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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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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每一次回家乡考察，都要给乡间的儿童们带糖果。他所到之处，都被乡亲父老包围，遇见困难的老者，他常慷慨解囊接济。
马寅初的保姆马凤仙回忆，马寅初对家中的服务人员也很关心。一次，她听说马寅初要出去玩，也想同去，便让马寅初的孙子马思一去问马寅初是否可以带她去，马寅初立即同意。此后，马凤仙随着马寅初一家去过故宫、颐和园、十三陵等地，马寅初还充当导游，给他们讲解。每到过年，马寅初便邀请家中的服务人员一同吃饭，给他们敬酒，让他们觉得像在自己家中过年一样亲切。
马思泽和弟弟们在院子里玩，突然看见一窝蚂蚁正在搬家，几个小孩子顿时兴奋起来，手捻脚踩，开始“剿灭”蚂蚁。马寅初正好走出来散步，看见后，用手杖戳地，愤怒地对几个孙子说：“这也是生命啊！”
马寅初的外孙女马思奇回忆：“当他（马寅初）看到我们逗弄小昆虫、小动物时，他会一边急切地用拐杖敲着地一边阻止我们不要弄伤它们，让这些小家伙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漫步；他还时常提醒我们，按时去给从外面溜进院子里的小猫喂点食物，以免饿坏了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灵。……他极为喜爱院中绿绿的树木和花草，嘱咐我们在玩耍时不要碰伤树上的嫩枝和地上的小草……”
【耿直】
马寅初在浙江省财政厅任职时，一日，友人到马家找马寅初，马不在家，来人便对在马家打杂的老潘说：“老兄，我是德清县来的，有桩事想请你帮帮忙，这三百块银洋给你吸烟，这一千块银洋是送给马先生喝茶的。小弟被提名为县长。报到省里已一个多月，至今尚未批下。马先生德高望重，又与批放县长的某君是莫逆之交，望老兄在马先生面前美言几句，请他帮我在某君处催一催。倘若事成，定当重谢。”话说完便告辞离去。马寅初回来，老潘如实禀报。不待他讲完，马寅初已眉头紧锁，大骂道：“真是无耻之极！这像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这种人，今天用一千三百块银洋来打通关节，万一当上县长，一定也是一个贪官污吏。单凭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当县长。老潘你千万牢记，今后决不能收这种臭钱，你马上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他。”老潘只好将钱如数归还。
马寅初的侄孙马大成回忆，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在任浙江省府委员时，嵊县县长为讨好马寅初，准备修建一条从县城到浦口镇马树记（马家酒坊）的马路。马寅初知道后，制止了此事。于是几十年来，乡人一提此事便说：“马寅初对家乡没有好处，马寅初是个‘经济’（按：嵊县人说某人经济，指其人小气）博士。”
孔祥熙五十大寿时，曾邀请马寅初参加寿宴。马带去的礼物是3斤挂面2斤肉。孔祥熙很会讲笑话，寿宴开始后，有人为了巴结孔，便提议讲笑话助兴。大家要求马寅初先讲。马说道：“我不会讲什么笑话，只会讲故事。现在讲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大家拍手叫好。马寅初说：“从前有兄弟三人，老大叫年纪，老二叫学问，老三叫笑话。一天，父亲叫三兄弟一同上山砍柴，傍晚三兄弟回家，父亲看到‘年纪’砍一把，‘学问’一点都没有，只有‘笑话’砍了一担。”马以此讽刺孔祥熙“年纪一把，学问全无，笑话一担”。
马寅初长子马本寅在《马寅初传略》中记载，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请马寅初出使美国，马寅初认为国难当头，自己理应留守国内，婉辞。马寅初的长女马仰班得知此事后，力劝父亲就任此职，马寅初闻言对马仰班大加训斥。
叶元龙回忆，1939年，马寅初因当面责难孔祥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对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叶元龙怒气冲冲地说：“你好糊涂，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呢？你知道他在外面骂孔祥熙吗？骂孔祥熙就等于骂我。”又命令叶道：“下周四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我的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回校后，怕碰钉子，便让马的学生叶沛婴去找马。马听后，火冒三丈：“叶元龙陪着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叶无奈，只好对蒋说马寅初不敢来，蒋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未去见蒋。
一段时间后，中央银行会计处的处长金国宝对叶元龙说：“奉孔院长之命，拟请马老担任财政部次长。”叶深知马寅初的为人，便对金说：“你万万不可以给马先生说这个话！”金不信，果然碰了钉子，马答复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此后，蒋介石又几番派人上门游说，但都被马严词拒绝。
