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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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字。世宗深为担忧，他认为女真族的汉化将危及女真王朝的存在。
　　大定四年，世宗下令设女真学，选猛安谋克子弟三千人入学女真文经书。大定十一年，世宗创女真进士科。时隔两年，又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这年，他还禁止将女真姓改译为汉姓，例如完颜译作王等等；次年，命卫士不准说汉语，改习女真语。二十二年，颁行女真文译本的五经和诸子。二十六年，世宗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不得承袭猛安谋克。次年，他再次强调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改服汉服，犯者处罪。二十八年，命建女真太学。
　　世宗在女真汉化问题上的做法，也许有其自己的统治思路：由于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金朝将与南宋长期对峙，因而不能不保持其作为统治民族的自身习俗，使尚武勇悍的民族传统不致失落退化。但他没能认识到女真人汉化所包含的历史必然性和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制定出阻挠汉化的种种措施，在这点上不仅难以比肩推动拓跋部汉化的北魏孝文帝，也远比推进女真人汉化的完颜亮逊色。
　　当然，历史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世宗自己在册立皇太子诏书中就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这本身就是求助汉化的表现。至于整个金朝女真社会的汉化进程，即使在世宗朝仍然不可遏制，而到金章宗时已告基本完成。
　　世宗、章宗时期是金朝历史上经济社会最稳定繁荣的时期，史称大定明昌之治。封建经济的持续发展，外部环境的和平共处，促进了金朝榷场贸易的空前活跃，成为金朝与南宋、西夏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
　　金朝在与宋朝边境线上设立的榷场，自东往西有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寿州（今安徽凤台）、颍州（今安徽阜阳）、蔡州（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唐州（今河南唐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则是金宋海上贸易的窗口。金朝与西夏贸易的榷场主要有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保安州（今陕西志丹）、兰州（今属甘肃）。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庆州朔平（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等地也进行榷场贸易。
　　榷场贸易既是辽宋夏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方式，对官方也是一笔不小的财税收入。仅金朝每年从南宋购买的茶叶就耗资三十余万两。金宋之间的榷场贸易在大定明昌间发展势头迅猛，以泗州场为例，大定时年税收为五万余贯，明昌七年（1196年）翻了一番。
　　世宗孜孜求治之心，史书多有记载。即位之初，他认为完颜亮“专任独见，故取败亡”，表示要虚心受谏。有人建议罢科举，他问张浩说：“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学的吗？”张浩答有，世宗问谁，张浩再答：“秦始皇。”他说：“难道让我做秦始皇吗！”
　　大定十七年，他对宰臣说：“凡我一时喜怒而处置不当的，你们都应该执奏，以免造成我的过失。”还表示：“趁我还健康，有政令未完善，法令不统一的，都应该修改订正。我不会懈怠的。”
　　大定二十五年，世宗亲至上京大宴宗室、大臣和故老，席间，他亲自唱女真歌曲，咏叹王业之艰难和守成之不易，唱到“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时，慷慨悲咽，不能成声。一个专制制度下的帝王，时时能有这种忧患意识和民本思想，诚属难能可贵。
　　《金史·世宗纪》有一段评论，大意说：自太祖以来，海内用兵，安定之年无几。而完颜亮赋役繁兴，兵甲并起，国内骚然，颠危愁困。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原故，知吏治得失。南北讲和，与民休息，孜孜求治，得为君之道，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号称“小尧舜”。
　　经历了金初以来长期战乱的女真民族和中原人民，能有近四十年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安定生活（自章宗末年起金朝再度陷入战争状态），与完颜亮晚年的苛政和战乱相比，自然弥足珍贵，尽管还有很多不如意处，但也不吝把“小尧舜”的美誉加到金世宗的身上，人民实在也是不过于奢望的。

细说宋朝60：宋孝宗
　　宋孝宗锐意恢复，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隆兴和议绝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金世宗也从完颜亮的失败里明白，金朝没有力量灭亡南宋，他还从隆兴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对内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对外既不轻易让步，也不主动挑衅。双方的这种国策使得隆兴和议以后的宋金外交总是别别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金朝报问使入见，孝宗要求按金主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閤门转呈金使的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在殿上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太上皇发话，孝宗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更感屈辱和愤怒。
