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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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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学系半工半读。此后，胡適还去信对吴的学业加以指导。
徐悲鸿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后，大胆提出国画革新，并聘用齐白石为教授，引起顽固守旧者的反对。胡適倾力支持徐，才使得徐的改革得以继续，他对胡適甚为感激。胡適四十大寿时，徐悲鸿画了一匹骏马，亲往贺寿。胡適将此画挂在进门的大照壁上。
30年代，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报考北大，国文试卷得了100分，英文、史地的分数也都及格，但数学试卷却是0分。注册科的工作人员在统计了分数之后，把这一情况向胡汇报，胡对于张充和的才华素有所知，便想出了一种变通办法，即把她录取为试读生。到读完一年之后，张的各科考试成绩都较好，就转为正式生了。
胡適看到即将毕业的千家驹的文章后，对其颇为赏识，知其尚未找到工作，便推荐千到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打听得知千是学生会领袖，属于“捣乱分子”，可能还是共产党，颇觉为难。胡適便对陶说：“捣乱与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构，你怕他捣什么乱呢？”千家驹这才得以进入社会调查所。之后，为了缓解千的经济困难，胡適又主动提出让他到北大任教，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也因千思想“左”倾拒绝，胡適一再坚持，千最终得以到北大任教。
1947年，胡適看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周汝昌发表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写信给周，对其大加称赞。此后，二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红学问题。周汝昌提出要借阅胡適收藏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慷慨出借。多年后，周在《我与胡適先生》中感慨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適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胡適晚年说：“他（周汝昌）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绝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1958年，原中国公学的学生马逢瑞让胡適替他介绍工作，胡適对胡颂平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随便写信介绍工作。我写一封信给人家，等于压人家，将使人家感到不方便。”他让胡颂平出面写介绍信，并说：“你可以这样写：他从前在中国公学时曾经打破全国运动会长距离赛跑的记录。你可以提起我关心他的工作的话。”
台湾中研院数学研究助理员刘登胜的父亲被台湾当局治罪，刘亦受到牵连，台湾当局不许其出国留学。胡適知道后，写信给“副总统”陈诚说：“不可因为一个父亲犯了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并表示如必要，愿意为刘担保。
【旧儒】
胡適自幼丧父，母亲教子甚严。少时，一个初秋的晚饭后，胡適在门口玩耍，姨母怕他着凉，让他添衣，说：“穿上吧，凉了。”胡適随口说：“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了！”这时胡母正好走出来，胡適赶紧将衣服穿上。夜深人静后，母亲让胡適罚跪，并责备道：“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母亲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打骂、责罚胡適。如果胡適犯了小错，母亲便等第二天他睡醒了再责罚他，如果犯的错误大，便等到晚上临睡前再责罚，或罚跪，或拧他的肉。但是，无论怎样的重罚，她都不许胡適哭出声来。
胡適的父亲胡传受程朱理学影响，是无神论者，胡家和胡適四叔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父亲去世后，胡適受家中女眷影响，一度曾读《玉历宝钞》等书，但他11岁时，读到司马光家训中的一段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舂磨，亦无所施！”后又读《资治通鉴》中引用的一段范缜的《神灭论》，成为无神论者，从此再不拜神佛。
胡传早逝，日后胡適不仅将父亲的遗作整理并出版，还在台湾为父亲立了一座纪念碑，以至于李敖说，胡传“虽已墓草久宿，但却为‘父以子贵’的传统，做了一番新说明”。胡適对母亲也极为孝顺，他在回忆文章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对母亲不敢有半分违抗之意。
胡適的婚姻是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做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
胡適膝下有二子，长子胡思祖，后改名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
胡適反对吸鸦片，他曾写信劝二哥胡绍之戒烟，胡绍之见后大怒：“舍不得多费一二百元，劝我戒烟了。倘若不是我把他带到上海读书，不是我陪他到北京考清华官费，他哪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忘本了！岂有此理！”胡適对于二哥无可奈何，只好照样供给大烟费，直到二哥去世。
胡適少年老成，说话总是文绉绉地，被乡人戏称为“贰壬薄Ｒ淮危m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路过的老辈见了笑道：“贰壬仓劳穑俊焙m一听，羞愧得面红耳热，顿觉失了“先生”的身份。
1906年，不满15周岁的胡適在二哥胡绍之的教导下，对自己进行反省，坦言其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决心痛改。
出国留学前，胡適受德国人何德梅影响，与唐才常的儿子唐桂梁等人终日厮混一处，有时整夜打牌，有时连日大醉。一日，胡適大醉后醒来发现自己在巡捕房，原来昨夜大雨，胡適醉后被拉车的车夫抢去了马褂，又在路上与巡捕打了起来。回家后，他看着镜子中自己颓唐的样子，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中懊悔万分。此后，他便决定发奋读书，准备赴美留学的考试了。
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胡適曾应万国学生会之请演讲中国婚姻制度，当时西方人讽刺中国人的婚姻为“盲婚”，胡適却说：“贵国人结婚，男女事先恋爱，恋爱热度达至极点乃共缔姻缘。敝国人结婚，从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谋面，结为夫妻后，始乃恋爱，热度逐渐增加。是故贵国人之婚姻是爱情之终也，敝国人之婚姻则爱情之始也。”胡的演讲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田炯锦在北大上学时，虽旧闻胡適大名，却不识其人。1918年的某晚，同宿舍的狄君武约田同往理科餐厅听音乐演奏。离他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身着黑布长袍马褂，面容憔悴，头发甚长，胡须未剃之人。田甚觉奇怪，询问狄此为何人，狄回答说：“他就是胡適之先生，因胡適母丧未久，乃穿孝服，不剃须发。”
杜威来华讲演时，胡適担任老师的翻译。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慕名前去听杜威的演讲，他们以为，胡適一定是个西服革履的洋派学者，谁知，随杜威走上讲台的胡適一袭长衫，态度谦恭和蔼，完全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他们意料之外。
