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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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

普济寺鼠患严重，山鼠咬毁衣物，甚至咬啮便溺于佛像之上。弘一法师想起旧籍中曾说，用猫饭喂鼠可无鼠患，于是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他每日饲鼠两次，每次并为发愿回向，希望彼等早生善趣，乃至证得菩提。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饲鼠免鼠患经验谈》。

《护生画集》英文版封底有这样一个事例：1928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法师在船上看到一只老鸭被关在笼子里，据鸭主人说这老鸭肉可以治病，此鸭是送给乡间病者的。弘一听后，备感老鸭之不幸，他表示愿意用三金赎老鸭。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鸭终于免其恶运，并随大师一同下船。事后，弘一特意让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一并收入《护生画集》。弘一法师为此画的题词是：“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于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请法师就坐。法师先轻轻摇动藤椅，然后再慢慢坐下，每次都如此。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丰子恺的随笔《法味》中写道：“七岁的p儿从外室进来，靠在我身边，咬着指甲向两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师说她那双眼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他说：‘蛮好看的！’又听见我说她喜欢书画，又喜刻石印，二法师都要她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师在石上写了一个‘月’字（弘一师近又号论月）一个‘伞’字，叫p儿刻。当她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时，弘一师不瞬目地注视她，一面轻轻地对弘伞师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我说：‘像现在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说：‘杀生她本来是怕干的。’弘一师赞好，就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们周到。”

1940年春，弘一法师写信给妙慧法师说：“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

1942年1月，弘一法师返回福林寺度岁。他赠送给晋江乡医杜安人贵重西药10余种。杜极为感动，他的医术很高，收费亦高，贫困者往往无力到他那里就医。与弘一法师交往后，他深受大师感召，表示今后将效仿法师慈悲之心，济世救人。

弘一法师曾倡议，用布葛代替绮罗，冬日用驼绒代替丝绵取暖，如此可戒杀。

弘一大师曾书偈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圆寂】

1940年年底，南安雪峰寺下院水云洞的慧田和尚请弘一法师前去看看。弘一欣然应邀。水云洞实在简陋，连法师的床都是拿两块卸下的门板来凑合的，但弘一很是喜欢，满口说好，并决定在此过年。

惠田素日散漫，而弘一法师却生活严谨，每日作息极为规律。一天，惠忘了为法师烧开水，法师并不责怪，却一定要喝生水，慧田心里难过。又一次弘一法师从厨房附近捡了几个小白萝卜，告诉慧田，吃生萝卜是很补气的。田又很惭愧，因为这几个萝卜是他洗菜的时候，觉得太小扔掉的。他对法师说，要吃萝卜，田里有的是，说罢便要到田里去刨几个好的。法师坚持不肯，说小的也一样好，不应该浪费。他用水冲洗干净，放了些盐，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从此惠田再也不糟蹋东西了。

次年5月，弘一法师去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并寄书各地师友，暗示将告别之意。

1942年2月，弘一法师应惠安县长石有纪邀请，至灵瑞山讲经，相约不迎、不送、不请斋。

10月2日，弘一法师微疾，但依旧写字与晋江中学学生结缘，共写百余幅7日下午，弘一法师嘱咐妙莲法师到室内，写下遗书：“余于未命终前、临命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10月8日，弘一法师的病情加重，他再次向妙莲法师交待后事，特别说明火化时，带4只常用之小碗，填龛4脚，以水盛满，以免蚂蚁嗅味爬上，致化时损害蚂蚁生命。

10月12日黄昏，弘一大师整肃僧衣，右胁西向而卧，如狮子眠，面含微笑，一心静念佛号，妙莲等人依师遗嘱在一旁助念，七时三刻许，法师呼吸渐为短促微细，八时左右，法师安详西逝。

