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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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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曾对人讲起冯友兰的趣事：“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批斗时，一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诵诗文，最喜韩文杜诗及《古诗十九首》。冯友兰高寿，有人问其长寿秘诀，他只说：“不……着……急。”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正值二人“米寿”（米寿：88岁，“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冯撰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即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叀笔嵌旅娌鹂耸耍８鸬牧疲骸昂沃褂诿祝嗥谝圆瑁宦鄹甙茁恚莱嗯！！焙罅骄涫嵌越鸬脑尢荆郝郾绫裙锪摹鞍茁矸锹怼甭垡撸宦鄣莱镒徘嗯５睦献印�
【求学】
冯友兰从中国公学毕业时，科主任李登辉问同学们的计划是什么，冯说：“我要学哲学。”李笑道：“你想当孔夫子呀。”
冯友兰回忆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上海：“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会被骂为‘江北佬’。但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单词，他马上就变得恭敬起来。”
北大哲学要添设西洋哲学门，并请到了专门研究西洋哲学的周慕西任教授，冯友兰听说后，便决定报考。当时法科比较流行，报考法科的人必须有大学预科的毕业文凭。当主持报考的职员得知冯要报考文科后，很替他惋惜，建议他报考法科，入学后还可再转科。冯听从了他的建议。等他进入北大后，才得知西洋哲学门还是没有开设，周慕西也去世了。尽管他比较失望，但还是从法科转入文科。
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曾为国学门的一位学生当枪手，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黄侃看后很是赞赏，对诗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马叙伦在北大开“宋学”课，一个学期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马辞职离去。文科学长夏锡棋请了一位老师来接替马叙伦。这位老师名不见经传，上课前又未发讲义，冯友兰等学生对他颇有怀疑。作为班长，冯友兰准备与他当堂辩论。等他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带了几本《宋元学案》，当堂质问，这位老师竟连《宋元学案》都没见过。学生们哈哈大笑，他也狼狈而去。
1919年，冯友兰考取官费留学生，傅斯年邀冯一起到英国留学，但冯因为弟弟冯景兰已于前一年到美国留学，便决定去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冯友兰经过对比发现，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办手续，比如学生对学校有要求，要写申请等校长批准，校长的批示，还要装在镜框中展示出来。在美国，即使国家最大的事情，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传。他在纽约街头看见动员参加海军的宣传语为：“加入海军，周游世界！”他认为，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冯友兰谈论：“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他在美国东部读书，冯景兰则在西部，每逢暑假，冯友兰都到冯景兰处过暑假。一次，冯友兰收到一封铁路公司寄来的信，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
在美国留学时，官费有时不能按时寄来，冯友兰便勤工俭学，去餐馆收拾盘子，每天干一个小时，还可以在餐馆吃一顿饭。一天，他去中国城演讲，因为讲的时间长，耽误了上工的时间，等他到餐馆，已经开始营业了，老板大怒，冯便失业了。不久，他又找到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他将脏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把木板推进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冲洗，一两分钟后打开水箱，盘子已经被冲洗干净了。冯友兰觉得这个工作比原来省力多了。
冯友兰在中国城的那次演讲有一个小小的收获。演讲结束后，他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说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但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每天将生字记下来，标明书的页数，让冯填上相应的中文字，他按照每个字给报酬。于是冯友兰便当起了此人的“活字典”，每天大约可以收入五角。
冯友兰曾申请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杜威的推荐信上写道：“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但因为送去晚了，没有申请成功。不过学校为冯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有了这几份工作，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冯友兰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了。
【为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成书于1931年、1934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就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翻译成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该书上卷出版后，清华大学马上就将其列入《清华大学丛书》。
联大文学院迁到蒙自，举行临时集会，请冯友兰讲演。冯曾听从钱穆的建议，在《新理学》一书中加入鬼神一章。故演讲时，冯友兰说：“鬼者归也，事属过去。神者伸也，事属未来。”又指钱穆说道：“钱先生治史，即鬼学也。我治哲学，则神学也。”
抗战期间，重庆召开学术评议会议，会上评选抗战以来的最佳著作，冯友兰的《新理学》一书当选第一等，金岳霖的《论道》也被选为第一等，但因为第一等规定只有一个名额，故最后《论道》只能降为第二等。冯友兰得奖金一万元，金岳霖得奖金五千元。
一次，冯友兰和张荫麟谈到“抽象”，两人各讲了一个笑话，张说：柏拉图有一次派仆人到街上买面包，仆人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面包”，只有方面包，圆面包，长面包，就是没有光是“面包”的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长面包吧。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长面包”，只有黄的长面包，白的长面包，没有光是“长面包”的长面包。柏拉图说，你就买一个白的长面包吧，结果仆人又空手回来了，说没有“白的长面包”，只有冷的长白面包，热的长白面包，没有光是“白的长面包”的白的长面包。如此，仆人总是买不来面包，柏拉图于是饥饿而死。冯友兰的笑话则是：先生给学生讲《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先生说，“吾”就是我。学生放学回家，父亲考其学问，问他“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先生。父亲大怒，说“吾”是我！第二天学生去上学，先生问学生“吾”是什么意思？学生说“吾”是我爸爸。冯友兰说，人若没有一种抽象的能力，就连话也不能说，说话总要用一些有一半意义的名词，这些名词的来源就是抽象。
