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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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

细说宋朝42：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宋江起义因有《水浒传》的渲染，几乎家喻户晓。其确切的起事年代缺少记载，大约在政和末年；活动地区相当广泛，北到京东河北，南到两淮的楚州、海州、淮阳军，“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史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军转战至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夺取了官军巨舰十数艘，但最后中了知州张叔夜设下的埋伏，副帅被俘，无复斗志，便接受招降。当年六月，随童贯南下镇压方腊。宋江起义有史可案的情况，大概如此。关于这次起义，宋元之际已有《宣和遗事》加以描写，虽不无历史的影子，但毕竟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征信。至于《水浒传》，更是艺术虚构。
　　有两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一下。其一，起义是否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梁山泊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祐元年（1086年）前后，有个叫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出入水泊，绝其粮食以迫使这些小聚者散伙。但崇宁以后，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年）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是在其后。从宋江在短短几年中横行河北、京东、淮南，似乎是流动作战为主，当时史料称宋江为“淮南盗”，也证明他们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但从宋江军队在海州夺取官军战舰进行水战来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山泊活动过，这在地方志和口传史料里还留有痕迹。但未必如《水浒传》描写的以方圆八百里水泊作为梁山好汉的根据地。
　　其二，宋将是否受招安打方腊。毛泽东在评《水浒》时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引得文史学界争辩不休。但李若水《忠愍集》有《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留下了宋江受招安的铁证。至于宋江参与镇压方腊，《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和《皇宋十朝纲要》等权威史料都有确凿记载，也是无可否认的。大概就在镇压方腊以后返师时，武将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落得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接着说方腊起义。花石纲之役不仅把广大农民逼上绝路，连许多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方腊是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的漆园主（有人说他是雇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其革命性），也是造作局压榨的对象。于是他以诛朱勔为名，在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杀牛酹酒，在漆园誓师起义。
　　这时，两浙饱受盘剥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就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成燎原之势，数日之内，起义军就从千余人发展到十万之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不到三个月，起义军分路出击，控制了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歙州（治今安徽歙县）、杭州、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何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
　　东南重镇杭州的陷落令徽宗君臣大为震惊。徽宗被迫下罪己诏，撤销造作局，废除花石纲，宣布免除起义地区三年田赋，以收拾人心，瓦解其斗志。与此同时，徽宗命童贯急调西北十五万健卒赴浙。宣和三年正月，起义军首领方七佛率兵六万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官军固守顽抗，童贯手下大将王禀率大军赶到，成两面夹攻之势，起义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守杭州。官军重兵压境，起义军的地盘日渐缩小，次月，杭州也终告失守，方腊只得率余部二十余万死守清溪帮源洞。四月，起义军终于被官军与地主武装联手攻破，帮源洞惨遭血洗，方腊也被宋将韩世忠俘获，八月押赴开封处死。
