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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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８１．３％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欲望，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１９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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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　
　
　　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　
　　
　　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势很像玲姐。我脑袋里立刻有沙尘暴一样的东西呼啸起来了。女医生后来好像提到过美国甜橙，问我在哪买的。我没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往楼梯口走过去，女医生跟着我走了几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层楼了，才听见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谢我什么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还没谢谢你呢。”　
　　
　　出了医院，天光变得有些浑黄，好像又要刮沙尘暴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憋闷难受，恨不得大声叫喊起来。我觉得我真是太混了！我决定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车驶进玲姐家所在的小区，我忽然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就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算去能看见玲姐家阳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后坐公交车回去。
　　太阳又钻出了云层。玲姐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见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亲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阳光中轻轻摆动。我心中一阵酸痛，想要转身离开，却像是给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样，又站了一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东西时，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场，还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别的事。我站在阳台下的这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洗我的衣服，也没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让我产生了等待玲姐到阳台上来收衣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既然站了这么久，不如干脆再等一等吧。我继续在一棵树后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阳台。有个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视了我一会，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给吓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赶紧走开了。
　　天越来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灯光照亮的雨滴划过一道道稀疏的斜线，那些斜线很快密集起来，让人分不出是斜线还是直线了。冰凉的雨水浇在我头上。有一瞬间我又跌入了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一幕：一个没带雨具的年轻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处的窗口。　
　　
　　见玲姐没有出现，家里也没亮灯，我忍不住拨通了她家里的座机。听到玲姐轻轻地喂了一声，我赶紧挂断了。没几分钟，灯亮了，玲姐走到了阳台上。她站在阳台一侧，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慢慢挪到阳台另一侧，又朝楼下望了望。
　　她收起衣服走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阳台上来了。我看见她拿起了手机，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关掉了手机。她俯身朝阳台下黑暗与光斑交错的树丛里四处张望着，问：“天儿，是你吗？”
　　玲姐的那一声呼唤和询问，像亲密的魔法咒语，让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我迷迷糊糊地从一棵槐树后面走了出来，走到被灯光照着的地方。大雨如注，脚旁垃圾横流。我仰起脸望着玲姐，雨水无遮无拦地落在我脸上，我不时抹一抹湿淋淋的脸，继续望着她。
　　玲姐朝我喊：“天儿，你快上来！快上来！”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时间忽然停止了。一颗颗雨滴和几朵槐花悬停在空中。几秒钟后，雨滴和槐花又纷纷落下了，像灵魂的碎片。意识一点一点回到了脑子里。一切都有些朦胧变形，我能看见几座阳台上出现了人影。我用玲姐能听懂的那种单音节哑语喊了一句：“我不要你管！”掉头就跑。附近传来了嘻笑声，有人说：“原来是个哑巴疯子！”我心里跳动了一下，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他躲闪了一下，像是要躲开朝他飞去的什么东西。我跑出了小区院子，跑过了巷子，跑到了大街上，坐公交车回到了住的地方。一路上觉得脑袋又重又痛。
　　我一连发了三天烧。有好几次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我都以为是玲姐来了。我梦见玲姐抱着我，轻轻揉我的额头。我梦见玲姐在厨房里给我熬药，屋子里飘荡着草药的气味。我梦见玲姐在挤一只｜乳头上的小疖子，她抱怨说，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得见。我安慰她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继续挤，｜乳头突然像玩具水枪似的往外喷射着奶水，其中一些射到了我脸上，我很生气，让她不要再挤了，可她勾着头，继续挤啊挤的，仿佛沉浸在一种不可抗拒的乐趣里。我对她说，本来已经好了的，不停地挤，就永远也好不了啦。她像个婴儿一样笑了，望着我。我说，好吧，我来帮你挤。我趴在她的胸脯上挤压着，骨节缝里充满了泡沫……醒来雨声一片。
　　第四天，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许可佳站在面前。
　　许可佳说：“哎呀，原来是生病了！这几天正琢磨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跟我妈一说，她让我一定来看看你。”
