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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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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大利，我也略有所知。意大利风光秀丽，意大利姑娘漂亮。我们到意大利去玩，被人偷走了钱包和相机。找警察报案，他说偷了就偷了，不偷你们外国人偷谁。咱们的同胞杨传广，到罗马参加奥运会，本来该拿金牌，被一个意大利姑娘瞟上，破了他的童子功，结果只拿了铜牌，金牌被意大利拿走了。这说明意大利人惯使美人计。杨传广是中华田径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号称十项铁人，着上了还一败涂地，何况区区李老板。李老板说，开头那个意大利女人是真心跟他好，满嘴都是ｓｗｅｅｔ－ｈｅａｒｔ。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谁都知道中国饭好吃，厨房里难闻。炒一天菜，一身的油腥味，怎么洗都洗不去。再说，在美国做久了的厨子，脸色全惨黄，和熟透了的广柑皮相似。我很怀疑油烟会和脸皮起化学反应，产生深黄的生成物。再加上他一天要干十八小时活，到了床上准不大中用。假如有浪漫爱情，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他店里生意虽好，却缺少现钱。甚至到了没钱买菜，去买便宜货的地步。在美国干餐饮，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一片烂菜叶就能毁一个店。不像现在北京的小饭馆，见到农民大哥来吃饭，就把筋头筋脑大肥肉往菜里炒。到了这个地步，他该打听打听了。一打听就打听出来，这女人在外面开了个ｐｉｚｚａ店，店里还有个意大利裔的小白脸。我对我老乡说，这小白脸没准是从纽约跟来的。我老乡一听就翻了脸，差点拿菜刀砍我。
我在×厨做了两个月，却好像有好几年。因为总是没完没了地洗盘洗碗倒垃圾。除此之外，还有个虐待狂二厨，刻薄无比的老板周扒皮，老憋不住想啐他们一口。我每周只做两晚都度日如年，更何况李老板整天待在他以前拥有的店里。他未老先衰，手脚都慢；周扒皮说，收留他是做好事，所以不能给他太多工钱。因为以上原因，我老乡又来找我聊。我俩下了班要去等公共汽车。黑更半夜的，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车不来。他发誓说，那个意大利姑娘原来对他是真心的，后来才变了。后来那个姑娘说，要离开他了，但是不要他的钱。除此之外，她还给他找了个老婆，是个秘鲁人。这女人也说不上是白人、黑人还是红种人，因为南美人血统最杂。他听不懂西班牙文，她听不懂中文，而美国通用的语言英文，两人都一窍不通。有件事不说话也能干，他们就干起来，孩子接二连三生出来。一个个黑又不黑，黄又不黄，简直奇形怪状。还有一桩古怪，那些孩子全讲＊＊＊话，一句中文也不讲。他一回家，就陷入无言的围观之中。这种气氛叫人毛骨悚然。只有揍哭几个，心里才能好受一点。他告诉我说，看着一屋小崽子，简直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
我老乡告诉我说，那个意大利女人给他介绍了老婆，就离开了他的店，果然没拿一分钱。底下的事也不难想象，过了些时候，各种各样的人就拿了有他本人签字的有效文件出现了，那女人以×厨李老板的名义借了许多钱，把店卖了也还不清。这些字是他签的，可是他并不知道签了是干什么的。到了这地步，他还爱着她，觉得为了爱情损失了毕生积蓄，也算是个题目吧。直到有一天灵机一动，找了个懂西班牙文的中国人来盘问了一下他老婆，结果不出所料，这秘鲁人原本是个难民，没有绿卡，和李老板结婚同时才拿到的。为了撮合这桩婚姻，那位可爱的意大利女人收了不少介绍费。知道了这件事后，他才不爱她了。
我离开×厨不久，李老板就被周扒皮开掉了。后来他就蹲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的确老了，没有中国饭馆肯雇他。这个故事也是老生常谈，我一直懒得把它写出来。现在忽然写了出来，乃是有感于坊间的各种美国故事。这故事的寓意是提醒诸君：假如你想到美国发财，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顿，千万别去别的地方。
前面提到×厨的老板叫周扒皮。这位仁兄长一张刀子脸，一看就是个刻薄人。他舍不得给员工好东西（当然也舍不得多给钱），大家恨他恨得要命。有人跑到厨房里，抓起生虾生鱼就吃，理由是不能便宜了周扒皮；但是结果是往往把自己泻到脸尖尖的。据说还有人在×厨的厨房里生吃鸡腿，连骨头都嚼成渣咽下了肚，但是我没看见，不能确认。有一回他去纽约几天，不在家里，门上被人用黄油漆大书＂周扒皮＂。那家餐馆后来变得七颠八倒，没个生计的模样。我在那里干得不长，就和周扒皮闹翻了，换了一家餐馆来干。这一家算是个老字号，有十来年的历史。老板和我岁数差不多，姓Ｙ。他那家店在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一点也不繁华。他也不做广告，所以除了住在那个社区的人，别人都不大知道。那是一座黑色的玻璃房子，假如门上不写那几个中国字，就不像中国餐馆。店里雇的人也杂得很，有中国人，韩国人，还有高鼻梁的美国人。原来他那家店是谁想去干都可以的。有一回一个韩国女孩子，本人是艺术家，不缺钱的，却发现Ｙ老板是个光棍汉，狠下心来到他店里刷了几个月的碗。但是Ｙ老板装傻充愣地不上钩，气得那女孩背地里咬牙切齿地说他是ｐｅｒｖｅｒｔ（性变态）。又过些日子，发现他还不来上钩，她就不来了。
