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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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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改，将他抗战时期保存在老家白岩寨的12箱手稿付之一炬；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直到去世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赤胆】
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唯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考察。张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逃难，报纸销量骤然下降，张恨水坚持将《南京人报》办下去，报社同人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不要了。那时张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张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下班回家，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响起，张只能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他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最困难的是筹措报社当天的开支，因为银行提款有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他只有四处告贷。即使如此，在他的坚持下，《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亦决定加入，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资金，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便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便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沦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1000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立场】
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北平的地下据点。学校的主持者、张恨水的三弟张牧野，任学校董事长的王经三，以及学校的许多教职员，都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1932年，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季方来到北平，就住在美专，张恨水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季用，以掩护其行动。
1935年，人称为“土匪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着《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去找张恨水，请张“赐予题签，籍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见信后，留下了土肥原送来的两本书，取来一本宣传抗战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下：“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张写“嘱赠”，指自己并不情愿赠书，是土肥原索要，落款不写名字，说明自己不愿与之为伍。来人大惊，劝说张不要触怒土肥原，免得家人遭殃，张笑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土肥原拿到书后，极为恼火，但又不得不表示出大度状，向张致谢，赞其书“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日本人矢原谦吉热爱中国。一次，张恨水邀其出游，请他到海甸（今北京海淀）吃“凯旋餐”。张向矢原解释，二十九军演习期间，海甸人多，北平某饭庄于是搭起席棚，大卖“凯旋餐”。这“凯旋餐”以韭黄、韭菜、肉丝，加少许花生米炒在一起，然后盛在放有荷包蛋的盘中。韭黄、韭菜为二韭（九），花生米为长生果，长生与常胜同音，荷包蛋意味着日本国旗，蛋在二韭与花生米之下，表示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矢原听罢，哈哈大笑。
张恨水常在《立报》发表杂谈，创刊第二天，他在《人·旗》一文中说：“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旗；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不久，他在《隔夜小评》中讽刺日本道：“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
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时，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张的同乡、汉奸侯少福见后，忙将张从车上拽下，打了张两个耳光，斥道：“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凑热闹，滚回去！”侯此举虽救了张，但张却并不感激侯，反而对其甘于下水深为厌恶。抗战爆发后，张回到家乡潜山，在应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做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能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性情】
张恨水很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在重庆时，一次张恨水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20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做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清楚，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毅力惊人，恢复速度极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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