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的日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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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尔克·罗丹关了半导体收音机，从桌子旁站起身来，一盘早餐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桌子上。他慢慢地走到窗子跟前，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远眺窗外白雪覆盖的景色：这迟来的春天，使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

“这些混蛋！”他小声地诅咒着以表示愤恨。接着他又轻轻地用一连串的咒骂以发泄他对法国总统、他的政府和行动分局的强烈仇恨。

罗丹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前面几个领袖人物。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灰白色的脸蕴藏着满腹仇恨。不像其他的拉丁人，他经常以一种冷淡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感情。由于他没有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历，使他不能再往上晋升。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在德国侵略法国的时候，他才十七八岁，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驾驶着一条渔船，从法国逃到英国，后来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当了一名列兵。

罗丹从列兵到下士，然后上升到准尉，经历是很艰苦的。在科尼希将军率领下，他在北非参加了几场血战。后来又跟着勒克莱在诺曼底登陆，通过灌木丛林，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才使他带上了军官的肩章。如果凭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也是升不上去的。要是在战前，他只能考虑自己是复员呢，还是留在部队里终身当一名小兵。

可是，复员后回去干什么呢？他除了父亲教给的修鞋技术以外，一无所长。他发现自己家乡的工人阶级已归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接管了“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的内务部。因此，他只好留在军队里。后来他看到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有知识的年轻新一代，通过教室里的理论课程赢得了同他一样的、用鲜血换来的“V”形军官臂章，这使他更感到不平。当他眼看着他们在军衔和特权方面都超过自己以后，这种不平之感便变得难以摆脱了。

剩下来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殖民军部队，那儿的士兵勇猛顽强，长年征战，不比那些义务兵只是在操场上练个没完。因此，他设法调到了殖民军空降部队。

他在印度支那的一年里，很快成为一名连长。和他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人，说的和想的都是和他一致的。作为一个鞋匠出身的青年人，要想往上爬，还必须通过战斗、战斗、更多的战斗。他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已经是一名陆军少校了。他回到法国又经历了不愉快和受挫折的一年以后，又被调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撤出印度支那这件事以及他在法国度过的那一年，使潜伏在内心的愤愤不平变成了对政客们和共产党人的厌恶。在他眼里，政客和共产党是一路货，他们这些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法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去了。法国如果不由军人统治，就永远无法摆脱那些遍布法国政界的卖国贼、马屁精的掌握。只有军队里才不存在这两种人。

罗丹像大多数作战军官一样，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去，有时还掩埋过那些不幸被俘的士兵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因而把士兵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中坚。正是由于这些战士的流血牺牲，那些资产阶级才得以在家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里打了八年仗以后，才从祖国的老百姓那里知道，大部分人对于军队还是毫不关心的。他看到过左翼知识分子指责军队的文章，写的无非是些关于严刑拷问战俘以获取重大情报等琐碎小事。这些在马尔克·罗丹内心激起了一种反感，这种反感和他原先由于没有晋升机会而积下的不满情绪结合起来，使他变得更加狂热。

他一直认为，如果当地有殖民地政府当局的支持，在国内有政府和人民作为后盾，那么军队是能够打败越盟的。在越南的失败是一种集体的背叛，使得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在那儿死去，而且死得毫无意义。罗丹自己是决不会也决不可能背叛的。在阿尔及利亚就能证明这一点。他在1956年春天离别马赛口岸时，是一个很快活的人。他似乎相信，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的高山上他将达到自己毕生事业的顶峰，从而使法国军队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军队。

两年艰苦和残酷的战斗，并没有动摇他信念。确实，这些反抗者并不是像他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征服。虽然他和他的士兵们击毙了多少反抗者，把多少村庄夷为平地，使不少反抗者在折磨中死去，但这些反抗者的力量却愈来愈壮大，不但在乡村扩大了势力，而且包括不少城市在内。

他所需要的当然是宗主国给他的支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不论在什么地方打仗，毫无疑问都是法国领土的一个角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那里居住着300万法国人。人们为阿尔及利亚打仗，就像为诺曼底、布列塔尼、或者阿尔卑斯打仗一样。在他升为陆军中校时，他就转移到城市去战斗，起初在波尼，后来到君士坦丁。

在布莱德他是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作战，他们虽说不是正规军，但总还是战斗人员。他对他们的仇恨，同他对城里那种偷偷摸摸的邪恶战争的仇恨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在后一种战争里，清洁工人把塑料炸弹放在法国人常去光顾的咖啡馆、超级市场和游艺场里。他为了把那些在法国公民中间置放炸弹的坏分子清除出君土坦丁而采取的残酷措施，使他在卡斯巴城得到了“屠夫”的绰号。