胡思猷从复旦大学毕业时，去请叔叔胡適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胡適问道：“你有什么著作没有？”胡思猷答：“没有。”胡適又问：“你有什么专门研究没有？”胡思猷有些生气地答：“没有！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谈得到什么专门研究。”胡適说：“既然没有，那么我不能替你找事。假如你有著作，或有什么专门学问的话，我可以向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人才，他有著作，有专门学问，你们那边需要这类人吗？现在你既没有这些成绩，我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抗战期间，胡適的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需要两千多美元。胡適只能靠写稿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適，胡適悉数退回。
1946年12月，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胡適闻讯异常愤怒，他第一次对学生游行抗议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记者问：“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吗？”胡適答：“可以。”他为沈崇聘请律师，并以沈监护人的名义前往法院旁听庭审。出庭做证时，他怒道：“谁没有女儿！”
1948年底，胡適携夫人离开北平，小儿子胡思杜没有同行，有说法称当时没有找到人，也有说法认为胡思杜不愿随父母南行，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適的秘书胡颂平则回忆，胡適夫妇上飞机后，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
1960年，胡適在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合作会议”发表讲演，大声疾呼，为中国文化传统作狮子吼，他说：“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毁灭！”在座的中美听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经久不息。事后有一位美国学者称，胡的演讲具有“丘吉尔作风”。
王志维给胡適买了个咖啡壶，可以保温，胡颂平说：“这样一壶煮起来放在此地，先生深夜时也可以随时饮用，倒很方便。”胡適说：“不，有客人时可吃。平常不用它，要避免咖啡的引诱力。”
胡颂平回忆：“先生当了四年的院长，从不希望人家称他‘院长’的。有时人家给我的电话问起他的事情，人家当然称‘胡院长’，我的回答也称‘胡院长’。他听见了，他说：‘我们中央研究院，不是衙门，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胡先生？或是称我胡博士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再喊院长。我们是一个学术机关，称官衔，让做官的人去称吧。’”
唐德刚说胡適是个极其通达的人，与他谈话常使唐想起幼年所读的《论语》。后来在胡適身边工作的胡颂平亦有同感，他能体会到胡適做人的道理，一次不觉脱口而出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適听罢先是愕然，然后慢慢说道：“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唐德刚评价胡適：“胡適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了‘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蒋介石挽胡適：“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適晚年回忆，蔡元培看到他19岁时所作《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决定聘其到北大任教，当时他还在美国留学。
胡適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但他的诗作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大多遵循律诗的韵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完全不押韵。
胡適是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的研究者。他的依据之一就是书中“咱们”和“我们”用词上的区别。在北京方言中，“咱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所有的人，“我们”是指与说话人在一起的一部分人。前八十回，这两个词用法极为严格，因为曹在北京长大；而后四十回高鹗的用法就不严格了，因为他是杭州人。
胡適原本提倡疑古，1929年，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闻言，“除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
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将数百部善本运往美国，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美国方面为慎重起见，请大使胡適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一进书库，便如获至宝，径自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便是一个多小时，将同行的外交人员与图书馆馆长晾在一边。爱看书的胡大使此举虽有失外交礼仪，却一时传为佳话。
季羡林回忆：“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適曾对傅斯年说：“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文灏），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
李济回忆：“有一次我研究殷墟出土的一个石头人像，是跪坐的姿态，就像现在日本人在家跪坐的姿态一样。我看了吃了一惊，商朝时代的人跪坐的姿态怎么会跟现在日本人在榻榻米上跪坐的姿态一样呢？我们到现在还无法知道商朝时代的‘日本人’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胡先生那时正做院长，他对殷墟的古物向来很有兴趣，时常去看。他就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朱文公集》。朱子集内曾说，在南宋朱子的时代，成都尚保有汉时的文翁像仍是席地跪坐的。我去查确是如此。”
胡適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水经注》，梁实秋曾问道：“先生青年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適说：“不然。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適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电子书下载
胡適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適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適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適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適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適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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