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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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老太太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个寒冬，鲁迅坐人力车，发现车夫没有穿棉裤，问他为什么，车夫答：“先生，生活艰难啊，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鲁迅便给他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穿。第二天鲁迅下班后，在教育部门前观察，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力车夫都穿着单裤，他感慨道：“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车夫很是惊恐，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含笑说道：“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回忆，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呼号，她随父母到伯父鲁迅家中拜访，在离鲁迅家后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个车夫因光着脚拉车，踩到了碎玻璃碴儿，正在路边呻吟。周建人忙到屋内叫出鲁迅，拿着纱布和药，为车夫夹出碎玻璃，包扎妥当。车夫回家时，鲁迅将药和纱布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家中好好休息。车夫走后，周晔问鲁迅为何这么寒冷的天光着脚拉车，鲁迅的回答让她不是很明白，她希望伯父能给一个详细的解答，鲁迅却只是抚摩着她的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下楼时，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对鲁迅的殷勤样子，司机很是窘迫。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少使唤家中的女工，也从不责备。如果许不在家，他便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如果不是女工见到过来代劳，他绝不会高声叫人帮忙。

一次，老女工陪周海婴玩耍时，从鲁迅的书架中拿了一本书，扯下书页来，从阳台上吹下去，说是放纸鸢。等鲁迅发现时，书已经撕了大半。鲁迅视书如命，但他知道老女工不识字，只图博周海婴的喜欢，所以并没有责备，只让她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鲁迅搬到西三条，许钦文和孙伏园合买了一只大火腿，由孙送给鲁迅。几日后，孙对许说：“大先生说，‘钦文也送火腿，他要因此多写多少字呢！’要我告诉你，下不为例。”

许钦文在北京时，家中负担很重，日子过得清苦。去看望鲁迅时，鲁迅总是拿出一个扁扁的灰漆盒子，里面盛着一块“萨其马”之类的点心，拿给许吃。许工作后，有能力自己在街上买点心了，鲁迅便不再请他吃点心。

尚钺病愈后去拜访鲁迅，聊天时，鲁迅觉出他的困窘。尚告辞时，鲁迅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道：“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最初白薇并不亲近鲁迅，每次去送稿，总是在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走。半年后，她听到鲁迅对人说：“白薇怕我吃掉了。”一次，白薇和杨骚去见鲁迅，刚走到楼梯口，鲁迅便温和地在楼上说道：“白薇请上来呀！上来！”白薇走进书房，微低着头不敢正视鲁迅。这时，鲁迅拿着一把蒲扇帮她扇风，亲切地说：“热吧？”然后又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她看，并耐心讲解，白薇当时就感到鲁迅是“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

鲁迅想买德文本的《果戈理选集》，黄源在某旧书店花18元购得一套，送给鲁迅。他怕鲁迅不接受，事先在第一册上写上“鲁迅先生惠存”。但鲁迅依然不肯接受，二人推让半天，最终鲁迅接受了第一册作为馈赠，其余几册支付给黄15元，他在日记中写明原因：“值18元，以其太巨还以15元也。”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鲁迅曾在家中为日本人增田涉单独讲解《中说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历时一年，每日午后约三个小时，无论寒暑。

任均回忆，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左联的碰头会改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利用吃饭时间进行交流。每次碰头吃饭，总是鲁迅掏腰包，其他人过意不去，要分摊餐费，鲁迅却不赞成，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么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

一天晚上，萧红在鲁迅家中和鲁迅、许广平聊到将近十二点才告辞。那天下着雨，鲁迅非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怕鲁迅受凉，心中很是不安。到铁门外，鲁迅指着隔壁挂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门旁边的门牌号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每周六，周建人夫妇都带一个孩子到鲁迅家中拜访，一般王蕴如带着孩子先去，周建人下班后直接从商务印书馆过去。如果周建人到得晚了，鲁迅总是不放心，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遍，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

黄源回忆，他也习惯于周六去拜访鲁迅。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钱。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一次，晚上出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坚持自己不坐，让许广平、王蕴茹、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郁达夫决定定居杭州前，曾和鲁迅谈起此事，鲁迅好意相劝，但郁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移居杭州。半年后，鲁迅又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再劝郁离开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此诗后挂在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的客厅中。

