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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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咸破胶＝诙仁钩潞榻�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10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这3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3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惟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所写的碑刻、匾额今日犹可见到，他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到处题字。有人荐举赵州隆平主簿王著在书法方面颇有家传，太宗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令他详定韵篇，后又迁为著作郎，充翰林侍书。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将5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十月大将折御卿进贡花鹰，太宗让人放生了。

太宗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6万多人，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太宗本人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

太宗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太宗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夏四月，太宗下诏：“诸州大案，长吏不亲自处理，往往胥吏旁缘为奸，拖延经年不能结案。自今长吏每五日处理一次案子，查证确实者即可决断。”为了不让全国有拖延不决的案子，于是规定办案的3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须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东京城郊有一农民到官府击登闻鼓，为的是丢失了一只貑猪。太宗听说，让人赐给那农民钱一千，偿还其猪钱。太宗对宰相说：“如果像这样的小事也费力气去断案，未免太可笑了。但是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

太宗接受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太宗不许，说：“朕读前代史书，宦官干预政事，乃国之大忌，所以历朝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就是参政的开端。只能授以别的职衔。”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太宗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于王继恩。

太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对太宗奏事，太宗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皇帝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太宗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

四、贬抑祖系确立宗嗣

太宗之得以登上皇位，是经过了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当上皇帝之后，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确保皇位，防范变乱。一面防范武将专权，另一面防范是他自家人。

在高梁河之战中，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从征幽州。当宋军溃败之际，太宗与主力部队失散，军将们怀疑皇帝遇难，觉得军国不可无主，商量着立德昭为皇帝。后来知道太宗还活着，这事就作罢了。事情虽未成，但被太宗知道，恰好触犯了忌讳，心里很不高兴。以往作战，回师后都要按功劳大小颁发奖赏。这次太宗还京多日，也不见行太原战斗之赏，军中议论纷纷，诸将不免多怀怨望。德昭心直口快，恐怕军心浮动，乃入见太宗，请给军将叙功行赏。太宗不等他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还行什么赏赐？”德昭分辩道：“征辽虽然失利，但是平定了北汉，再说各军也不可一概而论，陛下应该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太宗大怒，吼道：“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赐也不晚！”德昭非常惶恐，低头垂泪，默然出宫。本来他所处的地位就很微妙，现在见叔父分明是猜疑他有夺位的野心，回到自己的住处，默念父母早逝，没有依靠，虽有继母宋氏和弟弟德芳，但宋氏被迁往西宫，出入行动都不自由；弟弟年纪尚小，不懂事理，觉得自己满腹幽衷，无可倾诉，顿生短念。他问左右侍者：“你们谁带着刀？”左右忙答道，宫中不敢带刀。德昭走出房门四处寻觅，见茶酒阁上有切水果的刀子，他趁人不备，拿了刀关上门，自己往颈上刺去。等别人开门来救，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宫中急忙报知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