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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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武器运回危地马拉的。中情局这次致命的失误并没有成为笑柄，反而由于那批武器使美国政府有了借口。他们认为，这批武器纯粹就是苏联人提供给危地马拉的，危地马拉已经成为苏联颠覆西半球阴谋的一环。他们大声叫喊：此时“除了直接军事介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三天后，在中情局的请求下，美国海军封锁了危地马拉。

杜勒斯曾撒谎说，他们根本没有跟丢那只运送武器的危地马拉政府的船只。他说，有位中央愔报局特工乔装成赏鸟人，从望远镜中看到了那艘船，并且迅速地把情报寄给了在巴黎一位以汽车零件商为掩护身份的中情局官员，后者再以短波将密码信号传回中情局总部。这段谎言在很多关于中情局的书里都曾提到，事实上，这是中情局喜欢撒谎的最著名的证据。

1954年5月26日，中情局特工驾驶一架飞机飞过危地马拉阿本斯的总统府，并且投下了大批写着“共同反对共产无神论”、“与阿马斯齐心奋斗”的传单。中情局这一次洒传单的行动很“拉风”，他们觉得驾驶着飞机低空飞行，把危地马拉人吓了个半死简直就是人生在世最大的乐趣。可这对“成功行动”的主旨没有一点帮助。中情局不相信一架扔传单的低空飞行的飞机会把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吓得放弃总统位。

本年的6月18日，酝酿已经四年多、等待多时的阿马斯反抗军向他的总统发起了攻击。在中情局的指挥下，按照计划，反抗军分四路攻击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巴里奥斯港，198名反抗军叫喊着冲锋，结果很快就被当地警察和临时武装起来的码头工人打得抱头鼠窜。第二个目标是萨卡帕，122人只有30人逃脱升天。第三批60名反抗军从萨尔瓦多出发，还没有到达攻击地点，就被当地警察逮捕。阿马斯率领100人为第四路，他从洪都拉斯出发，攻击第四个目标一三个防御薄弱的危地马拉村庄，结果，他们被当地警察和百姓打得落荒而逃。

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所谓起义更让人捧腹大笑的呢？

中情局可笑不出来了，简直就想哭。6月19日，中情局的一些官员认为应该对危地马拉进行连环轰炸。但军方没有同意。威斯纳这个时候已经很识时务了，他给汉尼发电说：“一旦我们确定成功的几率可以大增，又不致损害美国利益，就是我们准备授权进行轰炸的时候……我们担心轰炸危地马拉的军事设施非但不能引发投诚潮，他们反而会凝聚力量对付阿马斯的反抗军。而且，我们担心的是如果造成流血事件，岂不是正中共产党下怀。”

可是，他的这番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已经等于废话了。局长杜勒斯亲自出面见总统，希望总统批准能进行一次大的空袭行动。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派美国空军明目张胆地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杜勒斯又找到了一位全美最有钱的商人之一威廉·波利。威廉·波利当初是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赞助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难题当然肯出手相助。于是，一笔钱立即打到了尼加拉瓜政府的户头上，这笔钱正好能买到尼加拉瓜政府的三架雷电战斗轰炸机。

第二天，三架飞机猛轰危地马拉陆军，陆军很快失去战斗意志。6月25日，中情局又令这三架飞机攻击危地马拉市内最大的营区，总统阿本斯召开内阁会议，把权力移交给了另一位将军，这位将军立即组成军事执政团，对抗阿马斯。不过，军事执政团跟阿马斯的反抗军一样，都是扶不起的阿斗，很快，他们宣布不在与阿马斯对抗。6月30日，中情局发布通告，说现在该是中情局退出的时候了。两个月后，在中情局的运作下，阿马斯当上了危地马拉的总统。

“成功行动”以成功而结束。1954年7月29日，中情局在白宫放映幻灯片，向艾森豪威尔炫耀“成功行动”。幻灯片结束后，总统问中情局的人，“阿马斯手下死了多少人？”

阿马斯全名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危地马拉总统、陆军上校。1936年毕业于危地马拉城军事学院。1944年晋升炮兵和步兵中校。曾在美国堪萨斯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进修，后获上校军衔，并升住空军司令。

