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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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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仁宗以为李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李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将近万余人,损失战马六百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境内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仁宗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仁宗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李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仁宗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仁宗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仁宗,质问宋朝为何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10县之地割让于契丹。仁宗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仁宗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三、推行新政半途而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仁宗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人,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初登大宝的仁宗即擢范仲淹任谏职,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仁宗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仁宗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仁宗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仁宗的支持下进行。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仁宗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在吕夷简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夏竦任职不久,被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弹劾,仁宗遂罢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更如雷灌耳,使仁宗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仁宗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仁宗力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四、朝野惊变无奈立储

正当仁宗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仁宗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一个月过去了,起义还没有被平定,仁宗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朕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要求赴河北镇压起义,才使仁宗焦虑之心略得安慰。

庆历八年正月初,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以大军急攻北城,乘义军不备,在南城墙下,挖凿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门,打开了城门,宋军纷涌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突围中大部义军战死,王则、张峦、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起义失败。仁宗下令州郡大索“妖党”,被逮者不可胜数。

继贝州兵变之后,庆历八年闰正月十八日夜,又发生了宫廷卫士之变,更使仁宗惊心丧胆。

这天夜里,仁宗正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崇政侍卫官颜秀、郭逵、王胜和孙利等人,为了抢夺宫中财物,趁夜深人静之时,杀死守宫的军校,夺得了兵器,越过延和殿,直奔仁宗的寝宫。宫女的叫喊声,惊醒了仁宗。他惶恐不安,披衣下床,出门逃避,被曹皇后从后抱住。曹皇后插紧门阖,急呼宫人召侍兵入卫,内侍宦官们也被紧急动员起来。颜秀见势,与郭逵等纵火而撤。逃遁中被蜂涌而来的宫卫、宦官等围困。颜秀、郭逵等挥刀与之展开激烈的搏战,最后全部被杀。

惊恐之余,仁宗大兴狱事。皇城司和入内内侍省的官员人等,以失职罪多遭贬谪。后阁侍女和宦官中被怀疑与颜秀之变有联系的,也一一被处死。不仅如此,每到夜晚就心悸的仁宗又命人把宫中临近屋檐的大树统统伐倒,重新缮治城垣,整修门关。前宫后殿也令养起了狗。

内忧外患,使仁宗已感困忧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还是他的皇位继承人。从15岁,刘太后就为仁宗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是此后十几年中,无一嫔妃为他生出皇子。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苗美人为他生子,满朝喜悦,仁宗亲为儿子起名昕,封爵加官,不料赵昕只活了一年半便夭折。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朱才人再为仁宗生子,赐名曦,封鄂王,但是也不到三岁即夭亡。皇嗣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因而此后就发生了有人冒充皇子的事件。开封府一名叫冷青的男子自称为仁宗之子,此事震惊朝野,后经包拯审问,才查明真相。原来此人的母亲曾是皇宫里的一个苦力,后因宫中失火被赶出宫,嫁给冷青之父,因而冷青能备述宫廷之事,以假乱真。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复以早定继嗣为国家至大至急之务陈言,继之面见仁宗力请。闻听司马光所言,仁宗沉思不语:几年来群臣百官密请建储的奏疏接连不断地送进宫来,不能不慎重对待了。这才对司马光道:“卿所言是不是让朕选宗室为嗣?”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臣言此自认为该死,但还望陛下虚怀听纳。”仁宗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没有什么,这样的事古来就有。”九月,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乞选宗室之贤立以为后。仁宗不得已,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然后环顾左右问道:“究竟谁可为嗣?”韩琦上前奏道:“此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仁宗这才缓缓地说:“朕在宫中尝收养二子,小的虽纯不慧,就立大的吧!”韩琦请仁宗指名。仁宗说:“就是宗实。”立嗣之议遂定。

嘉祐七年十二月,仁宗以皇子既立,困扰多年的又一心头之事总算放下,心情稍得宽慰。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辅臣近侍、台谏百官、皇子宗室等,游幸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并即兴挥毫为书,分赐从臣。仁宗自幼习书,精通书学,凡宫殿门观,多飞白题榜。当朝大臣卒后碑额赐篆,即始于仁宗。二十七日,仁宗又再召群臣于天章阁,然后大宴群玉殿,他显得异常亢奋,对众臣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朕欲与众卿共享今日之乐,一醉方休。”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仁宗病患加剧,忽急起索药,并召皇后。待曹皇后等人赶到,仁宗已不能说话,仅用手指了指心窝。随之医官入宫,诊脉、投药、灼艾,已无济于事。至夜,仁宗崩于福宁殿,终年54岁。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河南巩县境),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计在位42年,改元多至9次,是两宋诸帝中,享国最长的皇帝。

第二百七十四章 英宗赵曙

一、养子继嗣被拥为帝

宋英宗,名曙,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改名宗实。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立为皇太子,又复名曙。是太宗曾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生,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卒。终年36岁。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赵祯因病暴崩,皇后曹氏传下仁宗遗诏:皇子赵曙嗣继皇帝位。

仁宗景祐初年,保庆皇太后(真宗杨淑妃)见仁宗荒于酒色,体质羸弱,恐其绝嗣,便劝说赵祯,早选宗子养育宫中,以为继嗣。仁宗以为然,便以允让多子,选其年未龆龀的幼子十三抚养于皇后之所。

十三入皇宫后,赐名宗实,授官左监门率府副率。次年,晋为右内率府率,迁左千牛卫大将军,左领军卫将军。宫中生活是极为优越的,活泼伶俐的宗实又得仁宗皇后曹氏、美人苗氏尽心鞠养,也为仁宗皇帝所钟爱,但年幼的宗实却时常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时还吵着要回家。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六月,年已8岁的宗实迁官右千牛卫大将军,被答应离开皇宫回家居住。尽管皇宫生活锦衣玉食,但是,宗实似乎没有特别的留恋,他欢天喜地地回到了想念已久的父母身边。

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嘉祐六年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上书仁宗,乞早定皇嗣。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嘉祐七年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箱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

嘉祐八年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是为英宗。

二、平衡两官处断生养

英宗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四月初一,英宗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守丧3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极力反对。英宗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

英宗身体很差,仁宗大殓之日,英宗病情恶化,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英宗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英宗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英宗,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英宗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容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心腹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英宗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乖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英宗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帝后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英宗,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英宗。韩琦也以“孝道”相劝,使英宗逐渐有所感悟。

次年,即1064年正月,改元治平。英宗始昏定晨省,奉侍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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