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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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位不久，徽宗就任命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两个月后进拜为右相。忠彦是名相韩琦之子，京城称这一任命是“快活差除”。范纯仁已成为元祐旧臣的一种象征，徽宗召他入朝任观文殿大学士以备顾问，虽然最后以老病不得不归养，但徽宗声称“得一识面足矣”，倒赢得朝野不少好感。在忠彦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和刘挚等三十三位元祐大臣恢复了名誉和官职，被废的哲宗孟皇后为元祐皇后，与尊为元符皇后的刘皇后享受同等待遇。忠直敢言知名之士也渐被起用，一时号为“小元祐”。
　　章惇因反对徽宗继位（他说徽宗轻佻，倒是识人之语），任山陵使时又将哲宗灵柩陷入泥淖，被劾为大不敬，徽宗以此为由头将其罢相。言官把他迫害元祐党人的旧账抖落出来，他先是被贬岭南，后来移至睦州（今浙江建德），死在那里。蔡卞也是众多台谏官弹劾的对象，作为王安石的女婿，他也是鼓动绍述的主角，现在贬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接着，蔡京夺职出居杭州，邢恕、林希和吕嘉问等也分别被逐出了朝廷。
　　徽宗初登大位，很注意广开言路，听纳直言。他下诏说：“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在徽宗鼓励下，上书言事者就神哲两朝变法废法问题展开了争论。元符三年岁末，徽宗明确表示：元祐、绍圣均有所失，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改元建中靖国。宋代年号往往反映出在位皇帝的施政意向，徽宗这个年号的政纲很明确：“建中”就是在元祐、绍圣之间不偏不倚，“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乃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倘若真的如此除旧布新，任贤去奸，北宋末年政治形势恐怕将是另一番气象，可惜徽宗转眼就改变了初衷。形势逆转，与元符末年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息息相关。向太后无疑是旧党的代表，她的垂帘听政使旧党纷纷回朝。但她听政仅半年就主动还政，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去世，旧党顿失靠山，也缺少杰出的领袖型人物。韩忠彦虽为左相，但在处理政事上魄力不够，在玩弄权术上也不是右相曾布的对手，事事受到掣肘。
　　相对而言，新党不乏曾布这样有号召力的领袖，虽然向太后听政期间有一批新党被逐出朝，但在朝的新党势力仍盘根错节。曾布由于在皇位继承上大得徽宗好感，再加上他在绍述时期对章惇过激之举也发出过不同声音，在建中舆论中反倒能为两派所容。但他在本质上是新党领袖，因而利用相位渐进绍述之说，一方面示意御史中丞赵挺之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一方面千方百计排挤韩忠彦。
　　起居郎邓洵武是新党邓绾之子，他挑唆徽宗说：“陛下是神宗之子，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先帝之法，在他是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够。必欲继承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邓洵武用父子之情离间了徽宗的君臣之义，挑起了他对旧党的不满和仇恨。十一月，徽宗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他将转而崇尚熙宁新法。
　　曾布与蔡京在元符末年矛盾颇深，唯恐蔡京执政威胁自己，默许旧党将其逐出朝廷。但为相以后，他为了挤走忠彦，再次援引蔡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不久，蔡京就当上了执政。当然，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蔡京入朝，先与曾布联手迫使韩忠彦罢相，罪名是变神宗之法度，逐神宗之人才。但蔡京站稳脚跟却开始倾轧曾布，上演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他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发起攻击。曾布在徽宗面前声色俱厉的自我辩护，徽宗拂袖而起。御史交章弹劾，曾布罢相出朝。蔡京取而代之，乘胜追击，命知开封府吕嘉问将其诸子问成贪污罪，把曾布贬到太平州居住，在政治上再难翻身。
　　以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然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只是盘剥百姓的遮羞布，蔡京的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实亡者十之八九”。蔡京为相不久，就仿照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陈规，设立讲议司，安插了亲信党羽四十余人，由他担任提举。讲议司名以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而未行的举措，实际上是“中书以外有一中书”，成为蔡京打击政敌独揽权力的工具。
