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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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到北平接家眷的叶公超受中研院与北大之托，劝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劝说周南下，但每次周总以南下有种种困难为由推脱，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1954年1月3日，这天是周作人的七十大寿（虚龄），他在日记中写道：“生日照例是不幸的日子，甚为不快，不知何时得脱此苦也。”

【人本】

周作人幼年与祖母蒋氏（其父周伯宜的继母）生活，对祖母很是同情，他回忆：“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特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也。”

由于祖母的际遇，周作人对祖父很是不满，他于晚年回忆，一次祖父骂祖母“长毛嫂嫂”，还含糊地说了一句房帏隐语，祖母便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周当初并不懂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祖母一家曾陷入太平军中，祖父说的便是此事。明白之后，他“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花牌楼时，她偶尔找来《二进宫》之类的石印戏本，让周作人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年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当时刚过三十岁，却要陪着一个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里对她生出许多同情。

虽然几乎每次家中的风暴都是潘姨太惹起来的，也带给祖母许多困碍，但周作人认为：“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

周作人从小就关注女性命运，除了祖母、潘姨太，邻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杨三姑等也给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格外关注旧时代女性命运的原因。

由于周遭女性的遭遇，周作人憎恨蓄妾的男子，也因此，他日后对长兄鲁迅和三弟周建人颇有微词。他在山中杂信中说：“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做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做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基于以上原因，他对提鸟笼的人也极为反感，认为“同缠足一样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周作人大姑去世后，其女儿珠姑因不堪同父异母兄嫂的虐待，与一个茶房店伙私奔，做了那人的妾。一年，珠姑托人给鲁老太太带来一些礼物，说想念外婆家，希望能让她前来走动。鲁老太太与家人商量后婉辞谢绝了。周作人晚年提及此事很是后悔，他说：“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

周作人的叔叔伯升只比周大两岁，二人自小一起上书房念书，后又一起到南京上学。1904年，周作人的祖父去世，当时作为长子的周作人父亲早已去世，长孙鲁迅在日本留学，周作人便顶替了祖父葬礼中“孙子”的位置。不久，叔叔伯升从学校回来奔丧，周作人本以为自己可以卸任了，但却未得到许可。周作人不知道是因为礼教的规定还是仅仅因为伯升是庶出，他认为，如果仅仅是后者，那对伯升实在是极不公平的。周作人与伯升关系一直很好，伯升37岁早逝，周作人很是为之叹息，晚年在回忆录中亦多次谈及。

周作人很注重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他多次指出中国的儿童书籍太少，不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到晚年，他为自己当初没有学习绘画，不能为儿童们画画而遗憾。他还从《太平广志》中为儿童玩偶找出了中国名字——“新妇子”。

冯至曾对静远说，周作人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明，北大某教授曾写信追求一女学生，女学生将信件公开，某教授被免职。周作人曾为之鸣不平。

周作人评价中国书籍有一条独特的标准，就是看作者“对待人的态度”，特别是“对待女人、儿童的态度”。依此标准，中国书籍中惟有《红楼梦》是好的，《西游记》和《聊斋志异》可以给儿童带来快乐，故可以一读。《水浒》中，他最喜欢鲁达，最憎恶武松，因为武松嗜杀，杀嫂子，血溅鸳鸯楼，虽是中国传统的英雄，在他看来则是狗熊；而鲁达在水浒英雄中杀人最少，仅为一人，这一人还是因无奈和失手。

周作人晚年常写文章责备鲁迅“娶妾、多妻”，孙郁认为，周之所以对长兄如此苛刻，“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

【雅趣】

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寓所苦雨斋，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是当时文学界名人雅集的地方，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可以前来，“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张琦翔语），经常前来的名士有钱玄同、刘半农、黎子鹤、马季明、徐祖正、俞平伯、沈尹默等人。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以态度温和著名，他的苦雨斋从不将访客拒之门外，每有人来，总是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

周作人好饮茶，尝言，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周作人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只好随便写一两行……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常在散文中提到各地饮食，他晚年作品《知堂回想录》中更是有一章“路上的吃食”专门谈在各地求学时吃过的风味小吃。后钟叔河辑录《知堂谈吃》一书，在序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刘半农认为周的诗虽然不错，却“撒了谎”：周不会作画，从不写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性情】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他的一位堂房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门时，似乎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就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便呱呱坠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传来传去，白须老人竟变成了老和尚。从此，周作人便被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周后来亦自承是一个和尚。

生病住院期间，周作人读了大量的佛经。从《鲁迅日记》得悉，鲁迅去探病时，常给他带去佛经，还特地去给他买过经书。他的早期作品常谈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从上世纪40年代直至其去世的20年间，其作品再难觅与佛理有关的言论，研究者认为，这大概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

