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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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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要去爬山，处处是路又处处无路，忽然见到一道石径，阶多势陡，极难攀登，却以一级一级的具体程序告示着通向山顶的切实可能。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大多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边界；有感召，少筛选；有劝导，少禁忌；有观念，少方法；有目标，少路阶。这种状态，看似方便进入，却让人觉得不踏实，容易退身几步，敬而远之。
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所追求的“君子”这个概念。追求了两千多年，讲述了两千多年，但是，到底什么叫君子？怎么才算不是？区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标准何在？一个普通人要通过什么样的训练程序才能成为君子？却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越说越不清楚。因此，君子成了一种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存在，一团飘浮的云气，一种空泛的企盼。长此以往，儒学就失去了一种参与凭据。历来参与儒学的人看似很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便是投身科举考试的大量考生，也只是按照着官员的模式而不是君子的模式在塑形。
佛教的戒律步步艰难却步步明确，初一看与佛学的最高境界未必对应，但只要行动在前，也就可以让修习者慢慢收拾心情，由受戒而学习入定，再由入定而一空心头污浊，逐渐萌发智慧。到这时，最高境界的纯净彼岸就有可能在眼前隐约了。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就表述了这个程序。如果说多数受戒的信众未必能够抵达最高境界，那么，他们也已经行进在这个修炼的程序中了，前后左右都有同门师友的身影，自然会产生一种集体归属感。
与道教的修炼目标不同，佛教不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久视”的神奇效果，因此即便实行戒律也不必承担灵验证明。这本是它的优越之处，但到了中国化时期，有的宗派过于依凭悟性不尚苦修，轻视戒律教规，固然也帮助不少高人完成了精神腾跃，却也为更多未必能真正开悟的信众打开了过渡的方便之门。与此相应，在唐代特别流行的净土宗也显得过于“易行”。这种势头积累到后来，已出现了禅风虚浮的严重后果。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佛教而言，持戒修行还是重要的，不能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
由此我想到了弘一法师。他从一个才华横溢的现代文化人进入佛门，照理最容易选择禅宗或净土宗，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戒律森严的南山律宗。我想，这是他在决意违避现代文化人过于聪明、过于写意、过于心急的毛病。这种选择使他真正成为一代高僧。
当然，历来一直有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安心、自在、放松而亲近佛门，本来就不存在修行的自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的第四特殊魅力，在于强大而感人的弘法团队。
中国的诸子百家，本来大多也是有门徒的，其中又以儒家的延续时间为最长。但是，如果从组织的有序性、参与的严整性、活动的集中性、内外的可辨识性、不同时空的统一性这五个方面而论，没有一家比得上佛教的僧侣团队。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广大民众对于佛教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一批批和尚、法师、喇嘛、活佛的举止言行、服饰礼仪获得的。一代代下来，僧侣们的袈裟、佛号，成了人们感知佛教的主要信号。他们的德行善举，也成了人们读解信仰的直接范本。佛教从释迦牟尼开始就表现出人格化的明显特征，而到了遍布四方的僧侣，更是以无数人格形象普及了佛教理念。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队伍也非常强大，但佛教的僧侣并不是神职人员，他们不承担代人祈福消灾、代神降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侣只是出家修行者，他们以高尚的品德和洁净的生活向广大佛教信徒做出表率。
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显神奇、不掠夺和威胁他人等戒律，而且坚持节俭、勤劳的集体生活，集中精力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据佛法，观想人生之苦，以及俗身之不净，由此觉悟无我、无常；进而在行动上去欲止恶、扬善救难，训练慈悲柔和、利益众生的心态和生态。
与广大佛教信徒相比，出家人总是少数，因为出家既要下很大的决心，又要符合很多条件。一旦出家，就有可能更专注、更纯净地来修行了。出家是对一种精神团体的参与，一般四人以上就可能称为“僧伽”。在僧伽这么一个团体之内，又规定了一系列和谐原则，例如所谓“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的“六和”，再加上一些自我检讨制度和征问投筹制度，有效地减少了互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整体合力。
这样的僧伽团队，即便放到人世间所有的精神文化组合中，也显得特别强大而持久；又由于它的主体行为是劝善救难，更以一种感人的形象深受民众欢迎。
佛教的以上四大特殊魅力，针对着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种种乏力，成为它终于融入中华文化的理由。
五
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生命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县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的家乡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我在长大后对这个现象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总是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事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佛教本身也已经走向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现了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愈演愈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已经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却由欲焰点燃。在这种令人惋叹的场面不远处，不少佛学大师在钻研和讲解经文，却都是天国奥义，很难被常人理解。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澈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除佛光山外，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让我深为感动。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突发严重自然灾害，他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让当代人一次次强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义。“慈济功德会”同样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
