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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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与19岁的信子初次见面，次年3月18日结婚。

1911年，在长兄鲁迅的催促下，周作人结束留学生涯，携妻返回绍兴老家。一次，羽太信子因琐事大发脾气，忽然晕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经此一下，从此便不敢“忤逆”信子。后来，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来到中国，信子又一次因发脾气而倒地，重久见后漫不经心地说，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

周建人回忆：“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妻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周氏一家搬入北京八道湾后，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财政大权便由信子接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虽无固定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时有稿费收入。全家收入颇丰，但信子花钱无度，时常入不敷出。一次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羽太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管家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周作人对家事一概不管。周氏夫妇与鲁迅失和时，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也有一些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另一面，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写道：周母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周母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周母有肾炎，要吃西瓜，为了让婆母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将西瓜熬成西瓜膏，这样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她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徐淦在《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像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信子加入了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周家的徐淦说着什么。因其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周作人在一旁翻译道，信子说她太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羽太信子晚年，跋扈的性格并无太多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便大发脾气。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年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

1962年4月6日，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两天后，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75岁。

次年4月8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周作人忆起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年（1908）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怡怡】

周家朝北的套房里放了一张小床，幼时鲁迅和周作人便在床上玩耍。一次两人模仿戏中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形。二人在床上来回走着，大哥呀贤弟呀地叫喊，直到喊得声嘶力竭才停下来。

周作人少时，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15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弟弟听。讲的什么故事，周作人已经不太记得，但大哥讲故事的情形他却永生难忘，到晚年他写《儿童杂事诗》时，仍很怀念：“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对兄弟很是爱护，特别是对周作人。在兄长的羽翼下，周作人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压力，他说：“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

鲁迅早年，经常与弟弟们互用署名，或混用笔名，特别是与周作人，但总体上看，鲁迅作品署弟弟名字的情况多一些，例如，他们在日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便只署了周作人一人的名字。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负担信子妹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一起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初入北大任教，对周作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周作人白天拟好讲义草稿，等晚上鲁迅下班回来帮他修正字句后，方用于第二天的讲课。

1917年，周作人病重，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整日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但也）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当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鲁迅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当时他们住的绍兴会馆设施极为简陋，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翻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在鲁迅建造装修房屋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担忧，四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家中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到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阋墙】

周氏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也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说的“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时说鲁迅调戏她”，以及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文章《抱犊谷通信》等细节，分析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信子因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之事发生争执，鲁迅要求分家，故当日鲁迅一个人吃晚饭。17日，周作人发现大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问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联想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鲁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