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警大中华1985-第1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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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个有利机会，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发动了多次全国性的、影响力巨大的罢工活动，并通过这类似的罢工活动向当权的统一工人党展现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柔弱的执政党没有针对这样的情况做任何的反思，或者说反思也都是失败性的。他们也错误认为，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罢工行动的团结工会有着比较大的民意基础，而完成新的改革必须获得广泛的民意认同，所以统一工人党不仅不继续维持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也不加以限制，反而频频与之进行沟通对话。
　　先是拉科夫斯基时期要吸取建设性的反对派上台，要分三名部长的名额给团结工会，瓦文萨仍旧无意于此。紧接着，执政党再度退却，要与团结工会进行“建设性而平等”的圆桌会议，商讨如何进行改革。
　　可以说，团结工会的地位自然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更多是脑筋不清楚的波兰当权者们一味退却，并且主动拉捧造出来的。很多波兰人一看，啊原来团结工会这么厉害，那么我们也支持一下吧，结果造成团结工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借着圆桌会议的机会，团结工会完成了近乎自己所有的政治诉求，首先是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合法化，然后达成了将一院制变为两院制的代议体制，执政当局在众议院有65％的名额，参议院全部自由普选。
　　在齐一鸣等中国同志看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作所为简直不能够相信，齐一鸣也觉得，首先是波兰执政党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他们缺乏对红色事业的信仰和坚持，对于未来也是迷茫而无助，同样缺少对制度的自信，也缺少对于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将国家变得更好能力的自信。于是他们就习惯性地妥协、让步、继续妥协、继续让步，最终他们的软弱和无能栽培起了团结工会，和平演变之下的舆论也全部倒向了瓦文萨那一边。
　　六月份的全国大选之中，团结工会夺取众议院35％的议席，参议院99％的议席，到该年9月份，第一位非红色派系的民选总理诞生，由法学家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担任。
　　八十年代初，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统一工人党曾经昏庸地使用“战时状态”来控制国内此起彼伏的反对之声，更把人民推向了反对派，当时苏联还没有由地图脑袋执政，对于“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给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大的压力。当时雅鲁泽尔斯基一面在国内喊着谅解，一面害怕自己随时可能被蒙着眼睛送去莫斯科，苏联的钢铁洪流会像布拉格之春一样开入华沙。
　　而进入戈氏的时代，不仅苏联自戕，还要带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戕，所以对于苏联国内的“大和解”，戈尔巴乔夫是持认同和默认的。这也直接导致了，本来当惯了软骨头的雅鲁泽尔斯基和统一工人党不断退步，直接导致“党的领导”名存实亡。
　　波兰发生的一切，齐一鸣和战略局早有预知，但是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并不在齐一鸣的大版图中，所以只能弃之不顾。波兰对于西方来说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不折腾垮他们，西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他们也不会容忍在苏联影响力消退之后由中国的力量去取代。再者说，大部分东欧国家因为中苏交恶，与中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所以相互之间的交往有限，就算齐一鸣想要做点什么都十分困难。
　　对亚洲一些国家，齐一鸣怎么揉搓都信手拈来，因为中国在区域内确实有影响力，而对东欧国家，首先是太远，再者人家就算经济困顿，其实绝对量上比还是比中国人过得好得多。
　　作为能够看到未来发展脉络的人，齐一鸣也深知很多如波兰一样的东欧国家，瓦文萨这一类人到底是什么货色。此人八三年就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类似获得的奖项和荣誉更多。他面见过美国总统、教皇一类的人物，并以此自矜，说自己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不过真正意义上，这个夜校电工出身的角色，其实就是普通国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害群之马，没有真正的治国能力，擅长搅和事情，并组织群众活动，但真到了实事上，没有屁用。
　　另一个位面中，瓦文萨在1990年拉起一堆人篡夺了雅鲁泽尔斯基的总统之位，不过在1995年的再度竞选中，反而输给了前红色政党的候选人。千禧年此人不甘寂寞再度参选，却仅仅获得了1。01％的选票。波兰曾有两首讽刺瓦文萨的歌曲风靡全国，一首是《永远不要相信电工》，另一首是《瓦文萨，我的一亿元钱到哪儿去了》
　　世界知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曾经采访过瓦文萨，并认为他“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不过出于政治立场的问题，仍旧将其塑造成了反****和**的民主自由旗手形象。
　　除了经济恢复建设上的无能，瓦文萨还有一点颇为人诟病，那就是将世俗和宗教混在一起，使得很多波兰人不满。有人甚至认为瓦文萨是教会的傀儡和走狗，在他任内将整个国家逆时代潮流地进行了大量的宗教影响。
