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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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画面所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形象资料。
　　大约在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纵情享受着东京城内令人羡叹的物质生活。孟元老号幽兰居士，从崇宁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饱览了二十余年的东京繁华。绍兴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缅怀往事，写下了《东京梦华录》。
　　这部书记载了北宋后期东京的岁时节令、物产时好和民风俗尚，因为是亲历目睹，所记尤为真实，简直可以视为《清明上河图》的文献说明。两者相得益彰，让后人得以形象具体的了解北宋晚期东京城市的繁荣奢华与市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孟元老的自序追述了当年的繁胜：“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他记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说，“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他记东京诸酒店说，“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他记清明出游说，“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他记暮春都市生活的甜美如梦说，“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理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书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但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为白描高手”。
　　张择端也似乎只是描绘东京的繁盛，令人错以为“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流正堪传”。而实际上，画家在《清明上河图》里也画上了沿街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懒散坐着的士兵，大家上乱跑的猪，这里隐藏着画家对太平盛世的一种嘲讽。
　　无独有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记到南浔门时也说，“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由此门而出，为正与大内相对。为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只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冷峻的叙事中透露出对大内荒谬决定的讥刺，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

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宋徽宗即位前就喜欢书法、丹青、图书、古物、花石，在他身上有类似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天赋。他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瘦劲锋利犹如屈铁断金。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体物入微，绝对一流。他懂得音乐，词也填得不错。即位以后，他对翰林图画院关注有加，让文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文物图谱；还设立了大晟府，制定了大晟乐作为宫廷雅乐。他适宜做主管文化艺术的大臣，但君主制却命定让他做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由他掌握，这真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向太后一死，徽宗就按捺不住轻佻本色。崇宁元年（1102年），他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专为他打造象牙珠宝、金银藤竹、雕刻织绣等高级工艺品。蔡京看透了徽宗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声色犬马的嗜好，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尽情享受，让他享乐也心安理得。
　　崇宁四年，徽宗让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所谓花石纲，指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每十条船称为一纲。朱勔主其事后，从国库取钱就像囊中取物，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可供清玩，就派健卒闯入其家，指为御前之物，然后毁屋破墙，发运上船。花石纲船队在运河与淮河、汴河里舳舻相衔，有些高广数丈的巨木大石，往往要毁桥拆城，好几个月才运抵京城。花石纲之役两浙受害最烈，江南、湖南、福建乃至两广、四川也都在拽刮之列。百姓一预此役，中产之户也倾家荡产。据淮南转运使报告，运送一株竹子的花费竟达五十贯，整个花石纲危害东南二十年，耗费民财不知凡几，难怪东南百姓一提起朱勔，都恨不得食肉寝皮。
　　在蔡京等鼓动下，徽宗开始大兴土木，最劳民伤财的要数建新延福宫和艮岳。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声称原来的延福宫逼仄，让童贯、杨戬、贾详、何祈、蓝从熙分任工程，营建新宫。五人无不出奇创新，争胜邀宠。新宫东西略与大内相仿，南北略短，在东起景龙门西至天波门之间，垒石为台，疏泉为湖，奇花异木，争奇斗艳，殿台亭阁，金碧辉煌，还有鹤庄鹿砦等动物景点和村居野店等民俗风景点缀其间。
　　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