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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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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的问鼠妹：“这是你的男朋友？”
右边的对鼠妹说：“你的男朋友太老了。”
鼠妹说：“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他也不老，他是新来的。”
右边的说：“看他还带着一身皮肉就知道是新来的。”
左边的问我：“你有五十多岁了吧？”
“我四十一岁。”我说。
“不可能，”右边的说，“你起码五十岁。”
“我确实四十一岁。”我说。
左边的骨骼问右边的骨骼：“他知道我们的故事吧？”
右边的说：“四十一岁应该知道我们的故事。”
左边的问我：“你知道我们的故事吗？”
“什么故事？”
“那边的故事。”
“那边有很多故事。”
“那边的故事里我们的最出名。”
“你们的是什么故事？”
我等待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可是他们不再说话，专心致志下棋了。我和鼠妹像是跨过门槛那样，从他们中间跨了过去。
我跟随鼠妹走去。我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感到树叶仿佛在向我招手，石头仿佛在向我微笑，河水仿佛在向我问候。
一些骨骼的人从河边走过来，从草坡走下来，从树林走出来。他们走到我们面前时微微点头，虽然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仍然感受到他们的友善。他们中间的几个留下亲切的询问之声，有人询问鼠妹是不是见到男朋友了，有人询问我是不是刚刚过来的。他们说话的声音似乎先是漫游到别处，然后带着河水的湿润、青草的清新和树叶的摇晃，来到我的耳边。
我们又听到那两个下棋的争吵声音，像鞭炮一样在不远处的空中噼啪响起，他们的争吵听上去空空荡荡，只是争吵的响声。
鼠妹告诉我，他们两个下棋时都是赖皮，一边下棋一边悔棋，然后争吵，他们说了成千上万次要离开对方，要去火化，要去自己的墓地，可是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过一次。
“他们有墓地？”
“他们两个都有墓地。”鼠妹说。
“为什么不去？”
鼠妹所知道的是他们来到这里十多年了，姓张的在那边是警察，他不去火化，不去墓地，是在等待那边的父母为他争取到烈士称号。姓李的男子为了陪伴他也不去火化，不去墓地。姓李的说，等到姓张的被批准为烈士后，他们两个会像兄弟一样亲密无间走向殡仪馆的炉子房，火化后再各奔自己的安息之地。
鼠妹说：“我听说他们一个杀死了另一个。”
我说：“我知道他们的故事了。”
十多年前，我的生父生母从北方的城市赶来与我相认，“火车生下的孩子”的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之后，另一个故事开始了。我们城市的警方在一次名叫“惊雷行动”的扫黄里，抓获的卖淫女子里面有一个是男儿身，这名李姓男子为了挣钱将自己打扮成女人的模样从事卖淫。
一个名叫张刚的刚从警校毕业的年轻警察参与了“惊雷行动”，李姓男子被抓获的当天晚上，张刚审讯了他。李姓男子对自己男扮女装的卖淫毫无悔改之意，而且对自己巧妙的卖淫方式得意洋洋，声称对付那些嫖客游刃有余，他说如果不是被警方抓获，没有嫖客会发现他是个男的。他叹息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对付嫖客那里，没有提防警察，结果阴沟里翻了船。
当时的张刚血气方刚，这是他走出警校后第一次审讯。被审讯的伪卖淫女不仅没有低声下气，还摆出一副只有警校教官才会有的派头，张刚已是怒火中烧，当这个伪卖淫女将警方比喻成阴沟时，张刚忍无可忍地飞起一脚，踢中李姓男子的下身，李姓男子捂住自己的下身嗷嗷乱叫，在地上打滚了十多分钟，然后呜呜地哭叫起来：
“我的蛋子啊，我的蛋子碎了……”
张刚不屑地说：“你留着蛋子也没什么用处。”
这名李姓男子被拘留十五天，他从看守所出来后，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抗议。起初他风雨无阻每天出现在公安局的大门口，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还我两个蛋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两个蛋子不是摆设，而是真材实料，他不厌其烦地向行人讲解自己如何用卖淫挣来的钱再去嫖娼。
有人指出牌子上“蛋子”两个字过于粗俗，他虚心接受，将牌子上的话改成“还我一双睾丸”，并且向行人说明：
“我文明用语了。”
李姓男子旷日持久的抗议，让公安局的局长和副局长们头疼不已，每天看见李姓男子举着牌子站在大门口，实在是一个麻烦，尤其是上面领导下来视察时，会向局长和副局长们打听：
“大门外的是什么睾丸？”
局长和副局长开会商议后，把张刚调离公安局，调到下面的一个派出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追随到了那个派出所。一年以后，那个派出所的所长和副所长们叫苦不迭，他们每周都要跑到局里面两次以上，向局长副局长又是送礼又是诉苦，说是派出所已经无法正常工作。局长副局长们体恤下属的苦衷，把张刚调到看守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追随到看守所。看守所的所长副所长们头疼了两年后，向局长副局长们反映，说看守所外面整天晃荡“一双睾丸”，法律的尊严都没有了，所长副所长们说看守所已经忍受两年，这“一双睾丸”也该挪挪地方了。局长副局长们觉得看守所确实不容易，这“一双睾丸”也确实该换个地方。可是没有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愿意接收张刚，他们知道张刚一来，这“一双睾丸”必来。
