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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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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回忆，一次傅斯年在美国演讲，身边没有带一张卡片，却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的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了，可见傅记忆力之惊人。
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偶尔晚上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仍是读书。
早年，傅斯年对医学亦有所涉猎，抗战期间，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留学欧洲时，傅斯年曾研习心理学。1940年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题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的学术讲演，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汪精卫的叛国之路。他认为，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包括后来其妻陈璧君的刚戾凶妄，形成了汪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在汪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他还认为，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因为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屈万里回忆，傅斯年主持台大时，曾与教员讨论大一数学课程，会后，工学院院长彭九生惊讶地对人说：“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
傅斯年的北大同学伍椒升入本科后的第一天便对傅斯年——这个被同学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的大胖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在旧体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傅却对他的旧体诗不屑一顾，曾在他的诗后批“不出校门，焉知四海”八字，伍得知后异常难过，但对傅更加敬重，从此越发努力。一次，伍偶尔碰到傅斯年，发现他又拿了几本厚厚的外国书，心里愈加佩服。毕业后，伍到处打听在国外留学的傅斯年的消息，先听说傅在学数学，伍觉得心里很安慰，只要他不同自己走一条路就好了；过了几年又听说他在学物理，伍觉得终于可以不受他学问大的威胁了。傅斯年回国后，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伍椒成了同事，一次，傅对伍的文章大加称赞，伍顿生知己之感。傅到台大，伍随之而来，谁知两年后，傅便撒手人寰，伍椒悲痛万分，某日夜间梦中竟顿脚呼天，提笔便痛哭不止，他对台湾不再留恋，遂赴日本东京大学执教。
【情谊】
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讲授方法让学生们极为震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一些学生认为胡適是在“胡说”，不配登堂讲授，蓄谋将胡赶下讲堂。但顾颉刚认为胡適的讲法颇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拿定主意，于是请同宿舍的、在学生中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一听。听了胡的课后，傅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適这才脱离被赶的险境。傅斯年去世后，胡適深情忆及：“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初入北大，傅斯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深受黄侃等几位北大守旧派国学大师的赏识，被人戏称为“黄门侍郎”。但自从结识胡適后，傅便投向新文化阵营。陈独秀一度对傅表示怀疑：“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对陈的说法：“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出现了“‘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傅、罗二人十分沮丧。胡適却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发表《他也配》一文为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1919年，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再版8次，发行近2万册。傅斯年却写信给老师敲警钟道：“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926年，傅斯年再次对胡適评价此书，认为从“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大，胡適、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胡適的弟子罗尔纲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適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的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適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就立刻回答说：‘傅斯年。’”1934年，胡適撰写《说儒》时，傅常来与他探讨。罗尔纲虽听不清他们讨论什么，但他能听到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声音恭敬顺从。罗说：“我所见任何一个胡適的学生来见胡適，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急需教员，文学院院长胡適便出面向“史语所”借罗常培救急。傅斯年立即同意，为了配合罗的工作，他还为罗配备了助理，三年后，罗的助理竟达到三人之多。谁知，人借出后，北大迟迟不归还，傅只好写信给老师说：“莘田兄‘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但北大还是不愿归还，最后，傅斯年只好将罗从专任研究员改聘为通信研究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胡適到欧美各国求助，支援抗战，但胡適坚决不愿在此危急时刻离开，坚持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只好请傅斯年帮忙劝说，傅与胡商谈多次，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胡適深为感动，这才答应出国争取国际支持。
蒋介石曾请胡適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为了劝动胡適，他请傅斯年吃饭，傅向蒋力陈胡不能出山的各种理由，此后，由于蒋的坚持，傅只好致函胡適，但却不是劝其出任，而是劝其辞谢。在信中，傅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適听从其意见，以北大同人反对为由，婉言谢绝。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为庆祝回迁，傅斯年大摆宴席，胡適亲往道贺。何兹全回忆说，那天宴会上，“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此语引起哄堂大笑。