为了最终消灭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队，惟一需要的就是从巴黎得到更多的帮助。罗丹和大多数狂热分子一样，可以单凭信念而不顾观点、战争费用的日益增长；在一场愈来愈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重负下，法国的经济摇摇欲坠；义务兵的士气逐日下降等等，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执政，出任法国总理。他干净利落地搞掉了腐败的摇摇欲坠的第四共和国，建立了第五共和国。由于他使用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个词，并由将军们传达下去，这才使他得以回到总统府，然后又于1959年4月进入爱丽舍宫。当罗丹听到戴高乐说出那个词时，他回到屋里兴奋得哭了。当戴高乐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对于罗丹来说，就好像上帝降临人间。罗丹认为戴高乐肯定正在制定新的政策，共产党人将被撤职，让·保罗·萨特必然会以叛国罪被枪决，工会必须服从指挥，而法国不久终将全力保护她在阿尔及利亚的亲骨肉，支持正在保卫法国文化边疆的军队的。

罗丹对这一切就像他对太阳会从东方出来一样有把握。当戴高乐以他自己的办法着手恢复法国时，罗丹以为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了。总得允许老头儿有一定的时间啊。当法国内阁与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初步谈判的传闻不胫而走时，罗丹觉得不能相信。他虽然同情大个子乔·奥梯兹于1960年领导移民发动的那场叛乱，但是他仍然认为未对当地农民进行彻底的扫荡仅仅是戴高乐的权宜之计。他确信老头儿是一点也不糊涂的。他不是曾经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吗？

当最后毫无疑问地证明戴高乐复兴法国的版图并不包括阿尔及利亚时，罗丹的理想就像一个瓷瓶被火车撞得粉碎一样破灭了。忠诚和希望，信仰和自信，全成了泡影。留下的只有仇恨。他恨这个制度，恨这些政治家，恨知识分子，恨阿尔及利亚人，恨工会委员会，恨新闻工作者，恨外国人，而最最主要的就是恨那个人——戴高乐。1961年4月，除掉一些软耳朵的胆小鬼们拒绝参加外，罗丹带领全团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

哗变失败了。戴高乐只是略施小计，就把哗变在娘胎里扼杀了。在最终宣布开始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前几周，给部队发了成千上万台简易半导体收音机，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军官们的注意。他们把收音机看成是给予部队的无害安抚，许多军官和高级军士们甚至还赞成这种做法。苦于炎热、苍蝇和无聊生活的士兵们，听听法国的流行音乐倒是一种惬意的消遣呢。

但戴高乐的声音就不是这么无害了。在军队的忠诚受到考验的严重关头，遍布整个阿尔及利亚各兵营的成千上万的义务兵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新闻结束后，他们听到了罗丹自己于1940年6月曾经听到的同一个声音，内容也几乎相同：你们面临着忠诚的抉择。我就是法国，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跟随我，服从我。

一些营长早晨醒来时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军官还在，大多数军士都走了。

兵变像南柯一梦似地被收音机的广播粉碎了。罗丹比其他部队幸运些，他的120名军官和士兵跟他在一起。这是因为他带领的这个部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印度支那流过汗的，而且在阿尔及利亚也流过血的。他和其他参加兵变的人在一起，组织了一个“秘密军队组织”，发誓要推翻爱丽舍宫的那个叛徒。

在胜利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效忠于法国的军队之间，进行大规模破坏的时间不多了。在最后的七周里，当法国殖民者把他们毕生辛苦所得廉价变卖、逃离战火纷飞的海岸时，“秘密军队组织”对他们不得不留下的一切进行了最后一次骇人听闻的洗劫。之后，那些在戴高乐当局的名单上挂了号的“秘密军队组织”领导人，只有离乡背井逃亡国外一条路了。

1961年冬，罗丹成为安东尼·阿古的副手，也是流放国外的“秘密军队组织”的行动领袖。从此以后，阿古凭他锐利的鉴别能力、他的才干和他的敏捷，使他成为在法国大城市进行活动的幕后人；而罗丹的特点，则是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老练和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知识。

如果他仅仅是一名粗鲁的狂热者，那他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而决不会是一个杰出的领袖。早在60年代初期，很多有才干的人为“秘密军队组织”扛枪。但他比这些人更为能干。老鞋匠生下他时给他一个善于思考的头脑，虽然他始终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训练，他是用自己的步子，走出他自己的路来的。

当罗丹以自己的信条面对法国和面对军队的荣誉时，他和其他人一样的固执；但当他对待纯粹是具体问题时，他就能重视实际效果并进行逻辑的思考，因此他比世界上所有的鲁莽的狂热分子和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更高明一筹。