有人曾奉命劝说马寅初，说可以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给他居住，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就可以照办，如果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可以，经费不成问题。对此，马寅初发表声明：“一、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1940年的一天，黄炎培宴请马寅初。饭毕，跑堂的递过来两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是在门口站了半天的两位先生托他转交的。马寅初打开其中一封，一只派克金笔从中露出头来；随着又露出一张三寸宽的纸条，上写“请马老先生笔下留情”。一旁的黄炎培已明白了几分，说道：“这是让你过过文昭关。”马寅初又拆开另一封，里边却是两颗子弹，也附有一张三寸宽的条子：“如果你不相识，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黄炎培见状，又插话说：“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马寅初容色不改，坦然地将信封装进口袋，用手一招，叫过跑堂的说：“回头有机会见到那两位送信来的朋友时，请你转告一声，说这两份厚礼我马某都收下了。”黄炎培担忧马的安全，劝他下星期的演讲不要去了。马寅初一顿足，激动地说：“二万里的江山落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身？演讲我照旧去，而且不会迟到一分钟。”
根据当时的重大学生回忆，某日，马寅初由一个宪兵团长押送回家取衣服和行李，马则谈笑自如，神色自若。重大的学生奔走相告，一会儿便聚集了许多人，将马家围了起来。有人问团长想把马先生送到哪里去，答：“委员长请马先生去战区考察经济问题。”学生们根本不相信，便要求让马的秘书同去，遭到拒绝后，他们又要求马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团长只好答应。学生们簇拥着马寅初来到大礼堂，马先请团长讲话，团长先说马先生学问好，又说马先生的“言论超出了范围”，应受处分。马寅初说：“方才袁团长说我的言论超出了范围。我不知道究竟超出了什么范围，我只知道孔祥熙、宋子文他们的行为超出了范围。……”团长惊慌失措，忙制止了马的发言。随后，学生们怀着愤怒而痛苦的心情，含泪目送马寅初被押上汽车离去。随后校长叶元龙辞职，蒋介石派其秘书梁颖文继任重庆大学校长。重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坚决反对梁上任，经过叶的劝说，学生们才勉强同意。结果梁上任后一星期，就被学生们放着鞭炮轰出校门。马被软禁期间，爱国人士在重大校园内建“寅初亭”，纪念马寅初。
抗战期间，马寅初安贫若素，对于分外之物，一芥不取。他在重大任教时，彭用仪冬日往访，见窗外积雪盈寸，马手足僵冻却犹自挥毫不止，便赠煤两吨。他知马寅初必不会接受，便与马的女婿商量，将煤藏于邻居家中，随用随取。这些煤到抗战结束尚有结余。马寅初知道后，特亲笔写条幅相赠，后又赠著作两巨册。
马寅初被软禁时，朱家骅曾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试探，谁知马当面大骂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朱难以启齿，便故意留下一支派克钢笔后告辞。马发现后，追至门口，但朱乘坐之车已远去。正好《大公报》的记者吕润德在场，马便让他记下此事，以示子孙后代，不可与反动势力妥协。
1942年6月，马寅初从上饶集中营被押往广西桂林，蒋介石亲信顾祝同设宴送行。顾知当面相赠马必拒绝，示意押送人员将半两名茶“大红袍”塞入马的行李中。“大红袍”产自福建某寺庙，年产仅有四两，清时庙祝以一两献皇帝，一两献巡抚，一两献县官，一两自留；到民国，则一两献总统，一两献督军，一两献县长，一两自留。顾以半两赠马寅初，实为厚礼相赠。马认为饮之不义，弃之可惜，便不饮不弃，留之作为警戒。
1945年，马寅初参加嵊县旅渝同乡会，王晓籁替蒋介石传话，用乡音对马说：“嵊县脾气到外头是勿灵格，大炮勿要放，戆大勿要做，放大炮，做戆大，是勿会有好处的。”会后，马寅初对其学生、同乡许显忠说：“大炮无论如何要放，戆大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抗战期间，日军昼夜对重庆进行轰炸，学期结束时，学生要求免考，当时重大的文、理两院都同意免考，唯独马寅初的商学院不同意，他认为考试是考核学生学习成果，条件越是艰苦，越要努力，大考不能免除。在马的坚持下，商学院的学生利用早晚的时间，按期完成了学年考查。
1946年12月26日，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全国学生纷纷抗议美军的暴行。在上海的马寅初也参加了1947年元旦的学生游行，穿着蓝布大褂、光着脖子的六旬老人在寒风中和学生们一起挥动着手中的小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向外滩行进。马寅初的加入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他们异口同声高呼：“美国兵滚回去！”喊声响彻云霄。
马寅初应上海交大学生的邀请到该校演讲。他与交大学生李君亮同坐三轮车出门不久，李便发现后面有人跟踪。马坦然说道：“让他们盯着吧！爱国无罪，我是坐过蒋介石的牢的，没什么了不起。”