　　七月，蔡京颁诏指斥元祐大臣“汲引死党，沸腾异端，肆行改更，无复忌惮”。九月，他下诏将元符末年上书言事的五百八十二名官员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上、邪中、邪下六等。这张名单是蔡京一伙拟定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列为正上的仅六人，正中的十三人，正下的二十二人，多是蔡京的死党。而列入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虽有陈师道、晁说之等知名人物，但绝大多数只在具体问题上与蔡京意见不同而已。列为正等的四十一人都旌赏有加，列为邪等的五百三十四人降责有差。
　　数日以后，徽宗规定：凡是元符末年“叙复过当”的元祐党人，一律不得任命在京差遣。这张名单共计一百二十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去世，包括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等文武执政官二十二人，苏轼、范祖禹等曾任待制以上官员三十五人，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其他官员四十八人，张士良等内侍八人，王献可等武臣四人，由徽宗御笔书写，勒石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列名的不都是元祐旧党，例如陆佃原是王安石的学生，章惇与曾布明明是新党，仅因与蔡京见解相左，也都一古脑儿打入了元祐党籍。可见到蔡京手里，连新旧党争的起码界限都抹杀了，有的只是睚眦必报的个人恩怨。
　　不日，蔡京又让徽宗惩办元符末年变更法度的刘奉世等二十七人。元祐皇后孟氏也被再次废黜，仍居瑶华宫。十一月间，徽宗和蔡京将列入元符上疏邪上尤甚的三十八人黜逐远方，将列为邪上的四十一人分别贬为远小州郡的监当官。
　　岁末，徽宗连颁两道诏书，一是命令各地对安置、编管在本州郡的元祐党人严加羁管，一是不能再以元祐学术政事教授学生。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令撤毁陈列在景灵宫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大臣的画像，苏轼《东坡集》也在禁毁之列，列为禁书的，除了三苏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苏门四学士的文集，还有范祖禹、范镇和刘攽的学术著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有神宗的“圣序”，才免了一劫。
　　九月，蔡京党徒建议将刻石端礼门的元祐党籍碑颁示全国，让各监司、州郡的长吏厅都勒石上碑。次年六月，朝廷又将元祐党人、元符党人和元符上疏邪等者合为一张名单，共计三百零九人，先由徽宗书写刻石文德殿门东壁，再由蔡京书写颁示全国州县刻石。
　　元祐党人的名单，绍圣时定为七十三人，崇宁时竟增至三百零九人，只要谁与蔡京立异，人无贤否，官无大小，就打入党籍。一如党籍，亲属也跟着倒霉。党人的父兄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律不能担任在京差遣，甚至不能擅入京师。徽宗还规定：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已经定亲尚未成礼的一律改正。连党人的子弟亲属都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更遑论党人自身的遭遇了。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反弹是强烈的。崇宁五年正月，彗星行空。徽宗惶恐的让中外臣僚直言朝廷缺失。因为按天人感应的说法，这是上天示警，作为皇帝不能不有所表示。执政刘逵首先劝徽宗毁弃元祐党籍碑。徽宗立马采纳，连夜派人拆毁端礼门外的元祐党籍碑，外地碑刻也一律废毁，解除所有党禁。一声令下，量移（贬所由远移近）、减刑、叙用（重新安排工作）、坠复（对死者恢复原有的职级）等平反工作大呼隆的展开，只是朝廷以恩赐者出现，完全不必认错道歉。
　　如此戏剧性的峰回路转，不是蔡京的本意，而是徽宗的“圣裁”。蔡京在朝堂党籍碑被毁的次日，还声色俱厉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但他为相以来，不恤人言，威福自用，连其同党也啧有烦言，包括他的弟弟和知枢密院事蔡卞、右相赵挺之和执政刘逵。徽宗也不满他刚愎自用，这才使迫害有所松动。
　　但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反复无常，两年以后，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他声明：对罪在宗庙的元祐党人不予宽贷，但情节轻微执法过度等五种情况可以不定罪。总之，在他看来，当初既没有完全搞错，现在也不想彻底平反，这是专制制度下平反全国性冤狱的一贯做法。

细说宋朝40：《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宋徽宗后期，一方面，社会政治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在东京开封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是后人识读这种繁华的最佳图文资料。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之泗州（今江苏盱眙），汇入淮河，是开封赖以建都的生命线，也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不仅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远至四川、两广的漕运物资，也都在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今江苏淮安）、泗州改装纲船，经汴河运送京师。汴河里常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每纲每年往返运输四次。由于汴河沿线往来舟船、客商络绎不绝，临河自然形成为数众多的交易场所，称为“河市”，最繁华的河市应属东京河段。