　　方腊起义的规模远较宋江为大，童贯在镇压过程中残杀的起义将士和平民不下二百万。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这种秘密宗教的参加者不喝酒，不吃荤，互相以财相助，很受贫苦民众的欢迎。方腊故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来引导民众认识现实世界的不平等，积聚起义的力量。
　　这里有必要补说一下摩尼教。摩尼教属外来宗教，关于其教义与传来的路径，此处略过不表。仅指出一点，在其流传过程中，佛道色彩越来越浓，倒可以视为外来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范例。唐武宗灭佛后，摩尼教转入地下，转而向东南沿海秘密渗透。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母乙、董乙以摩尼教为旗帜，在陈州（今河南淮阳）起义，据说，其徒“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宣称“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也就是说教主摩尼比释迦牟尼还要高明。入宋前后摩尼教改称明教，这种以教主命名改为以教旨命名的更动，似更合乎中国人的习惯。
　　宋真宗时修《道藏》，两次下敕命福州献上《明使摩尼教》编修入藏。一说是当地有个大款买通了主持者，让他把《摩尼经》入藏，以便为明教争取合法地位。不论何说为是，此事表明：这时的统治阶级还没有惊慌失措，要把流传民间的明教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其后近一个世纪里，未见有关摩尼教的直接史料，只能推测它并不张扬的从福建波及两浙。
　　宋徽宗崇道，再修《道藏》，两次命温州送明教经文入藏。入宋以来百余年间，摩尼教水波不兴，表明它充其量还只是抚慰信徒苦难的一帖麻醉剂。但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异端邪说倒不失为测试社会是否稳定健康的试剂：社会越是安定有序，异端邪说便越是没有市场；一旦到了异端邪说不胫而走，争夺到浩浩荡荡的民众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机制乃至其本身的现实合理性，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徽宗后期的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方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明教来收拾人心的。
　　政和四年（1114年）有官员报告：两浙明教信徒各在所居乡村，建立斋堂，鼓动民众，夜聚晓散。徽宗这才感到问题严重，颁下御笔，严加取缔。然而，社会危机既然到达了临界点，一切都为时已晚。时隔六年，方腊就喊出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不平之鸣，以明教相号召，树帜起义。
　　方腊起义以后，明教被定为邪教。其后，统治者以“吃菜事魔”和“魔教”来侮称明教。南宋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高宗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绍兴四年（1134年），有官员承认：两者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事魔”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这种镇压扩大化所涉及的地区不限于东南诸路，持续的年代也不限于南宋初年。
　　统治者误以为这种镇压无所不能，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实际上，方腊以后，吃菜事魔在东南民间一直禁而不止，一有气候，即生事端。南宋立国百余年间，与“魔教”有关的民众起义隔三差五的此伏彼起：建炎四年（1130年），“魔贼”王念经在江西贵溪聚众起义，信州、饶州数万民众纷起响应；绍兴三年（1133年），余五婆、缪罗在浙江遂安“传习魔法”，反抗官军，声震严、衢两州；绍兴十年，浙江东阳“魔贼”谷上元率众起事；绍兴十四年，安徽泾县“魔贼”俞一发动“事魔者”举义；绍兴二十年，贵溪黄曾继王念经之后，再次“以魔惑众”，揭竿而起。
　　距方腊起义一个世纪后，绍定元年（1228年），陈三枪在赣州松梓山举义，声势波及三路十余州郡，起义持续了七年之久；从义军先后奉张魔王、小张魔王为领袖等迹象推断，显然与吃菜事魔有关。宋代与吃菜事魔相关的民众起义，见诸记载的以方腊始而以陈三枪终，以方腊领导的规模为最大，以陈三枪坚持的时间为最长，二者倒是首尾呼应、前后辉映的。

细说宋朝43：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辽圣宗亲政以后，在外交上，对宋执行坐收岁币、和平相处的方针，对西夏采取怀柔政策以牵制宋朝，从而促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为辽朝持续发展争取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内政上，继续推进承天太后开始的封建化改革，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辽朝进入了鼎盛期。《辽史》称赞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
　　圣宗的皇后萧菩萨哥是承天太后的侄女，被册封为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却都早夭了。宫女萧耨斤为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养为己子。齐天皇后在承天太后去世后渐参朝政，颇受圣宗宠信。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将死，立下遗诏，交待立齐天皇后为太后，元妃萧耨斤为太妃，并告诫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害齐天皇后。