　　乾道六年，他派范成大使金，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祖宗陵寝之地，更改受书仪式。金世宗断然拒绝，复函表示同意“奉迁”宋朝皇陵，声称将以三十万骑“奉迁陵寝来归”，将了宋朝一军。孝宗再派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请求不迁祖宗陵寝，只改受书仪式，世宗同意前者，拒绝后者。乾道九年岁末，南宋在受书仪式再次作梗，金使严厉谴责南宋破坏十年以来的受书仪，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再度出面干预，孝宗只得一如旧仪。南宋在隆兴和议以后的外交斗争中，没有占到金朝的便宜，折射出的仍是双方实力的均衡状态。
　　孝宗也知道外交不过是一种试探，关键还是实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陈康伯以老病辞相，不久去世。过了两年，川陕主帅吴璘也病故了。在位的宰执都不懂军事，孝宗就把恢复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他指挥的采石之战是有口皆碑的。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表明他对四川战略地位的特殊关注。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允文入朝为右相，兼枢密使与治国用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势，认为宋金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当务之急，莫急于兵财。他着手在军力与财力上为北伐作积极的准备。在军事上，他重建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将定海（今浙江镇海）水军直属御前，增设广东水军；按怯、壮分三等拣选三衙官兵，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将马军司牧地从临安移至镇江，以备随时渡江出击。
　　在财力上，他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设都大发运使，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给养。他还对总领所作了调整。总领所全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是南宋在战事状态下的特殊财政体制，最早是张浚在建炎末年经略川陕时临时设立的总领四川财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收兵权后，设立淮东、淮西和湖广三总领所，绍兴十五年复置的四川总领，职权比东南三总领更重，合成四大总领所，分掌各路上贡财赋，供办相关御前大军钱粮，实际上成为户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派出机构。虞允文将淮东总领并入淮西总领，负责统一调度两淮、浙西、江东的军需财赋，这样，淮西、湖广与四川三大总领所恰与宋金战争中东、中、西三大战场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为左相，但仅过半年，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意见分歧，便辞相再任四川宣抚使。孝宗与他相约分别从东西两路出兵收复中原：“若西路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允文入川一年，虽然积极筹划北伐，但孝宗密诏询问进兵之期，他深知北伐不是轻率的儿戏，审慎答以军需未备。
　　淳熙元年（1174年），虞允文积劳去世。孝宗怪他迁延出师之期，一反常规，对允文不赠官，不赐谥。不久，孝宗检阅军队，亲见允文教练过的士卒无不少壮勇武，感佩他稳健持重，有恢复之志而大志未酬，这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的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在乾道二年、四年和六年，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锐意恢复，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顿失支持，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暮气占据上风。他把主要的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相上。
　　孝宗吸取秦桧擅权的教训，一是“躬揽权纲”，一是“勤于论相”。他除了对虞允文等个别宰相还比较信任，在位期间采取频繁更换宰相的手法来限制相权。他在位期间共任命左相八人，右相十八人，其中连续任期超过二年的仅虞允文、赵雄、王淮、梁克家四人，超过一年的也仅七人，其他都一年不到。从乾道八年虞允文罢相，其后十年竟不设左相；其中淳熙二年九月至淳熙五年三月的两年半里，竟然左右相俱缺，仅以参知政事行相事。即便对一向倚重的虞允文，在任其为左相的同时，还将与他“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提为右相，以为牵制，孝宗对大臣的猜疑由此可见。
　　孝宗为了防止相权与监察权的勾结，在任命台谏官上别具心计：前相刚罢，后相初拜，他故意任命前相在任时进拟的台谏官人选钳制后相，后相虽有进拟，他担心台谏奉承后相风旨，有心不加任命。
　　出于扶植心腹控制朝政的需要，孝宗自即位起就重用潜邸旧臣曾觌与龙大渊，外戚张说也颇得宠幸，这些人都被正直人士视为佞臣。孝宗与他们形迹亲密，称字而不呼名，罢宰相，换大将，都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宋史·佞臣传》共列近习十二人，孝宗朝就占三分之一。孝宗的初衷是以心腹爪牙来防止权臣专政，却不料造成了朝政的另一种混乱。佞臣势力在孝宗朝抬头，在两宋历史上颇引人注目，也大出人们期待之外。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固然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但也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太上皇高宗兴高采烈的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史浩建议孝宗静守典制，唯尽公道，把即位以来太上皇各种“圣训”公布于世，以便子子孙孙“尊承家法”，一句话，无非要求孝宗唯太上皇是听，不改苟安的国策。孝宗开始欣赏并表扬这些言论。史浩任相仅半年多，便以老病力求去职，孝宗授其为少傅，留在朝内以为顾问，备受礼遇达五年之久，才同意他正式退休。