临终前，弘一法师分别致函夏丏尊、刘质平，向他们告别。致夏丏尊函曰：“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待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遵照法师的遗嘱，在法师圆寂七天后，即1942年9月11日，下午7时，在承天寺举行火化，色身仅穿旧短裤，依律而行。火化历一小时，荼毗时，多色火焰剧烈上升。居士叶青眼记载：“举火才逾时许，众方恭敬围绕，忽尔异彩一道突从窑门燎出，炽然照耀，辟易一切，众为震动，厉声念佛，异彩须臾散去，未几已告化尽，猛捷无与伦比。”在一百日内，由骨灰中，拣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块六百多块。舍利由妙莲法师供养。

以后，弘一法师的遗骨分别葬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两处皆有法师的灵塔，十年“文革”期间俱被毁。

【评誉】

太虚法师曾为弘一法师赠偈曰：“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评价弘一法师的一生：“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夏丏尊挽弘一法师云：“垂涅槃赋偈相诀，旧两相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娑婆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李叔同的演讲稿与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人誉为“一字千金”，值得用一生的时间静静体悟。

丰子恺评价老师李叔同的艺术生涯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丰子恺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又写道：“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真’原故，说明了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一特点。”

丰子恺又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做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有人问弘一法师的学生曹聚仁：“像你们弘一法师这样的老师，足以为训呢？还是不足以为训呢？”曹答道：“像他这样忠于自己的信仰，实践躬行，他是‘人师’，足以为训的。他的师友以及门弟子，不一定要弃俗出家，但一念发愿，有悲天悯人之意，这便是‘成佛’的路子。李师兼伯夷之情与柳下惠之和，他是我一生所见的最完整人格的人。我们每天听一些政治人物，如威尔逊，如约翰逊之流，说的都是假话，要想如弘一法师这样句句踏实的人，实在太少了……”

夏丏尊评价弘一法师：“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

林语堂高度评价李叔同：“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他的浪漫才情使他即便出世，也选择在了杭州这个风花雪月、侠骨柔情的地方，使那些看惯‘湖山此地，风月斯人’的杭州人生平添了一分新的骄傲。”

鲁迅评价弘一法师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道：“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80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又名耕馀，后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关键词：热血、沉潜、学说、立场、教诲、书院、新儒、浮生、伤恋、佛缘、性情、仙风、逸事、颖悟、茶趣、仰止、长辞、评说〕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亲王溥伦为团长，率团赴美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马一浮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同年，马一浮出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到美国的圣路易斯工作了一年。马一浮到美国后，听到国外对中国蔑视的言论，非常气愤，他在《北米居留记》中写道：“1903年10月25日。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学生颇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攘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懵然不觉也。哀哉！”

在美国时，马一浮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曾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留日期间，他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向革命党机关报《民报》投稿。

辛亥革命后不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时局，马一浮深感“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决定杜门读书，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南下避难，写信给丰子恺，并附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诗，丰读后大为感慨：“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的空气，把硫黄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坐以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方向走。”于是，丰子恺带着全家南下，避居桐庐。

抗战期间，因生计所迫，马一浮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为浙大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谈到此次讲座，马一浮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在江西泰和为浙大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开讲时，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人都前来听讲，马一浮开口便道：“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接着，马一浮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的讲座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师生无不叹服。

但时值战乱年代，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不受广大学生欢迎，他曾致书熊十力说：“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座时，亦颇凝神谛听，但听过便了。无机会勘辩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邀请他入川主持书院时，他虽担忧国人对国学的热情，却又欣然前往。

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请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校歌。他根据浙大的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喜闻核试验成功》等三首诗庆贺。

【沉潜】

在美国期间，马一浮没有进美国学校学习，而是边工作边按自己的喜好需要买书、读书、译书。汤彦森、丁敬涵记载：“从当时的日记看，（马一浮）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书店购一次书，购回以后常不顾酷暑严寒，夜以继日地口读手译。所读的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卢梭、马克思的著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民约论》说‘胜获十万金’，病中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1904年，马一浮又到日本游历，他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文和德文，同时阅读《资本论》和《浮士德》等著作。

在国外的两年，使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用西学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回国后，他和谢无量一起隐居在镇江焦山海西庵，潜心研究学问，对游历西方所学的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进行了总结。

在镇江隐居期间，马一浮翻译了《堂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

1905年年底，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广化寺。他每天到文澜阁读书，如是三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阅《四库全书》。

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