1950年11月参与颠覆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的政变，失败后被捕。次年越狱逃亡洪都拉斯。1954年6月在美国支持下，率叛军由洪都拉斯入侵危地马拉，颠覆了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7月出住临时总统，12月正式当选总统。住内，阿马斯废除了前两届政府的民主改革法令，实行亲美的独裁统治。1957年7月26日在危地马拉城被刺身亡。

中情局回答：“一个人。”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难以置信。”

其实，阿马斯手下死了很多人。中情局之所以撒谎，因为是他们一手调教了阿马斯和他的反抗军。自此之后，这种撒谎已经成为中情局的一个特征。在每次海外秘密行动后，他们都会用谎言来对付总统，以使总统对中情局另眼相看。

事实上，中情局取得的两次秘密行动的胜利无法掩盖它内部的痼疾。在杜勒斯与副手每日例会的备忘录中，就能看到中情局实际上是一个“酗酒浪荡、中饱私囊、集体辞职”的如酒鬼一样摇晃着的机关。大部分官员普遍感到灰心、迷惘和没有目标。聪明的爱国之士带着海外服务前景，其实是“彻底的假象”步人中情局，然后就被扔到没有出路的职位上，当个打字员或传信人。几百名驻外人员在国外撑不起任何事情，回到总部后突然发现想找点活干，却没有任何任务。大家都不知道上面在忙什么。中情局虽然取得了两次海外秘密行动的胜利，但惊人数额的金钱的浪费却是有目共睹的。威斯纳手下的一位主事官写道，他所经管的业务“大多效率不彰且所费不菲。有些业务目标根本不合逻辑，更别说合法了。因此，为保护内外勤的工作与声望，总局的任务说得好听点就是粉饰业务预算，以及利用夸大的报表来制造正当化的借口”。他们的结论是：“中情局充斥着庸才，甚至更不堪的人。”

不过，局长艾伦，杜勒斯却始终没有把这些下属的抱怨和意见放到桌面上来谈过，所以，中情局的风光将会毫无悬念地持续下去。

中情局档案　第4章　疯狂的烧钱运动

艾森豪威尔在位的后四年，中情局已经把烧钱运动进行到了极致。在日本、叙利亚、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处处可见中情局的人如阔少一样疯狂地花钱，或是为购买高质量的情报，或是搞秘密行动。总之，烧钱运动始终是中情局史上的一个主线，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四年，则是这一主线的最集中的暴露。

永远都在管理日本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情局东京工作站站长霍勒斯，费尔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占领期间管理过日本，占领结束后，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麦克阿瑟将军（此人在战后负责管理战败的日本）有他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方式。”霍勒斯·费尔曼的意思有两层：第一，美国人永远都在管理日本，无论占领期间还是占领结束后；第二，中情局管理日本有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烧钱。

我们依稀记得在1948年时，中情局罗马站主任“烧”了1000万美元，结果使意大利共产党落选，登台的是亲美政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表面上看，1000万美元只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可在当时战后复苏时期，这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不过，相比在日本的烧钱行动，意大利那1000万美元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中情局在战后最初几年并没有注意到亚洲问题，事实上，中情局很少能注意真正的本质问题，因为它亲自得到的情报质量都不高，大部分情报都是花钱买来的。由于苏联的势力极限膨胀，它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苏联与苏联势力范围内。真正注意到亚洲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突然发现亚洲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一中国。而想要到中国去烧钱，那和去苏联烧钱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们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中情局认为，日本如果走上共产道路，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一旦它亲美，那么，在亚洲，美国就等于有了一个基地，通过这个基地可以实现它那不可告人的目的。

日本人岸信介并不是中情局资助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有位叫儿玉誉义夫的战犯。此人曾因协助中情局而获得自由，出狱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黑社会关东会的老大。后来他因走私美国人需要的制造导弹的战略金属钨金给中情局而赚了一大笔钱。中情局很恼火，他们主动花钱不在乎，可若是有人赚他们的钱，他们就不舒服了。同时中情局还发现，儿玉誉义夫只适合当一个流氓，在政治上是一个合格的白痴。于是，中情局放弃了他，盯上了岸信介。岸信介是1941年日本对美宣战诏书的签署人，二战时期负责军需省。二战结束后，美国人把岸信介判了无期徒刑，关在东京。可他只在里面待了三年，1948年底，他被美国人放出了监狱。他主动联系中情局，中情局决定在他身上下大注。他告诉中情局，他的策略是破坏执政的“自由党”，加以改名、重整和管理，在他们领导下的新“自由民主党”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一个右翼倶乐部。这个党就是后来的自民党。1955年8月，中情局告诉他，只要你的党帮美国反共，你想要的支持就绝不会落空。