　　开封有宫、里、外三道城墙，把这个城市化为若干区域。宫城即皇城，太祖时仿照洛阳宫殿，在五代宫城基础上大规模改建而成。宫城周长五里，南面三门，东、西、北三面各仅一门，东西门之间有一横街，街南为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街北为皇帝居住生活区。由于宫城原来规模较小，宋徽宗时在宫城外北部营建延福新宫，实为宫城的延伸和扩大，徽宗后期即居住在此。
　　里城，又名旧城，即唐代汴州旧城，周长二十里，除东面两门外，其余三面各三门。
　　外城，又称新城和罗城，宋初也称国城，改筑后周长五十里，城高四丈，城楼建筑宏伟壮丽。城外有护城濠，名叫护龙河，比汴河宽三倍。外城南面三门，东面两门，北面四门，西面三门，另有水门多座。
　　从交通来看，开封城内几条御路构成主干道。从皇城南面正中的宣德门往南，经里城朱雀门，直达外城南薰门，时称御街，路宽二百余步，两边都是御廊，是开封最繁华的大街。从相国寺东侧向北，过开宝寺直达外城的新封丘门，也是重要的御路。此外，外城从万盛门到新曹门，从新郑门到新宋门，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而从陈桥门到陈州门，从卫州门到戴楼门，则构成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式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有的店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占上一席之地，以至徽宗时不得不向他们收取“侵街房廊费”。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据《东京梦华录》载，各种店铺的夜市直至三更方尽，五更又重新开张；如果热闹去处，更是通晓不绝；而有的茶房每天五更点灯开张，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不仅坊市格局被打破，城郭的限制也被打破。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多有居民居住，以至城外发展成新城。新城或外城因不再有坊市的区分，便以“厢”作为划分管理区域的名称。厢的本意就是正房两边的住房，用来指称和区划近城的地区是恰如其分的。于是，“厢”逐渐取代“坊”作为新老城区统一划分的单位。宋真宗时因汴京城外，居民颇多，特命置新城外八个厢，这是厢最早用于城市区划的记载。其后为便于统一管理，汴京旧城区也划分为十个厢，而原先的坊反而隶属其下，坊市结构完成了向厢坊布局的过渡。
　　中国城市的物质文化在两宋时期突飞猛进，大抵到十一、十二世纪之际，中国大城市里的物质生活已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其他任何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是这种繁华壮观的大都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城市变化和经济繁荣。
　　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他曾在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最工界画，尤喜画风俗画。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的描摹了清明时节汴京东南城内外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展现了宋代城市的发展及形形色色市民活动的现实场景，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但也有人认为，图名清明，是指汴京城东郊的清明坊，图中所绘并不是清明时节的景象，而是秋景或四时景；有人甚至认为，该图描摹的并非北宋汴京的景物，而是宋代农村的临河集镇。但这两种观点并未得到学术界所认同。
　　而所谓上河，有人解释为上方之河，是御河之类，实际上就是到河上去的意思，整个图描绘就是清明时节人们到河上去的风俗人情。至于所绘的东京部位，一般多以图中虹桥作为定位的依据，尽管众说纷纭，但属东京城东南方位则无疑问。
　　长卷为淡墨设色绢本，高20。8厘米，横528。7厘米，绘人物五百余（一说八百余，恐怕还得仔细盘点），牲畜近百，树木近二百，洵为中外绘画史上煌煌巨制。打开卷轴，东京郊外的菜园风光，汴河运输的忙碌景象，街头市肆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入汴京，置身车水马龙之间，过虹桥，入城楼，街上人烟稠密，店铺作坊，客栈民居，错杂毗邻；骑马、坐轿、拉车、挑担者纷至沓来，车船轿担的细枝末节，牛马驴驼的形神动作，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打扮举止，无不勾画的惟妙惟肖，城市生活的众生相跃然纸上。
　　《清明上河图》采用传统的手卷形式，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表现有关景象，大到原野、河流、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部件、摊贩上的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成统一的整体，繁而不乱，长而不冗，布局分明，结构严谨。
　　作为一幅富于写实性的作品，该图所绘景物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时代气息浓厚，细节刻画真实。人物的衣冠服饰，各业人员的不同活动，都刻画入微，生动丰富。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画面所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