朱家骅邀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但傅坚拒，并推举胡適，颂扬胡“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由于胡適在美国未归，便由他任代理校长。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明任代理校长的缘由：“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代理北大校长时，傅斯年曾对邓广铭说：“胡先生是‘性善’主义者，有时不能听他的，如果事事都按他说的办，非把学校办糟不可！”胡適也承认，傅的旧学根底比他好，才气比他高，办事能力比他强。
【龃龉】
傅斯年并非鲁迅的学生，但他创办《新潮》杂志时，曾得到鲁迅的支持，两人有过书信往来。鲁迅对《新潮》赞赏有加，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傅斯年对鲁迅也很是推崇，对《狂人日记》更是赞不绝口。在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撰文对张进行回击。
鲁迅对傅斯年也颇为维护。《时事新报》反对新文化运动，由沈泊尘画过两小幅漫画，第一张画出一副侉相的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来；第二张则是傅正捧着一个木牌走进去，上书易卜生夫子之神位。鲁迅见后大不以为然，此后对于《学灯》（《时事新报》副刊）就一直很有意见。
留学归国后，傅斯年与鲁迅同在中山大学任教，二人一度过从甚密。但当傅斯年提出准备聘请同窗好友顾颉刚来中山大学任教，鲁迅顿时大发雷霆：“鼻（顾颉刚）来，我就走！”但傅仍坚持将顾请到中大，并采用折中方法，让顾先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得知后，立即提出辞职。傅斯年深感委屈，到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处大哭，并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职。校方左右为难，学生们则表示三位先生都不能少，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但鲁迅丝毫不退让，声称与顾势不两立。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愤然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最后，鲁迅辞职离校，回到上海。
孰料，傅斯年后来也与好友顾颉刚反目。顾颉刚喜欢独立研究，他对在中大担任行政职务感到厌烦。1928年，顾准备应燕京大学之请，到燕大任教。傅斯年得知后极为恼火，骂顾忘恩负义，二人大吵一架。
二人对筹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各执己见。顾颉刚之女顾潮说：“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
此后，二人开骂，甚至发展到几欲肉搏。最后顾颉刚决定退出“史语所”。“史语所”的成立大会，顾颉刚也没有出席。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关系的正式破裂。
后来，傅斯年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延聘顾颉刚为研究所教授，但顾拒绝受聘。傅斯年大为光火，派人责顾道：“燕京（大学）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回道：“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陶孟和与傅斯年素来不和。1941年10月，陶孟和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迁到四川李庄。由于没有住所，陶便向学生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根本不予理会。陶只好和李庄的士绅协商，将社科所的人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傅斯年有时门户之见过重。抗战期间，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弟子费孝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另立山头。傅斯年认为吴等人违背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写文章大肆批驳，并给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无奈，吴文藻、费孝通只能关门大吉。
【逸事】
傅家世居山东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后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能诗善画，精通医理，且长于武技。傅淦好交游，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时王五是一名镖师，使双钩，与傅淦多次比武，悉败在傅手下，遂拜傅为师。傅淦劝其改用大刀，遂人称大刀王五。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即校长）。傅斯年13岁时，父亲的学生、刑部主事侯延塽回乡看望老师时，得知老师已去世，在老师坟前发誓一定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因为侯年轻时家境贫寒，只能辍学去当学徒，傅旭安见其手不释卷，对他分外欣赏，将其带到龙山书院读书，日后得中进士。侯为报师恩，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读书。多年后，傅斯年无限感激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他常去看望定居济南的侯延塽，并寄钱接济，奉养终老。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由此，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少时，傅斯年文采斐然，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便时常请他捉刀，酬谢是一个烧饼。傅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但先生却知道肯定是傅代写，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傅听罢窘迫不堪。
傅斯年读书十分用功，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在天津读书时，傅斯年曾在英敛之家中借住，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为忘年交。英敛之之子英千里回忆傅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六月，傅斯年在北大的毕业考试成绩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的高分。
1919年秋，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不料有当权者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出国留学，以傅是五四学生领袖为由，拒绝录取，说：“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时在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官员也出面为傅出头，他才最终获得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的资格。
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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