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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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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迎合太宗旨意,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廷美忧悸成疾,两年后死于当地,年仅三十八岁。
  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连太宗的长子元佐也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出面向父亲申辩。廷美死讯传来,元佐顿时发疯了。
  太宗还对宰相李昉等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而《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第四。可见这是太宗为掩饰逼杀廷美之罪,不惜向自己父亲泼脏水,故意编派出来的谎言。
  涪陵之狱,始终未见有丝毫的显罪确情。《宋史·赵廷美传》把这一冤案归罪于赵普。实际上,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于子,因而元凶是太宗,赵普不过帮凶而已。在皇位这一天下第一权力面前,即便在兄弟父子之间,人性的泯灭也太司空见惯了。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继位,内心总不踏实。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经验,虽然还不至于有公开指责他合法性的臣民,但飞短流长似乎难免。尽管找不到官私史书的正面记载,但即位次年有两道诏书泄漏出个中的消息。十月,太宗下令全国禁止天文、阴阳、卜相之书,有私习者斩首。十二月,他命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进行甄别,把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将其余近三百人都一古脑儿发配到沙门岛上去了。
  留在司天监做官是利诱,禁书和流放是威胁,理由都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如果只是对普通百姓“矫言祸福”,没有必要堵住他们的嘴巴,把查无实据者统统发配到与世隔绝的海岛上去,对私习者则要他们的脑袋。唯一可能就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对象牵涉到继位问题,才逼得太宗出此狠招。
  在防民之口的同时,太宗急于完成统一大业,即证明自己是太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龟缩福建一隅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有一场硬仗要打。
  五代中期,十国之一的闽被南唐灭亡,原割据泉、漳两州的留从效得到南唐的认可,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北宋建立当年,从效上表称藩。建隆三年(962年),从效去世,少子绍镃主政。牙将陈洪进诬指他准备将土地献给吴越,把他捆送给南唐发落,推举统军副使张汉思担任节度留后,自己当节度副使,大权在握。后来陈洪进又囚禁了汉思,潜使宋朝请求承认。太祖当时无暇南顾,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仍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南唐灭亡以后,陈洪进与吴越向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亲自入朝。太宗待他礼数倒很优厚,就是过了大半年还不放他回去。他现在倒落入了当时汉思被囚的处境,次年,只得向太宗上表献漳、泉二州十四县。
  吴越自宋朝建立以来,每年朝贡,态度一直相当恭谨。南唐灭亡的次年,钱俶与妻、子入朝,因为太祖曾约他晤面“以慰延想”,并许诺保证让他回国。到达开封以后,太祖赐他剑履上殿,书诏不称名,极尽礼遇。群臣纷纷上章,建议扣留钱俶,太祖信守诺言,放他南归,感动得钱俶流着泪表示愿今后三年一朝。临行,太祖赐他一个黄包袱,封裹严密,嘱咐他在路上细看。途中打开一看,都是群臣请求扣留他的奏章,他越加觉得惶恐不安。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越发忐忑不安,上表要求免去所封的吴越国王和书诏不名的待遇,允许他回国,宋太宗没有答应。随从的崔仁冀对钱俶说:“现在去国千里,尽在他人掌握之中,只有插翅才能飞去!”钱俶迫不得已也只得重蹈陈洪进的覆辙,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据说,这次钱俶入朝,臣民都知道他将有去无回,造了保俶塔祝愿他能平安回来。然而钱俶不仅没能南归,连做大梁布衣寿终正寝的权利都没有,他的死也是疑窦丛生的。雍熙四年(987年),钱俶得病家居,有一个叫赵海的宦官夜访其宅,拿出一粒药说是太宗所赐。他服下后,家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几天后,钱俶向太宗说了这事,太宗居然大惊,逮捕了赵海,决杖流配沙门岛,似乎他从来不知这件事。但赵海敢于假传圣旨,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其后,钱俶的病一直未好过。次年八月他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他就暴死,结局与李煜相去不远。
  建立北汉的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刘旻,后周代汉以后,他就割据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虽局促一隅,军队却十分强悍,且与契丹成犄角呼应之势,地势又易守难攻,成为宋朝统一最难啃的硬核桃。太祖虽实行先南后北的战略,却始终关注着北汉的动态。
  开宝元年(968年)八月,北汉第二代国君刘钧病死,在王位传承上引起了政局动荡,太祖认为有机可乘,就派李继勋、党进和曹彬率军北伐。北汉派名将刘继业(即杨业)抵抗,同时向辽朝求救。宋军直逼太原城下,太祖传诏北汉新国主刘继元投降,遭到拒绝。在契丹诸道驰援的情势下,李继勋唯恐腹背受敌,只得撤兵。
  太祖心有不甘,次年二月御驾亲征。他一方面名各州调运粮饷到河东战场,一方面派兵扼守契丹可能驰援的军事重镇。大军抵达太原城下,太祖筑长围攻城,但城坚难下,于是掘汾河水灌城,城中虽然恐慌,但仍顽抗。太原城久攻不下,而契丹的援军虽然受挫,依旧在北边造成很大的压力。时已炎夏五月,淫雨连绵,宋军中疫病流行,太祖只得被迫撤兵。宋军撤退以后,太原城排除积水,大段城墙圮坏倒塌,辽朝使者见状大为赵匡胤惋惜,说:“宋军倘若先浸而后涸,太原城就易手了。”