老板的店堂里有一幅宣纸写的波罗蜜多心经。这段经文最通俗了，《西游记》里全文抄录，我十六岁时一张嘴就能带出几句来：＂揭啼！揭啼！波罗揭啼！＂等等。所以看了那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觉得Ｙ老板怪逗的，还把它写了出来。后来有一天，有个新搬来的老犹太到店里来吃饭，Ｙ老板炒完了菜，就跑出去和他聊起来，说起大家共同的地方－－都要挣钱、吃饭等等。最后说，大家都信教，只是你们信犹太教，我信佛，这经就是用我的血写的。该犹太一听，马上起来，对着经文立正，请Ｙ老板给他念了一遍。临走时还和他握手说：Ｙ老板，我很尊敬你，过几天介绍几个朋友来。后来才知道，这经还真是用Ｙ老板的血写的，而且是舌头上割出的血。写完了经还剩了半碗，又写了几个大字＂身为中国人而自豪＂，挂在旁边。这里面没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就是这么挺严肃地告诉洋人：作为中国人，我和你们不一样；但是作为人，和你们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信任。这也是一种生计。
这位Ｙ老板同时也是大厨，炒四川菜和北京菜。我祖籍四川渠县，北京长大，依我看他炒得相当像川菜，又有点像京菜。就是这样，还常有客人说宫保菜里辣椒糊了。所以美国那地方把菜做地道了行不通。每天从早到晚，也是要干十五个钟点。据我所知，虽然入了美国籍，他在台湾也算个干部子弟哩。何况他在美国拿到了建筑学硕士学位，蛮可以找个建筑师的事干干。说实在的，给我他那份钱我要，让我干他的事我不干－－在此顺便说说我自己，过去我也极能吃苦，十六岁就跑到云南去开荒，一天干十六七个钟点的时候都有。如此干了几年，临走时一看，没开出什么田来，反而把所有的山全扒坏了。一下雨又是泥又是水，好像在流屎汤子。从此就相当的懒。从不给钱也拼命干变到不缺钱就不干－－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干这个餐馆是应该的。有这么个店，就帮了好多人，当然也帮了他本人。当时在那个店里干活的人可真不少，还有国内名牌大学来的副教授呢。不过这个帮字听起来还是蛮别扭。Ｙ老板也知道剩余价值学说，所以他想让我说说在×厨的遭遇，就这么说：小波，谈谈你在周扒皮手下是怎么受压迫的－－他就是不说受剥削。不过应该给他个知耻近勇的评价，因为他干起活来身先士卒，炒完了菜，就帮二厨倒垃圾，帮我刷碗，同时引吭高歌。当时他手下国内来的颇多，你猜猜他唱什么吧－－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完了还说：这歌不坏，有调。晚上打烊后，大鱼大虾炒一顿给大家吃，并且宣布：我是Ｙ老板，不是周老板。他就是这么笼络员工的。
不管Ｙ老板怎么看自己，我还要说他有一切老板的通病。假如没有客人来，前厅的女招待（都是留学生）找个地方坐下来，掏出课本来看，他就阴沉着脸。这种时候你必须站着，对准店外做个翘首以望的样子，他看了才喜欢。这是他小心眼的一面。也有手面大的一面：每年总有一天，他到公园里租一片地方，把一切在他店里做过的人和一切熟客、邻居都请来吃顿烤肉。他还能记住好多熟客的生日，在那些日子里，献上他免费的敬菜。他是做熟客生意的。所以每位客人都是他生活里不能忘记的一件事－－他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店成为别人生活里不被遗忘的一件事。这是他的生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礼待人，还要本分。
附言：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内容是我亲耳听来的，我来担保到我耳朵以后的真实性。至于杨传广在罗马被人破了童子功以致痛失金牌，是在纽约的华文报纸看来的。我对体育一窍不通，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了。特此声明。
写给新的一年
１９９６年
我们读书、写作－－１９９５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提到过去的一年，带点感慨的语调，感叹生活的平淡。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九十年代之初，我们的老师－－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但这些话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过去，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这是不是说，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假设如此，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很多年轻人会说：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对此，我们倒有不同的意见。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只有建设的快乐才能无穷无尽，毁灭则有它的极限。夸大狂和自恋都不能带来幸福，与此相反，它正是不幸的源泉。我们希望能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那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
