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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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力，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统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任命主帅往往并不是三衙将领。这样，就把兵权一分为三，各有职守，相互制约，宋朝因此没有成为继五代以后第六个由禁军将领发动兵变推翻统治的王朝。不过，利弊往往是共生的，由于统治过严，政出多门，虽然消除了拥兵悍将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却造成了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禁军是宋朝的正规军，是宋军精锐所在。为了提高禁军的作战力，乾德三年（965年），太祖命全国挑选骁勇善战的士兵，登记造册送至京城，补充禁军缺额。同时选拔强悍士兵作为兵样，分送各地照样募兵。后来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发诸州依样遴选。这样就保证禁军中都是身强力壮的士兵。
　　禁军每隔二三年甚至半年就变动驻地，实行所谓更戍法。这时，将领却不随之同行，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更戍法的目的，一是使士兵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不至骄惰；二是使兵将分离，防止两者形成根深蒂固的亲党关系，铲除骄兵悍将犯上作乱的内外部条件。然而，兵将分离，更番迭戍，不利于同心协力的战斗团队的形成，其削弱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兵制上，宋代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宋代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中央军兼正规军，是主力作战部队，主要布防在京师和军事要地。厢兵在北宋是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部队，宋初由各藩镇兵中壮勇编入禁兵以后的老弱者留充，既维持地方安全，也从事这种劳役，因而既是地方军，又是杂役军。乡兵是保卫乡土的非正规地方军，一般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也有招募的。藩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
　　所谓强干弱枝，即在部署军队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京师都比地方要绝对雄厚精良的多，旨在强化京师的保卫力量，弱化地方的武装力量。这一方针与内外相制又是相辅相成的。太祖时，禁兵约二十万，一半驻守京师，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兵足以对付外地诸道的禁兵，因而不会形成外乱；合外地禁兵足以对付驻守京城的禁兵，因而难以酿成内变。此即内外相制。这种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不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上，还表现在京城内外、路州之间和州县之间的兵力和兵种的布防上。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太祖的所有措施，其核心就是“猜防”，猜忌将领，钳制士兵。前面已经说到因制度、人事上牵制而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与西夏的长期较量中，在面对女真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前，宋朝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来宋朝军队的缺乏战斗力，来否定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对其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追究继任者，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完善太祖的兵制改革，避免其负面影响呢？

细说宋朝8：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妨来鸟瞰一下宋太祖初得天下时的政治版图。宋朝北方面对的是辽朝，盘踞山西的北汉与辽结盟，互为犄角，与北宋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占有今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是后蜀，控制岭南两广地区的是南汉，南唐据有长江下游以南今苏皖南部和江西、福建西部，吴越占领今浙江和上海、福建东北地区，局促在江南三州的是南平，其南的湖南被武平节度使周行逢所占领，福建东南地区被清源节度使陈洪进所据有，前五个割据政权都属于所谓十国之列，而周行逢、陈洪进的政权还没有列名十国的资格。