岸信介当然知道他不会落空的支持是什么，他是个穷鬼，最好的支持当然是钱。他向中情局发誓，一旦他能成为日本领导人，会配合美国的需要来变更外交政策。美国可以保留驻日美军基地，而且可以在基地藏核武器。核武器对日本人而言简直是谈虎色变，直到现在，日本是唯一个品尝了核武器的国家。

中情局“烧”给岸信介的钱是通过可信任的美国商人当中间人，然后交给岸信介。1955年11月，岸信介用大把的钱把日本保守势力集合在自民党旗帜之下，身为自民党总裁的他居然授意中情局到国会吸收和管理他的政治追随者。1957年2月，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而他能有今天，全是中情局的大把的钱所起的作用。四个月后，岸信介跑到美国，在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希望中情局是否可以把资金援助固定来源，不要总是偷偷摸摸地给钱。也就是说，定期打到他的账户上。他警告中情局：“万一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亚洲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不效尤于后。”中情局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们找了很多美国大公司，定期烧钱给岸信介。自民党成员只知道这些钱是来自美国各大公司，却不知道中情局所扮演的角色。中情局给日本人烧钱，共持续了15年，每月的数额高达百万。聪明的日本人最终看明白了中情局在他们国家的角色，所以，他们把中情局用钱砸出来的政治体制称为“构造污职”，意指结构性的贪渎。当然，中情局对外人是不相信的，所以在收买岸信介这个首相的同时，还收买其他人。贺屋兴宣就是其中一个。此人在战时担任内阁财政大臣，战后被判无期，1955年，被保释出狱，成了岸信介最亲信的顾问。1958年，中情局找上了他。自此后，他就成了中情局在日本的最大特工。后来，中情局用钱把他推到了后来的佐藤荣作首相的高参位置上。此人受到过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亲自接见，在二人结束谈话的中情局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人人都同意，在反颠覆工作中，中情局和日本合作最为理想，而这也是关系中情局重大利益的课题之一。”

除了钱，什么都给不了

从以前中情局的失误行动中可以看到，它虽然口口声声叫嚣秘密行动，但它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一点应变能力都没有，除了钱，它什么都给不了。在匈牙利问题上就是明证。

匈牙利在1945年4月4日才被苏联彻底解放。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解放。在被解放结束前夕，一些像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组织，他们在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当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几百万，而国家保安队却有正式成员10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驻外人员，匈牙利无疑成了一个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匈牙利来说，这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使人恐怖战栗的情景可想而知。

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执政风格改变，拉科西的地位在匈牙利开始发生动摇。不久后，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就被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抢了过去。1955年，拉科西动用军事力量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斯大林的灵魂附体，他决定进一步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对他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但是，斯大林的事情已经告诉世人，依靠血腥和暴力对国内进行统治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是苏联的共产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1956年7月18日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拉科西唾沫横飞情绪激动地把自己的计划和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作完简单介绍后，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神情严肃地向其他人员说，经过商议，拉科西必须下台。

拉科西猖狂得太久了，对这样的提议根本不在乎，所以他走出会议室就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他本以为赫鲁晓夫也和斯大林一样会积极支持他，想不到始终就对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很不满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边把他臭骂一顿，拉科西这才灰心失望，宣布辞职。苏联方面提议由格罗接替拉科西担任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而把被拉科西清除出党的纳吉恢复了党籍。

几个月后，波兰执政者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欢呼和支持。波兰的斯大林路线支持者强烈反对，并向苏联请示，是否需要派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是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北约）组织而成立的政治军事同盟。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签署了《华沙公约》，全称《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由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起草，1955年5月14日于波兰首都华沙签署。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以夕卜，全部加入华约组织。条约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住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

遣军队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到波兰，严厉斥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以此给哥穆尔卡施加压力。但是苏联知道，真的对波兰的改革实行军事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赫鲁晓夫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最终取消了对波兰的武力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