无论是星云大师还是证严法师，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学家圣严法师，他们做了那么多现世善事，却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启迪上。他们充分肯定人间正常欢乐，又像慈祥的人生导师一样不断地向现代人讲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实而又生动地排除人们的各种私心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大量的恶性冲突。他们在当今各地受到欢迎的惊人程度，已使佛教发出了超越前代的光华。
由于他们，我不仅对佛教的前程产生某种乐观，而且也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乐观，甚至推演开去，又对中华文化产生某种乐观。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喤喤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因为他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热闹山河经常会对自己的必然需要产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应该担负的庄严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唤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灵的人群。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智者已经习惯于抬头谛听，发现那儿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种响亮的声音，真正牵连着大家的生命内层。正是这种谛听，渐渐引出了心境平和、气韵高华的大唐文明。
那么，让我们继续谛听。
第十六章 仰望长安
一
从西方史书上看，古代世界最骄傲的城市，肯定是那个曾经辉耀着雄伟的石柱和角斗场的古罗马城。但是，与它同时屹立在世界上的长安城，比它大了六倍。
公元五世纪，“北方蛮族”占领西罗马帝国的时间和情景，与鲜卑族占领中国北方的时间和情景，非常相似，但结果却截然相反：罗马文明被蛮力毁损，中华文明被蛮力滋养。
当长安城人口多达百万的时候，罗马的人口已不足五万。再看罗马周围的欧洲大地，当时也都弥漫着中世纪神学的阴郁。偶尔见到一簇簇光亮，那是宗教裁判所焚烧“异教徒”的火焰。
再往东边看，曾经气魄雄伟的波斯帝国已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势力占领，印度也在差不多时间因戒日王的去世而陷于混乱。当时世界上比较像样的城市，除了长安之外还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前者是联结东西方的枢纽，后者是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但与长安一比，也都小得多，两个城市加在一起还不到长安的一半。
后代中国文人一想到长安，立即就陷入了那几个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宫廷故事。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有大批重复的电视剧、舞台剧、小说为证。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如何歆羡龙御美人，而只是因为懒。历来通行的史书上说来说去就是这几个话题，大家也就跟着走了。
以宫廷故事挤走市井实况，甚至挤走九州民生，这是中国“官本位”思维的最典型例证。其实，唐代之为唐代，长安之为长安，固然有很多粗线条的外部标志，而最细致、最内在的信号，在寻常巷陌的笑语中，在街道男女的衣褶里。遗憾的是，这些都缺少记载。
缺少记载，不是没有记载。有一些不经意留下的片言只语，可以让我们突然想见唐代长安的一片风光，就像从一扇永远紧闭的木门中找到一丝缝隙，贴上脸去细看，也能窥得一角恍惚的园景。
你看这儿就有一丝缝隙了。一位日本僧人，叫圆仁的，来长安研习佛法，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会昌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间，长安发生了火灾：
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总烧尽。
这寥寥三十五个汉字，包含着不少信息。首先是地点很具体，即东市曹门以西，当然不是东市的全部。其次是商铺数量很具体，即仅仅是发生在东市曹门以西的这场火灾，就烧了二十四行的四千四百余家商铺。那么，东市一共有多少行呢？据说有二百二十行，如此推算，东市的商铺总数会有多少呢？实在惊人。
既然是说到了东市，就会想到西市。与东市相比，西市更是集中了大量外国客商，比东市繁荣得多。那么，东市和西市在整个长安城中占据多大比例呢？不大。长安城占地一共八十多平方公里，东市、西市各占一平方公里而已，加在一起也只有整个长安城的四十分之一。但是，不管东市还是西市，一平方公里也实在不小了。各有一个井字形的街道格局，划分成九个商业区，万商云集，百业兴盛，肯定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
由此可知，日本僧人圆仁所记述的那场大火，虽然没有见诸唐代史籍，却照见了长安城的生态一角，让人有可能推想到人类在公元九世纪最发达的文明实况。其意义，当然是远远超过了三国时期赤壁之战那场大火。赤壁之战那场大火能照见什么呢？与文明的进退、历史的步履、苍生的祸福、世界的坐标有什么关系？
看来，我当初在农场对那位同学的劝阻还是对的。
东市的大火是半夜三更烧起来的。中国的房舍以砖木结构为主，比罗马的大石结构更不经烧，到第二天，大概也就烧完了。按照当时长安的公私财力和管理能力，修复应该不慢。修复期间，各地客商全都集中到西市来了。
西市一派异域情调，却又是长安的主调。饭店、酒肆很多，最吸引人的是“胡姬酒肆”，里边的服务员是美艳的中亚和西亚姑娘。罗马的艺术，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希腊的缠枝卷叶忍冬花纹饰，印度的杂技魔术，在街市间林林总总。
波斯帝国的萨桑王朝被大食（即阿拉伯）灭亡后，很多波斯贵族和平民流落长安，而长安又聚集了大量的大食人。我不知道他们相见时是什么眼神，但长安不是战场，我在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互相寻衅打斗的记载。
相比之下，波斯人似乎更会做生意。他们在战场上是输家，在商场上却是赢家。宝石、玛瑙、香料、药品，都是他们在经营。更让他们扬眉吐气的，是紧身的波斯服装风靡长安。汉人的传统服装比较宽大，此刻在长安的姑娘们身上，则已经是低胸、贴身的波斯款式。同时，她们还乐于穿男装上街。这些时髦服饰还年年翻新。
长安街头，外国人多得是。三万多名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先后来过一万多名。留学生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仅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举的新罗（朝鲜）士子就有五十多名。科举制度实际上是文官选拔制度，因此这些外籍士子也就获得了在中国担任官职的资格。他们确实也有不少留在中国做官。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东罗马帝国做大使，名叫“阿罗喊”。当代日本学者羽田亨认为，“阿罗喊”就是Abraham，现在通译“阿伯拉罕”，犹太人里一个常见的名字。因此，极有可能是移居波斯的犹太人。
为了这位阿罗喊，我曾亲自历险到伊朗西部一座不大的城市哈马丹（Hamadan），考察犹太人最早移居波斯的遗迹。我想，人家早就远离家乡做了唐朝的大使衔命远行了，我们还不该把他们祖先的远行史迹稍稍了解一点？
总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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