　　面对五代以来割据局面，太祖是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在平定二李以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太祖与弟弟光义密访赵普家，说：“我睡不着。一榻之侧，皆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再三追问，才说：“北汉即使一举而下，则西北边患将由我们独立担当。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弹丸黑子之地，还能往哪里逃？”太祖说：“这正合我意。刚才聊以相试罢了。”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因为当是辽朝军政正处于辽穆宗在位的最腐败时期，而等到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宋太宗北伐契丹时，辽朝已在辽景宗统治下经过十年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军事上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畛等著名将才，攻守之势正向相反方向转化，收复燕云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这一议论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是从契丹一方着眼。周世宗临死前夺取北边三关，号为“不世之功”，他本人也认为燕云唾手可得。事有凑巧，世宗当晚突得急病，只得班师还朝。行至澶渊，他迟留不行，似仍留恋着未能实现的北伐。其后不久，周世宗便撒手归天，更使后人扼腕痛惜，把燕云未复归诸天意，认为宋太祖的统一方略违背了周世宗的本意。这实际上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周世宗生前执行的也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这一战略是由王朴提出的，宋太祖与赵普不过是这一战略的宋朝版而已。世宗攻南唐将下，转而北伐辽朝，是因辽朝以南唐请求出兵进攻后周的缘故，并非统一战略的调整。
　　其二，由于周世宗攻取三关时并未与辽朝主力正面交战过，遂使当时人和后代史论家都以为契丹兵不堪一击。实际上，辽穆宗虽腐败，但契丹军事实力仍未可小觑。高平之战后，周世宗进攻北汉，辽朝派耶律挞烈率重兵驰援，大败后周大将符彦卿，杀勇将史彦超，周世宗不得不遗弃太原城下数十万刍粮，狼狈撤军。因而以为世宗不死燕云可复，以为辽穆宗时辽军不是对手的想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未经比试的乐观估计。
　　其三，最关键的是经济原因。自中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宋初，淮河流域虽入版图，但最称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浙江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仍在南唐、吴越和后蜀的控制下。宋人后来常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太祖当时也深知：仅靠中原地区的物力和人力，是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北伐战争的。这就是宋太祖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深刻的经济动因。后人以未复燕云的历史遗憾去责难这一方略，只是超历史的一厢情愿。
　　统一方略既定，太祖就付诸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它基本采取守势，力图保持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割据政权，他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予以各个击破。太祖首选的攻击目标是盘踞荆湖地区的两个政权。
　　建隆元年，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去世，其弟保勖继位，两年以后，保勖也死，其子继冲嗣位。太祖派人打探人心向背和山川形势，回报说：荆南甲兵虽整而不过三万，谷物虽登而失于暴敛，四分五裂，日不暇给。就在高保勖死前一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也一命呜呼，他的儿子保权嗣位，才十一岁。衡州刺史张文表不买帐，起兵袭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保权只得遣使向宋求援。太祖感到这是假道出师、一炮双响的大好机会。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太祖命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借道荆南，讨伐张文表。二月，大军到襄州（今湖北襄樊），尽管武平政权这时已平定了张文表之乱，但宋方仍要借道。高继冲派叔父保寅到边境犒劳宋军，以侦探强弱。慕容延钊热情款饮帐中，李处耘密派数千轻骑兼程挺进，直指其都城江陵（今属湖北）。继冲听说宋军奄然而至，仓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处相遇。处耘一边让他就地等候延钊，一边率亲军抢先入城。继冲还都，见宋军已分居要冲，知大势已去，只得将其控制的三州十七县的版籍奉表呈纳给宋太祖。
　　三月，慕容延钊继续率宋朝大军进克潭州。周保权知道来者不善，便准备臣服宋朝保住富贵，但遭部将张从富的竭力抵制。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并进，水路攻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陆路占领了澧州（今湖南澧县）。张从富退守朗州（今湖南常德）。李处耘下令选择数十名肥壮的俘虏，处死后命左右分吃了，然后选些年轻的俘虏黥面后放归朗州。宋军吃人的恐怖敌事经生还的俘虏一传播，朗州军民无复守志，奔窜山谷。慕容延钊率军入城，擒杀了张从富，俘虏了周保权。没费多大周折，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也纳入了宋朝的版图。
