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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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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开始游行。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打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馆门前时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当时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镇压，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包括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傅斯年因离开较早，未被逮捕。当晚，他回校后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罗家伦语）胡霹雳发生争执，傅主张将主要精力放在营救被捕同学上，而胡则主张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由争执发展到肉搏，胡打坏了傅的眼镜，傅大怒，“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自此，傅斯年退出了五四运动。
同年10月，傅斯年反思五四运动，在《新潮》杂志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傅斯年在纪念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一文中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壮怀】
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在给好友俞平伯、顾颉刚等人的信中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一同赴英国留学的俞平伯半途而废回国后，傅斯年下决心好好学习，他致力于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数学、物理学等多门自然科学课程，不求速成，拿个文凭回国求取功名，而是踏踏实实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1928年，“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在给胡適信中说，他为“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以赴之”。
傅斯年从不与学生讨论政治话题，他要求青年潜心学问，不许他们谈论政治，唯独对学生何兹全（好友何思源的堂弟）例外。一次，何兹全和他说起党派和主义时，说自己1926年便加入了国民党，傅斯年说：“我的理想只是民主加社会主义。”
1948年，傅斯年对陶希圣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陶希圣笑着说：“可惜很少人知道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可以结合在一起。”
【炽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为伪满洲国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马上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一起编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的谬论。此书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联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接受此书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的领土。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发现了“居延汉简”。次年，汉简由北平图书馆收藏。1933年，胡適与傅斯年经过协调，将汉简移至北大文科研究所，加速整理。北平沦陷后，傅斯年又将汉简运往美国妥为保管，使之免于沦落日伪之手。
国民党对日妥协，与日本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当时，傅斯年与老师胡適的观点发生分歧，胡適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主和，而傅斯年坚决主战。他看见胡適发表的《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信给胡適要求退出《独立评论》。后经丁文江劝解，他与胡適进行了一次长谈，了解胡適的真实意图后，二人又和好如初。
1935年，傅斯年和俞大綵的儿子出生，傅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傅仁轨”。傅的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罗家伦极为不解，傅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抗战前夕，傅斯年抨击亲日派，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一致抗日；抗战爆发后，他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殉国，傅斯年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并不断撰写评论时局性的文章，鼓舞民族斗志。
傅斯年最初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他曾撰文评论国民党要人，并不认为蒋是合格的领袖。抗战爆发前，傅屡屡撰文表示对蒋政权对日政策的不满。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提到蒋介石，也只以“蒋”或“generalissimo（委员长）”代替。西安事变后，傅对蒋的好感大增，信札中蒋的称呼也换成了“蒋公”、“介公”或“蒋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曾写下“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悲壮诗句。
抗日期间，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写道：“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傅乐成回忆，在重庆时，傅斯年穷到每餐只吃一盘“藤藤菜”，有时还喝稀饭。那时正是对日作战局势艰危时刻，他还须为国事忧愁忙碌。那种穷、愁、忙的生活环境，使他的黑发突然变成全白，并患上高血压。他对友人叹道：“我是从少年突然进入老年的。”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写信给妻子俞大綵说，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了。第二天罗家伦去看望傅斯年，傅连床都起不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晦气！晦气！”
北大复校时，代理校长傅斯年对伪北大人员深恶痛疾，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北平报纸评论说，傅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北大的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说情，但傅顶住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
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河北高等法院经审理后，宣判其无罪，傅斯年搜集鲍的4项罪状，向有关机关抗议，要求对鲍进行严惩。
【大炮】
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一生直言不讳，多次炮轰要人。程沧波回忆说：“他（傅斯年）在重庆时一日忽论当时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居（于右任），‘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阿弥陀佛（按：考试院长戴季陶平日向佛，刘半农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戴只念佛不干事）。’论孔（祥熙）：‘他凭哪一点？’”
1932年，傅斯年发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文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指责。傅说，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崩溃，国民因失业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军阀则是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
西安事变发生后，傅斯年极为震怒：“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他主张出兵讨伐张、杨，同时发表《论张贼叛变》等文章进行声讨，称张学良“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傅说，越是大军压境，张越不敢加害蒋，一旦大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擒，“只有蒋能救他（张学良）一条性命”。
傅斯年向来对孔祥熙深恶痛绝。1938年，傅斯年上书蒋介石，质疑孔祥熙的能力，揭露孔氏一门发国难财的恶行。蒋介石并未理会。从此，傅便千方百计搜集孔氏的罪证材料，准备弹劾孔。时在美国的胡適得知此事后，写信劝他不要贸然行事。但傅斯年仍坚持调查孔的美金公债一案。
程沧波曾记述傅斯年搜集孔祥熙罪证之事：“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据。”
罗家伦也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之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经过不懈努力，傅斯年终于搜集了孔祥熙的罪证，并准备提交参议会。为避免将事情闹大，蒋介石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以国家利益为重、争取其他国家支持抗战等为说辞，让傅放弃提交参议会。傅这才答应退让，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尽管如此，傅的质询案仍震惊朝野，孔祥熙很快下台。
宋子文上台后，其经济政策较孔祥熙时代并无改观，傅斯年对其颇为失望，他在《大公报》撰文问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
见宋子文对自己的文章没有丝毫回应，傅斯年在半个月内连续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三篇文章。傅斯年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交给总编辑张纯明。”2月15日，傅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后，震惊朝野。胡適在当天的日记中曾记载说，《世界日报》这日的标题是：“傅斯年要革命。”
第二天，傅斯年在国防部的楼梯上遇到宋子文，二人形同陌路。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个人都把头偏向两旁，装作互相没有看见的样子。”
不久，傅斯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文中称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针锋相对。傅斯年说，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接着说，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之日，宋子文提出辞职，至此，孔祥熙、宋子文两位皇亲国戚均因傅斯年的炮轰而倒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请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在夫人的鼓动下，同意出任，但没有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按照规定，北大校长不得兼任国民政府行政职务）。傅斯年对此事大为气愤，劝蒋应辞去校长之职。他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
蒋梦麟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蒋、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大及西南联大的职务。
1948年后，国民党益加腐败，傅斯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将其比为大粪。
【霸气】
在北大上学时，傅斯年被同学们称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他给同学的印象是态度傲慢，同学和他打招呼，总是若理不理；和他谈话，说不到几句，便回头去背书了。
罗家伦回忆，傅斯年带头赶过教授。北大教授朱蓬仙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讲授《文心雕龙》时却错误百出。有学生借来朱的讲义交给傅斯年，傅用一夜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后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自己能发现这些错误，怕是教授们相互攻讦，便召见全班学生考问。学生们觉得由傅一人承担责任太重，进去之前便每人分担几条背熟。蔡考问时，学生应答如流。考问完毕，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老师胡適执礼甚恭，在别人面前却很桀骜，陶孟和是傅的老师，傅与他交谈时很是随便，常常跷着二郎腿，直呼其名“孟和”，而不呼先生。
程沧波回忆，中央研究院初成立时，傅斯年常到蔡元培在成贤街的住所吃饭，程沧波、杨杏佛等人也常去。“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顾颉刚对洪业笑谈：“傅斯年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六亲不认，四海无家。’你看他好大的气魄！有点像曹操‘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味。”
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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