　　同样在夏天，另一件同样是在苏联默认下发生的大事，莫过于“欧洲野餐计划”。身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地利的边界上的铁丝隔离网，并且容许上千名东德难民跨界进入奥地利，或再辗转进入西德。这个口子一开，直接冲击了两德的现行体制，越来越多的红色国家的居民打算逃到西边去，享受他们梦寐以求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更多人是为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早些时候，东德方面也放宽了对出入境的限制，此后的一年时间共形成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潮，约有10万名东德人逃亡到了西德。这个时候，无论东德当局想要用怎样的方式补救，都无法扑灭这场大火了。首先执政当局就有着摇摆不定的政策走向，一会儿放宽，一会儿又加强，而且当越来越多的人被煽动走上街头，抗议现有体制，并希望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时候，不管这股共识是煽动起来的，还是人们早已有之，反正都形成了十分庞大的民意压力。
　　而中国这样的国家本身凝聚十亿人的共识就很困难，大量的农村人口和较低的发展程度，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壤，知识分子和中上层阶级借着外国的力量鼓动，比较难以打动这些更关注现实生活于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对于cpc有信任感和眷恋的人们。
　　针对本国的问题，齐一鸣也打了很多预防针。比如越来越细密的各种法条和推动法制化的发展，早一步把红线画出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些新原则的订立，确实助长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气焰，比如国家宪法中已写明私人财产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比如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等。他们自然也想跟一切的革命者一样打算得寸进尺，不过并不如东欧国家那么成功。
　　首先国家开始宣传新的社会主义义利观，糅合了当初早些年的很多理念和新发展出的东西，也夹杂了一些传统文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另外还有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统一问题。一个商人能够发财很好，但是前提是发财的途径是合法的。同时，经营者应该考虑发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不应该单纯以赚钱发财为目的，齐一鸣撰写的理论著述中认为，私人经营者发财是在实现个人更好生活条件的同时创造社会财富并推动社会进步的表现。一个正直而且值得尊重的经营者，合法经营致富值得钦佩，但致富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现冲突时，需具备利他主义精神，为了更多人的福祉和未来人的利益，应该有“重义轻利”的观念。而在同时能够造福社会和自己的情况下，进行个人财富的累积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资本主义那一套利润是一切的源动力被共产化和本地化了，齐氏哲学也提到，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排除简单的自私自利而更多依靠人们的觉悟。由此，社会主义真正脱离资本主义血腥和蛮横的窠臼，上升到真正进步而有发展前途的社会制度。
　　齐一鸣觉得，一套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政治管理的问题，人民的思想、生产力水平、外部环境等条件都有一定的作用。完善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是学苏联那样架起一个框架就完成的，需要完善得地方还相当的多。


　第332章　332　拉南斯拉夫

　　齐一鸣对于东欧剧变的插手不多，相对而言他更着力于猛拼国内经济上面。经过了头几年适应和筹备期，天朝的经济增长开始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突飞猛进起来。不考虑rmb汇率被低估（主要为便于出口），以美元计算的gdp数量，现世天朝的经济规模齐一鸣大致估算应该是后世97年金融风暴之前的中国经济量。
　　特别是进入到今年，中国提前复关的大计正式完成，齐一鸣虽然没有出席活动，但已经感受到了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身份后，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增幅有多么的巨大。原本凭借一些优势产品，中国商品已经打入了不少国家的市场，现在取得了关贸总协定中“关税减让”的优惠待遇，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忧虑中国商品会严重冲击本国民族产业。
　　由于rmb币值得严重低估，物价水平稳健、城乡居民薪资大幅上涨等复合因素影响，获得齐一鸣红警基地各项技术支持的中国国有和私有企业在质量和超前性等商品消费特征上占了不少便宜，齐一鸣很早就参与过商务部牵头的吹风会，强调保障出口暴利政策。很多企业的出口商品，比如一辆汽车，在国内卖可能只卖一两万块钱，但是到了国外至少是一两万美元，也就是说出口价是翻了至少八倍。就算这样，也差不多跟日本车的价格持平甚至还略低。
　　另一个位面中，为了出口创汇，增加本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国家一直都维持出口退税的政策，也被很多西方国家指摘，不过一样维持了几十年，至齐一鸣穿越之前还有这事儿。放在本位面齐一鸣很果断地停止了出口退税这回事。
　　一想则明，一家车厂造车本国卖一两万都是至少100％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即利润除以成本），卖到美国和西欧国家，销售金额翻八倍，这种暴利恐怕毒品什么的都快赶不上了。这种情况下，国家收个十几百分点的出口关税也没什么好说的。