  南唐灭亡以后,南方的统一已大势明朗,次年秋天,太祖命令党进、郭进和潘美等兵分五路第三次伐汉,希望由自己来砸碎这颗硬核桃。但不久他就突然去世,把问题留给了太宗。太祖虽未平定北汉,但三次北征,已大大消耗了北汉的实力,在第二次北征以后,还把北汉境内的居民大量迁徙到内地,使其只剩下一个地荒民寡的空壳子。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见政权初步巩固,便急切的企图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太祖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二月,太宗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所幸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扼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另一方面,潘美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自春至夏,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太宗抵达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猥。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宋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五代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
  以中原王朝的传统眼光看来,这也可以说是海内一统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海内一家的范围也在扩大,而与宋对峙的辽夏今政权也和前代旋扑旋起的柔然、突厥有所不同,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权实体,他们也加入到融天下为一家的历史过程中来了。而在这一融合过程中既有和平相处的乐章,也有兵戎相见的血污。北汉刚平定,宋辽之间就形成了唯一直接的对峙,如何应对这一局面成为宋太宗的当务之急。

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辽太宗率领契丹骑兵直下后晋都城开封时,宋太祖年方二十,对这一浩劫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北宋建立以后,图谋燕云,拱卫中原,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夙愿。他建立了封桩库,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以后,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款,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个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绢的价钱换算一个辽兵的首级,辽朝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太祖的这一规划,表明他是对辽和战当作严重问题来郑重对待的。因而终太祖之世,宋辽之间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汉,已做好了与契丹开战的思想准备,而北汉终被攻灭,也令太宗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决定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实际上,攻打北汉从正月到五月,已经是师劳饷乏,完全不宜再开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的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大有好转,政治也算清明,关键是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样智勇兼备的名将。宋朝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仓促上阵,显然是难操胜算的。这时,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于是太宗决意攻辽。
  五月下旬,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结。六月十三日,太宗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正式发动北征。十天后宋军进抵南京(今北京)城下。辽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兵锋略盛,便引军退驻得胜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则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互为犄角,声援南京。
  宋太宗误以为耶律斜轸只能据守险要以自保,便派一部进行监视,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军围城三匝,穴地而进。辽朝守臣韩德让日夜登城指挥,力保城池不失。宋军围攻半月,疲惫劳顿,粮草因运输线过长也开始紧缺。
  七月初,辽朝所派耶律休哥率领的驰援大军已抵达前线。他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从他道绕到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六日,耶律沙进军城下,与宋军激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也各率所部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宋军急调围城部队迎敌,城内辽军见援军赶到,便开门列阵,鸣鼓助攻。宋军在辽军数路猛攻下,全线崩溃。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了两箭,仓皇奔逃至涿州,因箭伤无法骑马而换成驴车继续南逃。辽军追杀三十余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便改乘轻车追逐,至涿州未获宋太宗而还师。
  在高梁河之战中,就兵力对比而言,宋军明显占上风,但却以残败而告终,使宋初以来培植的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究其战败的内部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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