　　我告诉许可佳，我头疼，怕吵，就拨掉了电话线，关掉了手机。
　　许可佳说：“这样可不好，这样不是自绝于人民嘛。”
　　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立刻在心里涌起来了。那股滋味，像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细品一下，也许对许可佳的感激还是要稍稍多一些。几天后，我问许可佳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许可佳歪着头笑了笑，说这是一个小秘密。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去派出所查到的，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把我的住址告诉她的人是玲姐。
　　许可佳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摸着我的额头，然后要我跟她去她妈妈所在的医院。我不肯去。许可佳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把我的症状描述了一遍。两个小时后，她妈妈带着输液瓶来了。两天后，我感觉基本上好了。许可佳请假照顾了我两天。我要她去上班，她坚决不去，还说我要是不让她呆在屋子里，她就去楼梯上坐着。我只好答应她晚上睡沙发。　早晨醒来，却发现她蜷在我怀里。
　　我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把头埋在她胸前，哭得还挺伤心的。
　　许可佳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在拍怀中的一个大玩具娃娃一样。拍着拍着，她笑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醒过来，就哭成这个样子？”
　　我这才感觉到了羞愧。我想找个什么地方钻进去，往被子里钻了钻，觉得不对劲，爬起来去把脸洗干净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许可佳。
　　许可佳弯着腰，垂着头发，正在理床单，叠被子。一会儿，大约她发现我在打量她，抬手捋了捋头发。又过了一会儿，她勾着头从腋下望着我，噘着嘴做了个鬼脸。我努力笑了笑。
　　见我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了，许可佳才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觉得我也许应该做比较现实的选择。许可佳各方面都很不错，在常人眼里，我找上她应该说是我的福份。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吧，赶紧出门去挣票子，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生孩子，好好过很多同事们常说的那种“五子登科”的日子。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种事不能看得太重。况且你也没什么理由对感情这种事有信心。一棵大树留下的根须还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的巨坑还没有来得及填，你就跟阿伍去青塔了，接着，就默认了许可佳的感情……这一切是不是太快了点……我意识到，这一段日子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嘲讽以前的我。我怎么了？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自己尚且如此，怎么能要求别人对感情忠贞？我至少没以前那么有信心了。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配享有纯洁忠诚的感情。　
　
　　这么东想西想了大半天，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到哪里去了。我觉得应该把每个想法都理理顺。坐在电脑前，听着雨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边打字一边慢慢梳理着。一些想法如初飞的幼鸟，在附近的空气里扑腾扑腾小翅膀就赶紧回到了树上，没有一个想法能够飞远。跟玲姐闹别扭后，我独自反省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以前很多个周末，都是跟玲姐一起度过的，有一些星期六或星期天是玲姐给我上训练课的时间。训练的内容，就包括把一周发生的事反省一遍。现在，我要自己面对一切了。我强迫自己把双手搁在键盘上，一次次摸索着内心深处，摸索着那些想法的脉络。我发现即使我把想法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它们还是会在脑子里互相纠缠、生长和撕打，弄得混沌莫辨。　不知不觉，我又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起了呆，心中一片茫然。


　　这年秋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多，但没有浇灭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创业的激｜情。他们在南三环外租了一间仓库，打算做网上购物公司。仓库的租金很便宜，适合做网站的通信基础设施却完全没有。我的运气终于来了，终于尝到了公平做业务的甜头。这一单做成后，他们很满意，又介绍了几家正要开张的互联网公司。我发现我非常适合跟这一类客户打交道，他们跟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完全不一样。
　　１１月上旬，我跟许可佳的妈妈所在的医院做了一小单，３００门病房专用呼叫器。送红包给回扣的事，是许可佳的妈妈去办的。１１月中旬；林秘书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　这一单不算小。同时跟阿伍和粘糊小妹一起做了几小单。看见那么多钱滚滚而来，真有点把我吓着了，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过一万以上的存款。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居然有好几万了。有时候真想把那些票子垫在床单下面，试试百元大钞能铺几层，试试躺在上面是什么享受。等到真要这么干了，心里面突然莫名地悲伤起来。
　　这年秋天，随着跟许可佳的交往越来越多，我和许可佳的未来似乎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明确表过态，但两个人的未来好像就是那样了。我拚命挣钱就是为了那样的未来吗？怅然若失的感觉经常钻进屋子里来。这种时候我会走到阳台上，望着大片正在落叶的槐树，一望就是好一会儿。玲姐家的阳台附近也有几棵槐树，到了夏天，我和玲姐会一起看那些槐树开出的白花，细碎，密集，空气里浮动着一阵阵清香味。
　　１１月下旬的一天，我决定乘玲姐不在家的时候，去把我留在她家里的东西拿回来。除了穿的，还有一些书和碟子。上楼的时候，我紧紧地攥着钥匙，想起了从香山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把钥匙交给我的情景。还想起了在红叶林边，我第一次把头搁在玲姐肚子上的情景。打开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钥匙硌出的疼痛留在了手心里。　
　　
　　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把热乎乎、湿漉漉的钥匙搁在餐桌上，到处看了看。厨房里的大蒜长了苗，那些厨具餐具还是摆放在以前的位置，在这里玲姐曾经教我做什么菜该用什么东西。阳台上依然有两只蒲团并排放着，我们曾经坐在那上面下过棋，练过瑜珈。我去其中一只坐垫上坐了坐。窗外的景色一片萧瑟，有些树已落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