儿时，鲁迅对周作人说长庆寺的佛像有许多手，手里拿着各种东西，其中还有骷髅。周当时并不明白骷髅的意思，经鲁迅解释后，他感到非常恐惧，以后到寺中去都不敢正眼看佛像。父亲病时，周作人兄弟三人常听父亲讲《聊斋》，周记得其中有一种叫“野狗猪”的怪物，兵乱后到死人堆中，专门吃人的脑髓，当他听到父亲说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来，惊呼“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觉得实在阴惨得可怕。这两件事情让他记忆极为深刻，60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鲁迅到南京读书后，周作人也很想从家里逃脱，原因一半与鲁迅相同，源于“衍太太”的挑拨离间，另一半是讨厌上街买菜。他倒不怕与小贩们讨价还价，而是因为祖父规定，上街一定要穿长衫。于是大夏天，他便只能穿着长衫，挎着篮子，走二里路到早市，挤在鱼摊菜担中间，酷热难当，他觉得，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无形的虐待”。

杭州的拱辰桥很是繁华，这是周作人从绍兴到南京上学的必经之地，但他经过四五次，一直没有上过岸。一次，由于船到杭州较晚，来不及进城，船上的人便只能上岸过夜。周住的那家客栈隔壁住了一个“野鸡”，他刚要了一碗汤面，茶房便来劝他去隔壁“白相”（玩），不一会儿，隔壁的“小姐”和服侍她的“大姐”轮番来劝他过去，周好不容易将她们打发走。这个客栈的臭虫、蚊虫，隔壁没有生意的主仆喁喁的聊天声，又让周作人实在觉得心烦，到了半夜便下楼结账，乘船进城。以后路过，他再也没有勇气上岸去了。

1904年冬，周作人到北京考官费留学，他去听了三回京剧，既感受到了京剧的精华，也看到了糟粕。其中一次是谭鑫培的，周平常讨厌京戏里的长音，听了有一种生理上的不愉快，但这次听谭老板的戏却没有这种反感。又一次是两场偷情戏，很是淫亵。这次经历给周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以后在北京的40多年中，他再不曾看过一场京戏，只要听见“嗳嗳嗳”的唱腔，便“衷心发生厌恶之感”。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过得颇为愉快”，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受到过国际事件的刺激，如鲁迅所经历的日俄战争中辱杀中国侦探的刺激。他对日本印象很好，很快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日本文化。留学6年间，他从未回过国，东京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周作人喜欢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他说：“日本住房，几张席子（榻榻米），一张炕桌，一副坐垫，看书、写字、吃饭都是这张桌子，晚上睡觉，拉开墙柜，扯出被子就睡，搬家也简单方便。”梁实秋曾说：“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周作人翻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将题目翻译为“小的一个人”。他觉得此种说法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又没有更贴切的译法。他将作品送到《新青年》去发表，陶孟和提笔加了一个“小”字，于是题目变成“小小的一个人”，一下子便生动起来。周对陶十分佩服，称其为“一字师”。

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一书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文学界戏称、讽刺为“性学博士”，但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张。周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取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一次闲谈中，张中行对周作人说，希望他能编一本日本俳句，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周作人听罢，郑重拒绝道：“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郑振铎、冰心等人都做了长篇的发言。轮到周作人时，周只说自己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20世纪30年代有人称他为现代陶渊明，他高兴地将其引为知己。

1930年，周作人去辅仁大学演讲，该校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了全部的六次演讲并做了完整记录。演讲结束后，邓将记录稿拿给周看，周校改一遍后交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周作人的演讲既无讲义亦无提纲，周说邓的记录稿不但绝少错误，还条理分明。书出版后，周作人把稿费700元全部送给邓广铭，邓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中行曾听赵荫棠说，周作人任伪职后，一位落魄的北大学生曾求他介绍工作。这位学生第三次上门时，正赶上屋内有客人，门房挡了驾，但学生以为是周推托，怒气难平，在门口大骂起来，声音高到内院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几日后，这位学生便接到了任职的通知。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怎么还帮他？周答：“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太值得同情了！”

张琦翔回忆：“周作人平时手不释卷，什么家务公事，统统委之于人。有一天，家里丢了两包大米，有人劝他追查一下，但他却说：‘没有那么多工夫查，耽误了看书，划不来，丢了算了。’”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儿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曾对赵荫棠说，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

周作人惧内，对夫人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就叫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慨叹道：“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典故：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晚年，他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极为激赏，多次表示“寿多则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琐屑小事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书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总是包得棱棱角角，整整齐齐；友人送他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将图章装起来。

俞平伯说周作人：“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