40年代，宗璞在文林街巧遇罗常培。罗对宗璞说：“今晚你父亲有讲演，题目是‘论风流’，你来听吗？”宗璞当晚并未前去。很多年以后，宗璞读了父亲的《论风流》，深为这篇文章所吸引。冯在文中议论风流四要素：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极好赏析，让人通彻了名士风流的审美的自由人格。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定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套书只出版了前两册。此书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点，冯友兰80年代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被完全抛弃。
冯友兰将自己读书的经验总结为：“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
晚年，冯友兰耳目失聪，但他没有停止著述。据他的博士生回忆，冯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写，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他身体欠佳，却坚持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他说此书“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九十之后，冯友兰仍坚持每天9点钟起开始工作，由于行动不便，他坚持上午不喝水，避免上厕所。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冯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病床上的冯友兰低声对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1990年7月，冯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终于完成，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魂归道山。
冯友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时，预料到不能及时出版，他在序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王夫之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几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因书中论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尤其是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与当时的主流意见有一定出入，致使未能收入《新编》在内地出版。1992年，香港中华书局将其易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在香港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于1999年、2009年相继出版了这部书。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教授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引人入胜，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冯讲课极为生动，通俗易懂，他不进行逻辑分析，而是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学生有时根本不用记笔记，听得高兴的同时，也了悟了他的意思。
清华学生对冯友兰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冯念墨索里尼，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冯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许渊冲回忆说，他在联大听过冯友兰的演讲，冯说话虽然结巴，思想却非常流畅，犹如十月怀胎受尽折磨，一朝分娩却生出了掌上明珠一样。
杨振宁说：“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因为冯口吃，所以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也因为口吃，他讲话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讲座的原因。
西南联大学生汪子嵩回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一副道家装扮；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三人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鹿桥（60年代在台湾发表小说《未央歌》，反映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生生活）读联大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感到生命空虚，了无意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某日，他忽然想到去拜访冯友兰，请教人生的真谛。经过冯的劝导，鹿桥改变了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
冯友兰在联大开设伦理学课程，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著作《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纳全校所有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开口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似乎有以孔子自况的意思。
抗战时期，冯友兰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宗璞在《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文中感慨地写道：“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言论】
1923年，冯友兰在老师杜威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人生理想值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文中，冯将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的说法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异曲同工，区别在于，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的最后指向则是儒家文化。
冯友兰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京师大学堂虽改授新学，但传统观念仍认为它是“太学”。因此，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一再主张，北大（原京师大学堂）不论在哪里上课，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一定要在国子监举行。冯友兰还谈道：“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实际上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访问苏联归来后，冯友兰得出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尚贤”。
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抗战期间，冯友兰每到重庆，蒋介石必请其赴宴，每次吃饭，总有二十多人。席间，蒋介石总是问一些地方官员：“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答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答有问题，他就追问是什么问题，一旦回答不合其意，他就发怒，甚至当面训斥。几次后，冯总结出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总是说好。他联想到，中国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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