　　平定荆湖是太祖统一战争的第一战役，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验证了先易后难统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太祖君臣的统一信心。其次，宋朝控扼荆湖，不仅在经济上夺得了这一中部粮仓，而且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南下的主动权，使后蜀、南唐和南汉随时处于宋朝可直接打击的势力范围之内。尤其是后蜀，宋军可以从东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陆路对其实施攻击。
　　后蜀到孟昶晚年，日事奢纵，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宋取荆湖，孟昶拟向宋朝通使奉贡，大臣王昭远坚决反对，在通往四川的长江水路上增设水军，以为防备。他还劝孟昶结好北汉，约期让其发兵南下，后蜀也派兵北上，使宋腹背受敌。孟昶派赵彦韬奉携蜡书出使北汉。他却拐道开封把蜡书献给了太祖。太祖正苦于没有借口，见此笑道：“这下可师出有名了。”
　　乾德二年十一月，太祖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刘廷让、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王仁赡、曹彬为都监，率六万大军，分道攻蜀。出师以前，太祖对王全斌说：“凡攻下城寨，财帛都分给将士，我要的只是土地。”全斌和彦进率北路军由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攻蜀，光义和曹彬率东路军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入川。
　　后蜀以王昭远为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为招讨使，出兵迎战之际，王昭远大言道：“此去不但克敌，取中原也易如反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以诸葛亮自比。但一接仗，却三战皆败，连招讨使韩保正都成了俘虏，只得退保剑门天险，负隅顽抗。
　　次年正月，王全斌由降卒指点，经小道以浮桥渡过嘉陵江，绕过剑门，蓦然出现在关南二十里的官道上。王昭远猝不及防，领兵退屯汉源坡（今四川剑阁北）。赵崇韬布阵出战，王昭远吓得软瘫在胡床上起不来。王全斌挥师进击，昭远逃匿在仓舍下，悲嗟流涕，双目尽肿，与崇韬一起被俘。
　　刘廷让、曹彬率领的东路军溯江而上，进抵夔州（今重庆奉节），见蜀军在江上以浮梁为障碍，上设敌棚三重，夹岸列炮封锁，便舍舟步战，先夺浮梁，再乘舟西上，攻克了夔州，夺取了水路入川的锁钥。
　　孟昶听说昭远战败，慌忙命太子玄喆统领大军前去迎战。这位太子本不知兵，携着姬妾带着伶人上道，日夜嬉戏，半道上听说失了剑门，不战自溃，逃往东川。孟昶叹道：“我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遇敌竟没人为我东向发一箭。”便命上表请降，王全斌受降入城，东路军也来会师。灭蜀战役从出师到受降仅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
　　平蜀以后，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在成都昼夜酗酒，纵容部下抢掠妇女，抢夺财物，蜀地人民深恶痛绝。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置之不理。不久，太祖命蜀兵优给着装费后出川赴汴，王全斌对此也雁过拔毛，克扣其数。蜀兵怨愤思乱，行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发难起事，众至十万，号兴国军，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帅。王全斌命朱光绪前去招抚，此人灭了师雄全族，霸占了他的女儿，更激怒了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川蜀十六州和成都属县的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
　　全斌遣将进讨，屡战不利，退保成都。当时城中还有二万七千降兵，全斌唯恐里应外合，把它们诱到夹城里，全给射杀了。十二月，太祖得知川蜀降兵起事，即增派将兵入川镇压。不久，王全斌在灌口（在今四川灌县）大败全师雄。师雄旋即病故，蜀兵的反抗才渐次平息。
　　乾德五年正月，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被召回降官，算是对他们黩货、杀降之罪的惩办。其实，王全斌等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五代骄兵悍将的一贯作派。由于王全斌的倒行逆施，宋初四川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归附感十分勉强，一有风吹草动，就有起义或兵变随之而起，例如王小波和王均兵变。
　　在各割据政权中，南汉统治是最腐败黑暗的。那么一个小朝廷，宦官竟多至七千人，有的还位至三师三公。国主刘鋹所居宫殿都是以珍珠、玳瑁装饰，宫城左右还有离宫数十，常常月余或十来日地游幸其间。他把朝政委托给宦官龚澄枢和妃嫔卢琼仙，自己每天与波斯宫女鬼混。他娶了朝臣李讬的长女为贵妃，次女为美人，下诏国事都必须禀告李讬。国内赋敛烦重，刑罚苛酷，有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者让罪人斗虎角象。宋太祖听到这些虐政，惊骇的表示要解救一方黎民。
　　开宝三年（970年）九月，南汉进攻宋控制下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太祖命潘美为贺州道行营都部署，尹崇珂为副都部署，出征南汉。次年二月，潘美攻克英州（今广东英德）、雄州（今广东南雄），进兵至距广州城仅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