郑振铎向鲁迅请教《三言》之事，鲁迅信中附了一张自己抄录的《醒世恒言》全目录，并告诉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也没见过，《醒世恒言》只有半部，但一位朋友处有全本，他便借来，抄下目录寄给郑。又一次，郑写信问鲁迅是否有《西湖二集》，鲁迅便将自己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送给只谋过一面的郑，郑极为感动。

许广平回忆，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到上海后，向鲁迅提出借500元钱，说明不久就还。鲁迅立即替他从老朋友处转借。老朋友信任鲁迅，将内有千余元的存折与图章一起给了陈，让他从中取500元。不料陈一去不复返。鲁迅写信去催，结果图章寄回来，折子里的钱已经全部取出。后来听人转述，陈曾对人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鲁迅去世后，朋友写信向陈催款，陈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岁，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十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著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褊狭】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陈子英约鲁迅一起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船靠岸后，关吏在中国留学生们的行李中翻出一双绣花鞋，鲁迅心中顿时很是不满，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不自觉间便摇了摇头。一行人坐上火车，这群人又在车上为座位之事互相谦让起来，车一开，顿时摔倒三四个，鲁迅见了又很是不满，大摇其头。于是这群新来的留学生对鲁迅很是不满，这其中便有范爱农。日后的同乡会上，但凡鲁迅的发言，范必定要站出来反对。

鲁迅讨厌吃莲子羹，因为绍兴风俗，过新年时儿媳妇要做莲子羹孝敬尊长，招待亲朋，因此许多儿媳妇只会做这道莲子羹。鲁迅认为这是陋习，见了便摇头，所以绝对不吃。

民国初年，许寿裳曾托蔡元培为鲁迅谋一职务，蔡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27年，鲁迅因蔡赏识别人而对川岛去信抱怨道：“其实，我和此公（蔡元培），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民政府“特约撰述员”，每月享受300大洋的政府津贴。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鲁迅本想争取此职位，但此事最后未成。鲁迅致信川岛，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鲁迅与左联的周扬等人发生分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准备拉拢鲁迅，结果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讽刺陈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抗战中，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看书，他很少看杂志，有时许广平看杂志，他会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他最多花十几分钟浏览一下报纸，看见许看报纸的时间长了，偶尔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鲁迅不喜京剧，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剧，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一次，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谈到要改良京剧，宣传革命，鲁迅马上反对，他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鲁迅只看外国影片。在广州时，他看过一部国产片《诗人挖目记》，结果没看完就离场了，从此对国产片再无兴趣。以后，即使轰动一时的国产片，他也拒绝去看。

张友松回忆，他办春潮书局时，曾请鲁迅将书交给自己出版，由于未等鲁迅答复便打出广告，致使鲁迅对此颇为反感。事后，张写长信解释此事，鲁迅虽不再计较，但依然对张存有戒心。张在信中称呼他为“吾师”，鲁迅让张不要这么叫他，说某人不是他的学生，也称呼他为师，但背后却大发攻击他的言论，使他不胜感慨。

鲁迅常到老靶子路一家小吃茶店喝茶，泡一壶红茶，和青年聊一阵子天。一天，他背后的茶座里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女子走时，鲁迅一直生气地瞪着她，看了半天，最后说：“是做什么的呢？”

冯雪峰曾这样看鲁迅：“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的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于一切人都怀有疑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钱玄同曾总结鲁迅的三大短处是：多疑、轻信、迁怒。

【率真】

路易·艾黎回忆，一次聚会中，鲁迅喝酒后，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的旧毡帽掉在衣架的后面，他便到处找，最后大家一齐动手给他找出来了，他一脚将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边笑边和大家一起走下楼去。

鲁迅有童心，看到店里的玩具好玩，常买下来。有时送给朋友的孩子，有时便自己收藏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在他书柜的抽屉里看到小的瓷水桶、瓷蟾蜍等小玩意儿，大家便一齐动手，哄抢一空。

川岛因留学生头被人戏称为“一撮毛哥哥”，鲁迅在送给他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上题道：“请你送‘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过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曾给俞芳等人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说：“绍兴女人吵架，有一种架式是‘剪刀阵’。”俞芳忙问剪刀阵是不是拿着剪刀打架，鲁迅笑道：“你们看我。”然后站起身，双脚分开，两手叉腰，并让俞芳学着他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