　　而且越是工业技术门槛高的产品暴利越厉害，如普通的轻工纺织类虽然利润也很可观，但是绝没有卖汽车、买机械、卖轮船这样暴利。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具有这种技术水平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终究发完工资福利，自留发展资金之后，大笔的分红利润是上缴国资委这个超级大股东的。这笔钱又成了国家财政收入，再度投入高铁建设、港口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对公众有利的事业中。
　　齐一鸣相当明白，这种局面不可能维持多久，大约也就是一两年时间，等鬼佬们发现了有人在闷声发大财之后，肯定要像逼迫日本一样逼迫中国签个类似广场协议的东西。自然以中国的体量不会跟日本一样别无选择，就算是调节了汇率和其他政策，这些企业的竞争力仍旧显著。只要没有恶意的贸易壁垒，就算是币值合理化，他们也不会太受影响。
　　另外这种过分低估的汇率同样也不是健康的，这样是有利于出口，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比较强，不太用考虑进口的事情，不过健康合理的贸易不能让顺差变得过大。另一个位面中，齐一鸣是生生目睹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加上西方的一些其他推手，使得国家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再者说，随着经济发展，国内的资源肯定就不够用了，进口铁矿石、铜矿、油气等，如果本币价值太低，同样会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而且炒高世界资源市场价格，对于世界经济的破坏性就更大。中国并不是只有自己在这个大锅里吃饭，把锅给掀了，自己也会饿着。
　　所以齐一鸣的打算就是，靠复关头几年的超级红利，同时顶着西方的压力硬撑，直到没人愿意跟自己玩了，然后再调整比较合理的汇率。而借着这几年的功夫，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国家原始资本积累的黄金期，也许只需要到1995年左右，国家的经济总量就能达到他穿越前的2005…2010的水准。到时候腰包鼓鼓的天朝，自然就能获得经济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不过即便此时经济尚未达到绝对力量的水准，中国经济体的能量也已经初步显露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的预测，至1990年本国人均gdp可超过10000rmb，虽然计算美元也就是一千来块，但实际的生活水准很可能接近另一位面2000年左右的水平。
　　经济统计数据说明不了太多问题，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件就是，拿着美日等国经济援助的中国，有了那么一点余钱，也开始准备搞rmb援助了。
　　这种看似不靠谱但实际很现实的事情是齐一鸣张罗的，而援助的对象不是什么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东欧的强国——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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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振平乘坐一架c929飞机，以中国商务部官员的身份来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在下飞机之前还在不断地温习资料，虽然作为一名天资纵横的红警经济政治间谍，他的能力和见识都很不错，但每当处理重大事件，他与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做大量的准备。
　　南斯拉夫的经济跟东欧和苏联很多其他国家一样，走入了一条死胡同。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无疑是中国人民所向往和钦佩的国度，著名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一系列电影，使得很多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南斯拉夫情节。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研究如何借鉴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困境。
　　南斯拉夫因为与苏联决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修正主义国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体制的道路。铁托时代实行中央给地方放权自治的体制，允许一定的私有经济以及允许人民拥有私有住房。至1976年，全国有36％的人民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受到8年义务教育，具有自己的医疗福利制度，识字率达到91％。可以说中国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奋斗得到的东西，甚至是没有得到的东西，南斯拉夫人在七十年代就有了。
　　但铁托体制同样有着隐患，首先他的放权体制造成了中央权威的削弱，放权本身没错，但是放得太多了，一些东西没有收在手里面就容易造成问题。比如南斯拉夫有两千多万人，但却有种族、信仰和文化都迥异的多个民族，这些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发展程度也不平衡，而且也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所以实际上利益盘根错节。
　　如后世被指为种族屠杀刽子手的米洛舍维奇，他自1987年上台以后就开始推行他的民族主义，“大塞族主义”，铁托时代一力推崇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政策就因为米洛舍维奇拥有足够的权力，而无法被中央政府叫停，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也根本没意识到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或者乐见其成。
　　特别是当经济情况开始下滑之后，种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得南斯拉夫人没法统一在一起共渡难关，很多人只狭隘地思考自己的相对利益，而不顾整个国家的兴衰，比如斯洛文尼亚因为经济发达，所以不愿意支援马其顿等落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