因此，他在3月11日那天早晨，想到了如何谋刺戴高乐的问题。他并不那么傻，认为这项工作简单易行。相反，由于小克拉玛和军事学院的失败，更加重了困难。要想寻找一个刺客倒不是难办的，问题是现在总统周围已经筑起了一堵很安全的围墙，想找一个人或提一个简单计划，能钻进这个安全的围墙，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他有条不紊地在脑子里思索着一系列的问题。

他在窗前坐了两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直到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蓝色的烟雾，才拟出了一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对计划进行严格检查时，它似乎合理可行，但到最后却总是经不起考验，无法成立。想来想去，总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即保密问题。

自从小克拉玛事件以后，情况有了改变。行动分局打入“秘密军队组织”上下各层的程度已达到惊人的地步。他的上级阿古最近遭到绑架一事就表明行动分局是多么急于抓到“秘密军队组织”的领导人并加以审问。他们甚至不惜和德国政府大吵一场。

阿古受审已有十四天，“秘密军队组织”的全体领导人都不得不东躲西藏。乔治·皮杜尔突然对出头露面失去兴趣。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惊慌失措地逃到西班牙、美国和比利时。他们一窝蜂地抢购假证件和远程机票。

较下层的成员们看到这种情况后，都大为丧气。在法国境内，以前乐于提供协助的人，如藏匿被追捕的人、运送武器、传递消息，甚至提供情报等等，如今接到电话时却都轻声说一句道歉，就挂上了电话，再也不肯理睬他们了。

小克拉玛事件失败后，被捕者受到审讯，法国境内的三个地下组织网全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法国警察根据内部情报，抄了一家又一家，破获了一个又一个贮藏武器和其他物资的密室。另外还有两次谋刺戴高乐的活动，当阴谋策划者们刚坐下开第二次会时，就被大批警察捕获。

当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人在委员会里进行讲演，空谈在法国恢复民主的时候，罗丹却坚强地准备对付他床旁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所描述的那些事实：缺乏资金，在国内外失去支持，人员减少和信誉下降，“秘密军队组织”在法国保安总局和警察的袭击下正在分崩离析。

罗丹独自一人在反复思考之后，喃喃自语道：“一个不知名的人……”他挨个数了一系列他知道敢于行刺总统的人，但是这些人每个都在法国警察总部有一本像《圣经》那么厚的档案。他自己——马尔克·罗丹，不是也因此而躲在奥地利一个偏僻山村的旅馆里吗？

快到中午时，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他一会儿又否定了这个答案，但在跃跃欲试的心情下把它再次拣了回来。如果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缓慢而又吃力地以这样一个人为中心制定了一套计划，然后又对此项计划设想了种种障碍和反对意见。这项计划通过了这一切，甚至保密问题。

刚要打午餐铃的时候，罗丹穿上大衣下了楼。他在大门口碰上了从冰封的街道上刮来的第一股冷风。他缩了缩身子，但是冷风却使他那因为吸烟过多和室内高温而迟钝发木的头脑顿时清醒了。

他向左一拐，嘎吱嘎吱地往阿德莱街的邮局走去，在那里发了一连串的电报，告诉他那些化名分散在德国南部、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同伙们说，他因为有任务外出，将有几个星期不在此地。

当他正步履艰难地往他那简陋的住地走去时，他突然想到：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也害怕了，在行动分局的绑架谋杀威胁下销声匿迹了。他耸了耸肩，随他们怎么想吧，现在已经不是作详细解释的时候了。

他在小旅馆里吃的午饭。今天的菜单是罐焖肉烤面条。虽然这几年他一直在阿尔及利亚的荒山和丛林中生活，对食物的滋味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一罐面条也是很困难地才塞下去的。当天午后，他整理行装，付清账单，离开那里去执行一项独特的任务——去找一个人，严格地说，去找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否存在。

※※※

罗丹登上火车的时候，在伦敦的飞机场，正好有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彗星4B式客机朝着04号跑道降落下来。飞机是从贝鲁特飞来的。在列队穿过入境旅客大厅的旅客中有一个高高的浅黄色头发的英国人。中东的太阳把他的脸晒得黝黑而健康。他在黎巴嫩尽情地享受了两个月难以想象的愉快生活，感到身心舒畅。此外对他来说，更使他快活的是监督从贝鲁特银行把一笔不小的款项转入瑞士的另一家银行。

在遥远的埃及的沙土地上，他挫败了埃及警察的追踪，并留下了两具德国导弹工程师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子弹孔穿过脊椎骨。现在，困惑不解、满腔怒火的埃及警察早已把尸体埋葬掉。这两人的死亡使纳赛尔总统的阿尔·古莫里阿式火箭的研制推迟了好多年。而纽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则认为慷慨地掏出腰包给这个英国人还是非常合算的。

这个英国人轻轻松松地通过了海关的检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他在伦敦西区的公寓套间。

※※※

罗丹寻找了90天，结果只是拿到了三份薄薄的档案。每份档案都放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