地识破美国的阴谋,立刻给予无情揭露。
在朝鲜问题上,打又打不赢,谈又谈不拢,美国总统杜鲁门被搞得焦头烂额。此时,美国大选已经临近,他感到自己很难连任,为保住民主党政权,他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以民主党身份参加美国大选,但艾森豪威尔看到侵朝战争使民主党声名狼藉,便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并向美国选民许下停止朝鲜战争的诺言。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获胜,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
杜鲁门有意挖苦艾森豪威尔,在给他祝贺的电报中说:“如果你仍旧打算去朝鲜,‘独立号’(总统座机)将听你调遣。”
艾森豪威尔不顾杜鲁门的嘲讽,就任前于1952年12月2日乘一架普通运输机飞往朝鲜,听取前线指挥官的报告,到前沿观察哨所,通过望远镜观察中朝阵地情况,以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的军事经验做出结论说:
“看来,他们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凿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项很费力气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
私下里,艾森豪威尔对他的老部下讲出他的无可奈何的客观结论:
“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可悲的是,这位五星上将的客观结论并未使他做出明智的决定。在他人主白宫后, 1953年2月2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放蒋介石出笼参加侵朝战争,并让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称:
“现行紧急指令中关于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内容现在予以撤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会见,宣称要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还企图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发动进攻。
美国的强硬政策吓不倒中朝人民,反倒吓坏了它的侵朝盟友,英国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做法。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也指责艾森豪威尔自食其言,言而无信。
毛泽东、周恩来摸透了美国人的脾气,认为美国虽然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在,艾森豪威尔不会一硬到底,他们指示在朝鲜指导停战谈判的乔冠华研究,可否再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
乔冠华不愧为老练杰出的外交家,他提出建议说: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欣赏乔冠华的意见,毛泽东风趣他说:“‘乔老爷’果然不白坐轿,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找苏联。”
艾森豪威尔骑虎难下,忙把他的国务卿杜勒斯请来密商对策。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生于华盛顿市的一个牧师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都曾任国务卿。他青年时期就对外交产生浓厚兴趣,曾代表美国参加过海牙会议、旧金山会议、伦敦外长会议、联合国大会、莫斯科外长会议、巴黎外长会议,具有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被艾森豪威尔选中,视为左右手,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出访列国最多的国务卿之一。
艾森豪威尔夫人杜德为杜勒斯献上威士忌酒,请他随意享用,美国总统立刻发现这两人形成强烈的反差。
杜德夫人虽57岁,却丰韵犹存,身穿粉红色长袍,姿容依然苗条秀美,有着一头褐色的长发,一双会微笑的蓝眼睛,适度的一笑常使她容光焕发。
国务卿杜勒斯却是个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人,身上的西装染上了绿色,领带很不讲究,脚上的袜子脱落了一大截。他用粗大的食指将威士忌酒一拌就大口喝了起来。
杜德夫人知道此人虽其貌不扬,但却有他人少有的长处,那就是熟谙外交谈判艺术,疯狂反共,对总统绝对忠诚,他的讲话和发言都征求总统的同意,从不乱放炮,不随便捅漏子。
艾森豪威尔被朝鲜问题搞得心烦意乱,想让杜勒斯去找斯大林帮忙,因为斯大林1952年12月25日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曾讲过这样的话:
“苏美之间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在今后也能够和平共处,我愿意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会谈,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意在结束朝鲜战争问题上同艾森豪威尔合作。”
这时,杜勒斯身向前倾,哼哼唧唧说:“不用去求斯大林,没必要!”
艾森豪威尔有些吃惊:“你有何良策?”
杜勒斯声调平淡他说:“我‘捡’到了一把可以打开僵局的‘钥匙’。”
艾森豪威尔见杜勒斯特别强调“捡”和“钥匙”,迫不及待地问:“你捡到什么钥匙?”
“红十字会日内瓦会议决议。”
艾森豪威尔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52年12月中旬曾在日内瓦通过一项决议,倡议朝鲜停战前双方先交换伤病战俘,虽然已时过两个月,但仍不失为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便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下达指令,让他先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试试看。
于是,克拉克于2月20日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提议遣返重病重伤被俘人员。毛泽东、周恩来抓住这个重要信号,与苏联和朝鲜进行紧急磋商,准备走出关键性一步。
恰在此时,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逝世,毛泽东惊愕之余,亲自挥笔撰写吊唁电和《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对斯大林的巨大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深知围绕斯大林逝世将展开更为复杂的国际斗争,他派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相机而动。
当时苏联情况很复杂,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但马林科夫在政治上幼稚软弱,缺乏战略决策能力。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野心勃勃,图谋伺机夺权,因而都极力拉拢周恩来。周恩来则以大局为重,规劝苏联领导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肯定会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然而在3月9日的隆重的追悼大会上,他未看到毛泽东的踪影,却看到了周恩来。艾森豪威尔吃惊的是周恩来并未置身于外宾队伍之中,而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并且是享受此殊荣的唯一外国领导人。
使艾森豪威尔又吃一惊的是在炮车拉着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又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并排走在灵柩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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