1947年冬，一群特务深夜闯入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搜查，马寅初对杀气腾腾的特务们声色俱厉地说：“我是不怕你们的，你们的老头子蒋介石我也当面训斥，害怕你们？你们深更半夜闯进学校来干什么？统统给我滚出去！滚出去！”这些来势汹汹的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王易金在《文汇报》当记者时，曾和其他记者一起去采访从杭州到上海的马寅初关于通货膨胀和物价的问题。马寅初劈头便打趣道：“我倒还是敢讲，你们是不是敢登？”记者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马说：“一张报纸嘛，总该为老百姓说说话，要敢讲真话，不畏强暴，不畏强权……”
【简朴】
俞辉记载，马寅初少时在上海读书，其干爹除了学费和食宿外，每月给他四毛钱零花。他用这四毛钱来洗澡、理发、点灯、买书和笔墨纸张，但无论他如何精打细算，总是不够用。所以他的油灯是相对便宜的菜油灯，并且只用一根灯芯。一次，一位朋友到宿舍探望，发现灯光非常昏暗，便为他点上了两根灯芯。马发现后，立刻把其中一根熄灭，对朋友说：“我点不起两根灯芯，请别见笑！”
马寅初的侄女马芬姑回忆，马寅初在外面做了大官，回家时，总是到离家十几里的三聚潭下车，然后步行回家，从不坐轿。他把长衫撩起来挽在腰间，脚上穿一双“蒲草鞋”，肩上背着“钱褡”，钱褡里装得鼓鼓的。看见侄儿侄女们，他便喊道：“你们这般‘小叫花子’。我是‘大叫花子’，我在外面‘要饭’，你们这班‘小叫花子’向我‘要饭’。”然后从钱褡里掏出橘子分给他们。马芬姑常听母亲说小爹（按：绍兴人对最小叔叔的称呼）在外面做官，但她看不出他和其他父辈们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小爹穿蒲草鞋，别人都穿布鞋。于是她便认为蒲草鞋一定是当了官的人才可以穿的。后来长大了，她才知道并非如此。
1936年，马寅初在杭州时，常带着儿子去澡堂洗澡。服务员见马氏父子夏天穿的背心总是有洞，忍不住疑惑地问道：“马先生是省府委员、经济学博士，还穿这么破旧的衣服？”马风趣地说：“夏天背心的破洞穿着很凉快。”到了冬天，他的长袍仍很破旧，但这次，他却解释道：“衣服的作用在于保暖，新旧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穿就行，不必讲究！”服务员哭笑不得。
尚丁回忆，1946年，马寅初住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三楼的宿舍里。那是个十一二平方米的小间，既是卧室，又兼书房，室内一张书桌，一只单人木板床，一架书籍，几只凳子，此外就别无长物了”。
许天乙记载，马寅初“生活俭朴，自奉甚薄，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有重要集会时才罩上一件黑马褂，脚穿布鞋，手拄一根木手杖，虽不无‘寒酸’，但自有风度”。1946年，马寅初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因为会后还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便穿上了这件黑马褂。结果国民党特务破坏了会场，打伤了郭沫若、章乃器、李公朴等60多人，马出面阻止，被国民党特务将马褂剥掉，长袍撕破。
保姆马凤仙回忆，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很穷，从不喝酒，不抽烟，平常只喝白开水，马家用的家具全是公家的，马寅初只有一件绒呢大衣，一顶礼帽，出门时穿一下，回家便让马凤仙放好。马夫人要给他添一件像样的衣服，他坚决不肯，马凤仙也劝他不能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马寅初笑着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马家一星期只吃一顿大米饭，难得吃上肉，马寅初说：“毛主席都不肯吃肉，我更不能搞特殊享受，全国人民更苦啊！”
马凤仙又说：“有人说马先生很小气，这也不假，他从来不肯多用一分钱。但马先生有时很大方，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常常捐给灾区和修建学校，一出手就是几百元。”
【风趣】
侄女马芬姑回忆，马寅初儿时很是顽皮，经常小小地恶作剧一下。一次午后，他偷偷潜入厨房，将锅灰抹在打盹的小保姆脸上。小保姆醒后走出厨房，大家都笑弯了腰。小保姆这才知道自己成了个大花脸，她洗完脸便跑出去找马寅初，边跑边喊：“一定是阿元（马的小名）搞的！一定是阿元搞的！”大家更是乐了，而马寅初早不知躲哪里去了。
夏日午后，马寅初时常溜进自家的酒坊中，拿小草梗在睡得迷糊的师傅们脸上或鼻尖轻轻挠动。师傅们常以为是小虫子，便伸手去拂，马寅初见他拂左脸，便去挠他的右脸，于是他又去拂右脸。马寅初知道时间长了师傅必然会醒，于是又去捉弄另一个。有时也有睡得浅的，觉得痒便睁开眼睛，马寅初笑着一溜烟就跑了，但过一会儿又跑到酒坊里玩耍。师傅们逮住他问中午是不是他玩的把戏，他便爽快地承认，从不抵赖。大家就轻轻地打他的屁股几下，算是惩罚了。
马寅初带着全家和两位家庭教师到西湖畔的北高峰避暑，一次，大家在院子里乘凉聊天，马风趣地说道：“我姓马，这位老师姓杨，另一位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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