张刚知道看守所想把他弄出去，又没有一个派出所愿意接收他。他也不想在看守所呆下去，他去找公安局的局长，申请调回公安局。局长听完张刚的话，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情景就是“一双睾丸”回到公安局大门口来晃荡了。局长沉吟片刻，询问张刚是否打算换一份工作，张刚问换什么工作，局长建议张刚辞职，开一家小店什么的。局长说张刚脱警后，那“一双睾丸”也许不再跟着他了。张刚苦笑一下，告诉局长他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一双睾丸”杀了，二是举着一块要求回到局里的牌子和“一双睾丸”一起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张刚说完后，眼睛湿润了。局长对张刚的遭遇十分同情，再说局长快要退休了，他退休后也就不在乎“一双睾丸”在公安局大门外晃荡。局长站起来，走到张刚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回来吧。”
张刚回到公安局，李姓男子的“一双睾丸”这次竟然没有跟随而来。张刚回到局里工作一个月，另外部门的人见到他时，仍然以为他是来局里办事的，不知道他已经调回来了，问他最近为何总是往局里跑，看守所出了什么事？张刚说他调回来工作了。这些人十分惊讶，说怎么没见到大门外有“一双睾丸”？局长副局长们也感到惊讶，有一次开会时，一位副局长忍不住说：
“大门口的睾丸没了，怎么回事？”
“一双睾丸”虽然失踪了，张刚仍然有些忐忑，每天上班下班时，眼睛不由自主往大门口寻找，确定李姓男子没有出现，悬着的心才会放下。起初张刚担心李姓男子可能是病了，病愈后还会来到公安局的大门口晃荡。可是三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双睾丸”始终没有出现，张刚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可以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
一年多以后，当公安局里的人完全忘记“一双睾丸”时，李姓男子出现了。这次他没有举着“还我一双睾丸”的牌子，而是背着一个黑包长驱直入，公安局的门卫看见这个身影与一辆从里面出来的面包车擦身而过，门卫对着这个身影喊叫了几声，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头也不回地说：
“谈工作的。”
门卫叫道：“过来登记一下。”
门卫话音刚落，李姓男子已经走入公安局的大楼，他在过道里向一个警察打听张刚在哪个办公室。那个警察说张刚在五楼的503房间之后，觉得李姓男子有些面熟，不过没有想起来四年前大门口闻名遐迩的“一双睾丸”。李姓男子没有坐电梯，他担心在电梯里被人认出来，而是沿着楼梯走上五楼，他走进503房间时，有四个警察坐在里面，他一眼认出张刚，拉开黑包走过去叫上一声：
“张刚。”
正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的张刚抬起头来，认出了李姓男子，就在张刚疑惑地看着他时，他从黑包里抽出一把长刀砍向张刚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张刚用手捂住脖子，身体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刚刚发出两声呻吟，长刀刺进他的胸口。另外三个警察这时才反应过来，三个警察起身冲过来，李姓男子从张刚的胸口拔出长刀，挥向这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只能用胳膊招架，他们被砍得鲜血淋淋，逃到走道里大声喊叫：
“杀人啦，杀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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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的五楼乱成一团，李姓男子浑身是血见人就砍，一边砍一边呼哧呼哧喘气。后来其他楼层的警察也赶来了，二十多个警察挥舞电棍，才将已经没有力气靠在墙上的李姓男子制服。
张刚死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里，李姓男子半年后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杀人案轰动我们的城市，人们议论纷纷，说这些警察平日里耀武扬威，其实个个都是废物，一个没有蛋子的男人都能够轻而易举砍死一个警察，砍伤九个警察，其中两个重伤。如果换成一群有蛋子的男人，还不将公安局杀得尸横遍野。公安局里的警察听到这些议论后很不服气，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李姓男子是来杀人的，否则早就把他制服了。有一个警察对他的几个朋友说，平日里背着包来公安局的都是送礼的，谁也没想到这个人从包里拿出来的不是礼物，是一把杀人的刀。