转眼之间，我们从国外回来已经快八年了。对于当初回国的决定，我们从没有后悔过。这丝毫不说明我们比别人爱国。生活在国内的人，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强烈。假如举行爱国主义征文比赛，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假如别人来写这篇文章，可能是从当前的大好形势谈起，我们却在谈内心的感受。你若以为这种谈法层次很低，那也不见得。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既然如此，就不急着提起。顺便说说，现在国家的形势当然是好的。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那就更好了。
随着新年钟声响起，我们都又长了一岁。这正是回顾和总结的时机。对于过去的一年，还有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些年，总要有句结束语：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
１９９７年
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年地过得真快。转眼之间四十多年就过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在新年来临之际，本来该讲点凑趣的话，但我偏偏想起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我小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岁时吧，见过一件有趣的事：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超声波＂的东西。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射在刀片上，就能产生振荡，发出超声波来，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更能使冷水变热。假如这超声波能起作用，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缺少热水－－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简直是可以解决一切能源问题。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去洗澡时可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水会因此变红，但也没因此变热－－到现在我们洗热水澡还要用煤气来烧，看来这超声波是不起作用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件事就没了下文，再也没人提，好像是我自己梦到了这件东西，就是这件事让我感到奇怪。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我是个知青，从乡下回来，凌晨赶头一班电车回家。走到胡同口，那儿有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医院门前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当时我以为那家医院已经关了门，把房子让给了禽类加工站，这些人等着加工站的人帮他们宰鸡。谁知不是的，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假如打鸡血会使人精神旺盛得像只公鸡，可能他也会在五点钟起来打鸣，这样就省了闹钟了。当然，这件事也没了下文，忽然间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又好像是我在做梦。
假如我不是从六岁起就在做梦，一直梦到了如今，这两件事情就值得在岁末年初时提起：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开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休，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说到了甩手，就不如多说几句：有一阵子盛传甩手治百病，到处都是站着甩手的人，好像一些不倒翁。可能你也甩过，只是现在不记得了。忽然间就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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