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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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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吕夷简的指示，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也无法转达给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仁宗接见，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只得让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
回去后，吕夷简对仁宗说台谏官这样请对非太平美事，便让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仁宗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道辅、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在这场废后风波中，虽然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击下，台谏官的进谏未能最终见效，但作为承担中央监察功能的官僚圈，他们已经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仁宗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仁宗，仁宗不耐烦的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仁宗后来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诏，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仁宗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终都是后妃制度的受害者。
仁宗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仁宗都亲自批览，以致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但一年以后，仁宗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其余的精力，仁宗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仁宗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里委婉的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仁宗“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宫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5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惶惶四百十九册。他得意的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里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袒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己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仁宗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但任枢密使。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但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疏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仁宗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吕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仁宗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仁宗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碑”，界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仁宗，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明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仁宗，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仁宗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仁宗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仁宗问夷简，他就与王曾在仁宗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仁宗面前争吵个不停。景祐四年，仁宗一怒之下，把吕夷简与王曾，连同追随他们的宋绶和蔡齐都给罢免了。
景祐五年十月，西北党项领袖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十一月，宋仁宗改元宝元。十二月，西北传来元昊起兵反宋的边报，结束了并不值得称道的景祐初政。
细说宋朝27：元昊
李德明的儿子元昊，小字嵬理，更名曩霄。他幼读兵书，又懂佛学，精通汉、藏文，确是王霸之才。据说宋朝边帅曹玮见其状貌，失声惊叹：“真英物也！”成年以后，他对其父的和宋政策深表不满。一次，他建议父亲用宋朝俸赐，训练蕃族，对宋朝小则四出劫掠，大则侵夺封疆，其父回答说：“我们苦于长期用兵。我部族三十年来，能有锦绮之衣，乃宋朝之恩，不可辜负！”他当即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这是我族习性。英雄之生，应当称王称霸，何必衣锦着绮！”
继位以后，元昊执行其祖、父的既定方针，继续与吐蕃和回纥激烈争夺对河西的控制权，其中尤以与河湟吐蕃的较量最为持久和艰苦，有必要细说其委末。
自唐末吐蕃王朝崩溃以来，吐蕃民族即以部族为生存活动的社群，《宋史》说其“族种分散，无复统一”。与李继迁父子争夺凉州的潘罗支兄弟属于吐蕃六谷部族，这时因凉州被夺，便退至青海湟水流域，依附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
唃厮啰，吐蕃语为佛子、王子之义，藏文史料证明他是吐蕃赞普的后裔。他原名欺南凌温，也许先辈流落异域，出生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十二岁那年被一位大商人发现，带回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河湟吐蕃各部族正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政治领袖，于是，他被宗哥吐蕃僧李立遵和邈川（今青海乐都）吐蕃酋长温逋奇尊为赞普，以宗哥城（今青海平安）为王城。