后来的十多年里，张刚的父母一直努力为儿子争取烈士的称号。起先市公安局不同意，理由是张刚并非因公殉职。张刚的父母踏上漫漫上访路，先去省里的公安厅，后去北京的公安部。市公安局对张刚父母的上访头疼不已，有一年北京两会期间，张刚父母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横幅，要求追认他们儿子为烈士。这让北京有关部门十分恼火，省里和市里的相关部门受到严厉批评。市公安局只好向上面打报告，请求追认张刚为烈士。省公安厅上报北京，北京一直没有批复。张刚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懈上访，尤其是北京召开两会和党代会期间，他们都会跳上北上的火车，可是每次都被阻截在途中，然后关押在不同的小旅店里，等到北京的会议结束，他们才被释放。张刚父母为儿子争取烈士称号的上访故事在网上披露后，市里不再派人阻截和关押张刚父母，更换了一种方式，每当北京召开两会或者党代会的敏感时期，他们都要派人陪同张刚父母出去游山玩水，张刚父母每年都能够享受到只有领导们才能享受的公款旅游。张刚父母经历了漫长的没有结果的上访之后，绝望的心态变成了游戏的心态，每当敏感时期来临，他们就会向市里提出来，还有哪个著名的风景区没有去过，意思是要去那里旅游。市里为此叫苦不迭，说是十多年来花在张刚父母身上的钱差不多有一百万了。
第五天
我寻找我的父亲，在这里，在骨骼的人群里。我有一个奇妙的感觉，这里有他的痕迹，虽然是雁过留声般的缥缈，可是我感觉到了，就像头发感觉到微风那样。我知道即使父亲站在面前，我也认不出来，但是他会一眼认出我。我迎着骨骼的他们走去，有时候是一群，有时候是几个，我自我展览地站在他们前面，期望中间有一个声音响起：
“杨飞。”
我知道这个声音会是陌生的，如同李青的声音是陌生的那样，但是我能够从声调里分辨出父亲的叫声。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父亲叫我的声音里总是带着亲切的声调，在这个世界里应该也是这样。
这里四处游荡着没有墓地的身影，这些无法抵达安息之地的身影恍若移动的树木，时而是一棵一棵分开的树，时而是一片一片聚集起来的树林。我行走在他们中间，仿佛行走在被砍伐过的森林里。我期待父亲的声音出现，在前面、在后面、在左边、在右边，我的名字被他喊叫出来。
我不时遇到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那些被黑纱套住的袖管显得空空荡荡，我知道他们来到这里很久了，他们的袖管里已经没有皮肉，只剩下骨骼。他们和我相视而笑，他们的笑容不是在脸上的表情里，而是在空洞的眼睛里，因为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了，只有石头似的骨骼，但是我感受到那些会心的微笑，因为我们是同样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为我们戴上黑纱，我们都是在自己悼念自己。
一个手臂上戴着黑纱的人注意到我寻找的眼神，他站立在我面前，我看着他骨骼的面容，他的前额上有一个小小洞口，他发出友好的声音。
“你在找人？”他问我，“你是找一个人，还是找几个人？”
“找一个人。”我说，“我的父亲，他可能就在这里。”
“你的父亲？”
“他叫杨金彪。”
“名字在这里没有用。”
“他六十多岁……”
“这里的人看不出年龄。”
我看着在远处和近处走动的骨骼，确实看不出他们的年龄。我的眼睛只能区分高的和矮的，宽的和细的；我的耳朵只能区分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我想到父亲最后虚弱不堪的模样，我说：“他身高一米七，很瘦的样子……”
“这里的人都是很瘦的样子。”
我看着那些瘦到只剩下骨骼的人，不知道如何描述我的父亲了。
他问我：“你记得他是穿什么衣服过来的？”
“铁路制服，”我告诉他，“崭新的铁路制服。”
“他过来多久了？”
“一年多了。”
“我见过穿其他制服的，没见过穿铁路制服的。”
“也许别人见过穿铁路制服的。”
“我在这里很久了，我没见过，别人也不会见过。”
“也许他换了衣服。”
“不少人是换了衣服来到这里的。”
“我觉得他就在这里。”
“你要是找不到他，他可能去墓地了。”
“他没有墓地。”
“没有墓地，他应该还在这里。”
我在寻找父亲的游走里不知不觉来到那两个下棋的骨骼跟前，他们两个盘腿坐在草地上，像是两个雕像那样专注。他们的身体纹丝不动，只是手在不停地做出下棋的动作。我没有看见棋盘，也没有看见棋子，只看见他们骨骼的手在下棋，我看不懂他们是在下象棋，还是在下围棋。
一只骨骼的手刚刚放下一颗棋子，马上又拿了起来，两只骨骼的手立刻按住这只骨骼的手。两只手的主人叫了起来：
“不能悔棋。”
一只手的主人也叫了起来：“你刚才也悔棋了。”
“我刚才悔棋是因为你前面悔棋了。”
“我前面悔棋是因为你再前面悔棋了。”
“我再前面悔棋是因为你昨天悔棋了。”
“昨天是你先悔棋，我再悔棋的。”
“前天先悔棋的是你。”
“再前天是谁先悔棋？”
两个人争吵不休，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悔棋，而且追根溯源，指责对方悔棋的时间从天数变成月数，又从月数变成年数。
两只手的主人叫道：“这步棋不能让你悔，我马上要赢了。”
一只手的主人叫道：“我就要悔棋。”
“我不和你下棋了。”
“我也不和你下了。”
“我永远不和你下棋了。”
“我早就不想和你下棋了。”
“我告诉你，我要走了，我明天就去火化，就去我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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