　　继史浩任相的赵雄资历虽浅，却颇具恢复意识，每见孝宗，“二帝在沙漠”未尝离口。但面对孝宗的消沉和朝堂的苟安，除了协助皇帝整顿吏治安定政局，在恢复大计上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淳熙八年，王淮接替赵雄为相达七年之久，他是孝宗朝在位年限最长的宰相。不过，同时代的朱熹认为，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
　　淳熙间，孝宗常慨叹：一未能恢复中原洗雪国耻；二未能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他知道前者短期内已无指望，后者只要君臣一心还可以实现，因而在淳熙年间尤其关注财政与经济，颁布注重水利的诏书，制定鼓励商业与对外贸易的政策。他自己虽对恢复中原失去了信心，却仍希望后继者有朝一日能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
　　早在隆兴乾道间，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设立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但措施不力，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滥支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尽管如此，孝宗仍不失为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他十分勤政，以至“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乾道、淳熙年间，南宋社会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尽管也有过湖北赖文政率领的茶贩茶农暴动与广西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但就社会政治而言，仍不失为南宋最清明稳定的时期。
　　孝宗锐意北伐，但内外条件却令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终”。他外逢金世宗统治，对手政局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无懈可击；内有太上皇干扰，自己被索缚手脚，消磨锐气，有心无力，诸多无奈。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到太上皇制约。
　　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不问朝政，颐养天年。一到关键时刻，就多方掣肘，出面干涉，例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在恢复大计上，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他一再告诫孝宗：一旦用兵，对方不过事关胜负，我们却是关乎存亡；恢复事等我百年以后你再考虑吧！这也是孝宗在隆兴北伐后不再用兵的重要原因之一。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终于去世，孝宗还做了两年皇帝，但他却无复当年的锐气，暗中打算着禅位给自己儿子了。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期，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仅一个虞允文也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细说宋朝61：两朝内禅
　　宋高宗禅位以后退居德寿宫，时称北内，每月零花钱就是四万贯，是当时太师等最高月俸的一百倍。每年四十八万贯支出，还不包括德寿宫的日常开销。每逢生日，孝宗还得孝敬寿礼，银五万两、钱五万贯是最常规的进献。孝宗对太上皇可谓是竭尽孝道，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种种欲望，即便在治国大计上也往往委曲求全，庙号孝宗却是名至实归的。
　　太上皇在禅位后还悠闲滋润的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以八十一岁高寿一命归西。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里有一段话，可以移作对高宗其人的盖棺之论：“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防，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
　　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决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其中虽有尽孝报恩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朝政已深感倦劳，不再是隆兴初政时那个雄心勃勃的宋孝宗。
　　孝宗有三个儿子，长子赵愭，次子赵恺和三子赵惇，都是原配郭皇后所生。他即位以后，久久未立太子，大概一是忙于隆兴北伐，二是免得引起太上皇难以言说的不快，三是对三子颇有属望却不便操作。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赵惇率先得子，两个月后，赵愭才生下儿子。赵惇为皇帝长孙的名分暗中较上了劲，孝宗这才不得不立长子赵愭为皇太子。岂料赵愭命蹇，两年后一命呜呼。其后东宫虚位四年，按立长的常规，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