　　圣宗还没咽气，萧耨斤就诅咒齐天皇后“受宠到头了”，命人将他挟持出宫。圣宗一死，耶律宗真即位，年仅十六岁，即辽兴宗。萧耨斤马上烧毁遗诏，自立为法天太后，临朝摄政。他立即诬指齐天太后与其弟北府宰相萧浞卜（一作萧鉏不里）、国舅萧匹敌等谋反，二萧赐死，齐天太后则被押往上京囚禁起来，兴宗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重熙元年（1032年），兴宗例行春捺钵，地近上京，萧耨斤唯恐他思念养育之恩，把齐天太后接回来，便派人胁迫齐天太后自杀。
　　萧耨斤摄政期间，她与几个兄弟把大权抓在手里，专制国政，杀戮异己。她家毫无尺寸之功的四十名奴隶也都身居显职，出入宫廷，诋谩朝臣，卖官鬻爵，“当家作主”起来了。萧耨斤摄政四年，刑法废弛，朝政紊乱，圣宗法度，变更殆尽，史称“契丹亦困矣”。
　　但萧耨斤对兴宗仍深为不满。重熙三年，她与诸弟策划废黜兴宗，另立他所生的次子耶律宗元（此据《契丹国志》。《辽史》误作重元，唯《圣宗纪》有皇子宗真、宗元、宗简、宗愿、宗伟的记载，五兄弟当皆以宗命名）。宗元暗中告发，兴宗忍无可忍，从萧耨斤身边争取了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这个职位在宋、辽似乎都是举足轻重的），与贴身卫兵五百余人包围了萧耨斤的行宫，把她押往庆州“躬守”庆陵（圣宗陵），实际上将她囚禁起来。重熙八年，兴宗听《报恩经》有所感悟，便将他从庆陵移置中京门外，但行止却与她相去十余里，以备不测。母子裂痕再也无法抹平。
　　粉碎了萧耨斤的废立阴谋，兴宗开始亲政，改正了法天太后摄政时的乱政。在对外方面，他趁宋夏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借口周世宗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原为后晋划归契丹的领土，宋朝应该还给辽朝。重熙十一年（1042年），他一面在边境摆出攻宋的态势，同时派萧特末和刘六符使宋索讨关南十县。辽朝连恐吓带讹诈，迫使宋朝在澶渊之盟所规定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的基数上，每年追加十万两匹，并承认是所谓宋朝“纳”给辽朝的。这是辽宋关系在澶渊之盟以后唯一的波折。
　　在这以后，辽兴宗有点忘乎所以，重熙十三年和十七年，两次亲征西夏，都没能讨到便宜。但辽朝实力毕竟比西夏强，重熙十九年，西夏被迫向辽称臣纳贡。三国鼎立局面得以继续维持。辽兴宗承袭盛世余晖，社会尚称安定繁荣，但他未有建树，唯享现成，辽朝由鼎盛走向衰败，野自此始。
　　辽兴宗嗜好广泛，往往率性胡来。他喜欢演戏，命后妃与伶人们一块演，自己也粉墨登场，让蕃汉群臣观看。皇后之父萧孝穆以为不雅，他一巴掌把岳父的脸都打破了。他沉迷赌博，与弟弟赌双陆，以居民城邑作赌注，连输数城，被伶官罗衣轻谏止。他性喜饮酒，尤好微服入酒肆滥饮，醉后胡言秽语。
　　有一次，兴宗醉后答应其弟宗元，死后传位给他。他对宗元当初告发法天太后废立事感激在心，故而又是封他为皇太弟，又是赐他金券誓书。联系兴宗至死不立其子耶律洪基为皇太子，却又让他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按辽朝皇位继承惯例，皇帝即位以前几乎都任过此职，这又等于宣布洪基是皇位继承人），醉后的许诺或是其潜意识中矛盾心理的反应。
　　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辽兴宗去世，长子耶律洪基继位，此即辽道宗（1032…1101年）。道宗深知父亲能坐稳皇位和自己能坐上皇位，叔父宗元是至关重要的。在即位的第三天，他就封其为皇太叔；次年，又拜宗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给他以皇位继承的指望。同时，他还先后对宗元之子涅鲁古封以吴王、楚王，让其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措施延缓了宗元集团的最终摊牌，道宗得以有时间巩固皇位。
　　耶律宗元知道等待侄子的皇位太不现实，他本人虽不能说决无称孤道寡之心，但至少还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完全可以抢在兴宗死时与侄儿一决雌雄。但他终于抗不住儿子再三的蛊惑。其子涅鲁古性格阴狠，兴宗早就说他“目有反相”。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例行秋捺钵，耶律宗元集团决定趁机发动政变。道宗接到密报，还将信将疑的派人去召涅鲁古以为试探。使者好不容易从涅鲁古处死里逃生，道宗这才派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去拘捕叛党。
　　宗元父子见使者逃脱，便率先发兵进攻道宗捺钵的宫帐，耶律仁先和知北院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等率宿卫数千殊死抵御。激战中，涅鲁古中箭身亡，宗元也负伤而退。次日，宗元率兵再攻行宫，而勤王军也正赶到。萧韩家奴在阵前规劝叛军不要自找灭族之祸，心理攻势使叛军顿作鸟兽散。宗元仅带残骑数人北逃至大漠，长叹一声“涅鲁古使我走到这一地步”，自缢而死。
　　耶律宗元叛乱是辽朝历史上皇族内部最激烈的皇位之争。契丹由游牧部族立国，原先各部族首领的部曲军队继续保存，而宗室亲王的兵力尤为雄强，多到千余骑，倘若他们还担任朝廷北面官中的主兵之职，聚集一定数量的叛军并不困难，这也是辽朝皇族谋叛频仍的原因所在。类似情况在西夏和金朝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耶律宗元叛乱被平定后，道宗深感家族至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