李立遵有个人野心，自立为相（藏语论逋），与其他部族首领争夺统一河湟吐蕃的领导权。李立遵首先争取宋朝的支持，表示愿意进讨西夏，但要求封他赞普的尊号，宋朝对李立遵、唃厮啰胸存戒心，没有满足其封号的要求。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立遵派兵不断侵扰宋秦渭地区，在三都谷（在今甘肃甘谷）之役中，被宋将曹玮大败，自此李立遵的权势大不如前。
大约在天圣元年（1023年）以后不久，唃厮啰摆脱了李立遵的控制，把王城迁往邈川，以温逋奇为相，与宋朝的关系也日渐密切融洽。但温逋奇也野心勃勃，企图取唃厮啰而代之。景祐二年（1035年），他发动政变，将唃厮啰囚入陷阱，捕杀反对者。唃厮啰被一守卫的士卒释放，利用赞普的号召力，平定了政变。
而后，唃厮啰权衡利害，再将王城迁至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自此，唃厮啰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统治者，河湟吐蕃进入了唃厮啰时代。这一政权把分裂的吐蕃部落基本统一起来，拥有数十万居民，以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实际控制着河湟地区（今青海东北和甘肃西南毗邻地带），汉文史籍即便在唃厮啰去世以后也仍以其名称呼它。
在唃厮啰政权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中的河西走廊因西夏崛起而时有梗阻，青唐城便成为西域和中原商贾东西往来的交通枢纽，当地在此后百余年间也呈现出生产发达、商旅辐辏的繁荣景象。唃厮啰对外结好宋朝，以便在与西夏的抗衡中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盟者，以保卫河湟吐蕃政权。
而宋朝见唃厮啰强大，也一改以往的轻视和怀疑，对其封官晋爵也不断加码，希望借其力量对付西夏，在其后宋夏关系的旋律中，这一政策始终是一个明确的音符。唃厮啰政权的出现，直接威胁到党项在河西的霸主地位，双方的角逐不可避免。
景祐二年（1035年），元昊听到温逋奇政变的情报，即派大将苏奴儿率兵二万五千进攻猫牛城（在今青海西宁东北），不料苏奴儿兵败被俘。盛怒之下，元昊亲率大军攻城，月余不克，便诈称约和，暗派士兵等其城门开启，即夺门攻入，大肆屠城。元昊还乘其内乱派兵攻打宗哥城、带星岭，进围青唐城，试图一举解决吐蕃问题。
唃厮啰见元昊兵势正盛，便屯兵鄯州（在今青海西宁境内），坚壁不出，同时派兵十万，迂回阻断元昊退路。元昊渡宗哥河（即湟水，今黄河支流西川河）主动出击，并在水浅处插上标志作为回师向导，却被唃厮啰派人暗将标识移至深处。双方连续鏖战二百余天，元昊军队粮草不继，被唃厮啰击溃，士兵寻找标志争相渡河逃命，漂没溺死者大半，损失辎重无数。
宗哥河之役对河西政治地图的划定是意义重大的。唃厮啰通过这一战役，保卫了刚诞生的河湟吐蕃政权，直到其去世，西夏军队再也未敢饮马湟水。但次年唃厮啰家族分裂为三，其原配妻子李氏所生的长子瞎毡和次子磨毡角分别逃离青唐城，各拥部族，不受唃厮啰统治，磨毡角的谋主郢城俞龙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唃厮啰见祸起萧墙，深怀忧虑，便携后妻乔氏移住历精城（今青海西宁西）。元昊这才有可能腾出手来去专力对付回纥。
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下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回纥，随即西进再克沙州（今甘肃敦煌），扼守了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回师途中顺手把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占领了。至此，元昊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最终结束了甘州回纥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与河湟吐蕃则大体以今天的大通河为界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自继位之日起，元昊就加快建国称帝的步伐。就宋朝来说，这时仍希望李德明的继承者保持臣属关系，故而使节不绝于道。但是元昊先是不出迎宋使，继而不肯跪拜受诏。虽然最终还是跪受了诏书，起来以后愤愤对大臣说：“先王大错特错，有这样的国家，还要向人臣拜吗？”
继位当年，元昊就宣布改姓立号，认为唐、宋赐姓李、赵都不足珍惜，党项王族的姓氏改用“嵬名”；废去宋、辽所封西平王或西夏王的封号，用党项语自称“吾祖”（兀卒），即自尊为天子可汗之意。
次年是宋明道二年（1033年），元昊一改使用宋朝年号纪元的旧例，借口明道年号冲犯其父名讳，改元“显道”，颁行国中，向宋朝发出了不奉正朔的明确信号。同时，下秃法令，严禁用汉人风俗结发，推行党项传统发式，境内三日不秃发者，众皆可杀。这年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仿照唐都长安、宋都东京，扩建宫城，营造殿宇，为立国称帝做准备。元昊还颁行了官制和仪服制度。
西夏官制与辽朝的南北面官制颇有相通之处，一方面采宋制立官职，一方面设立党项官，两个系统并行。汉制官职由蕃、汉分别担任，以中书省和枢密院分为文武两班，最高长官分别为中书令和枢密使，以下共设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仿宋制，增设尚书令，总管十六司。党项官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赉、祖儒、吕则、枢铭等，专授党项人。仪服也同时推行：文官戴幞头，穿靴持笏衣着紫绯；武臣按等级戴冠，穿绯衣或紫色旋遥溃叛ィ涠痰痘蚬�
广运二年（1035年），元昊更新兵制。各部落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每二丁择取一人为正军，给马、骆各一，称长生马驼，每二正军，合用随军杂役一人。除步兵外，还设有“擒生军”十万，装备精良，直属皇室，在战争中专门掳掠生口充奴隶；另有名为“泼喜”的炮兵，负责在骆驼鞍上架旋风炮，发射拳大的石弹；骑兵中有三千“铁鹞子”，与后来金军的拐子马相似，是党项最骁勇的部队；侍卫军由擅长骑射的五千豪族子弟组成，号为“御园内六班直”，由元昊亲自掌握。
全国共有兵员五十万，以兴庆府为中心，西北起贺兰山、东南至西平府的腹心地区共驻守有十七万兵力，其他兵力则驻扎在相当于地方军区的各监军司里，全国分左右两厢共划为十二监军司。兵制改革使党项部落军事组织完成了向国家常备兵制的过渡，极大增强了战斗力。
大庆元年（1037年）五月，元昊为扩大政治声势，增设调整了所控制的州府，计有府、州、郡共二十个，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
七月，元昊改定礼乐制度。李德明时期礼乐悉尊宋制，元昊以为不足效法，名谟宁令野利仁荣以党项习俗改制礼乐，规定全国“悉用胡礼”，有不尊者族诛。
十一月，元昊设立蕃汉二学院，而蕃学院地位特尊。汉字用于与宋往来文书，蕃书即西夏文字，用于国内以及对吐蕃、回纥和西域诸国往来文书。元昊精通蕃汉文字，借用方块汉字形成创意以后，即命野利仁荣以一年时间演绎制成西夏文字十二卷。文字的创制，对西夏立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至此，元昊完成了立国称帝的所有必要的准备步骤，一个西夏帝国呼之欲出。在所有立国措施中，元昊一方面无不贯彻了强烈而近乎偏执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则明显仿效他所敌视的宋朝制度和做法，看似对立的两种倾向在西夏立国措施中形成一种张力。
大庆二年十月，元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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