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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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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的客人来齐了。其中有三位伊顿公学来的一年级学生，他们是温和、高雅、落落寡合的年青人，昨天晚上他们一道在伦敦参加了一个舞会，可是他们说起这件事来，仿佛是参加了一个对死者毫无感情的近亲的葬礼。每个人一进来就奔向鸟蛋，然后看看塞巴斯蒂安，又看看我，表现出客客气气的淡漠神气，仿佛说，“我们做梦也不敢冒昧地提醒你们，我们是初次见面。”
“今年头一次吃鸟蛋，”他们说。“你是打哪儿搞来的？”
“妈妈从布赖兹赫德庄园给我送来的。鸟儿总是早早地给她下蛋。”
吃完了鸟蛋，接着吃纽堡龙虾的时候，最后一个客人到了。
“亲爱的，”他说，“我一直走不开。我正在和我的古——古——古怪的导师共进午餐。我走的时候，他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他。我告诉他，我得回去换衣服踢——踢——踢足球。”
来人瘦高个儿，皮肤微黑，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我们这些人穿着粗花呢衣服和乡下人穿的结实皮鞋，而他穿了一套黑褐色带过分花哨的白条纹的衣服，一双小山羊皮鞋，打一个蝴蝶领结，一进房门就脱下黄软皮手套。他有点像法国人，又有点像美国佬，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的味儿；完全是异国情调。
这人不用我说，是安东尼·布兰奇，一个“杰出的唯美主义者”，这个恶毒的绰号从切尔韦尔河畔一直叫到萨莫维尔城。当他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时，人们曾多次指给我看。在乔治教堂，我听到他旁若无人地大声嚷嚷向陈规旧习挑战，这会儿遇见他，受到塞巴斯蒂安的强烈影响，我发现自己也非常喜欢安东尼·布兰奇了。
吃完午饭，布兰奇拿了个意外出现在塞巴斯蒂安房间的古董中间的喇叭筒，站在阳台上，用喇叭筒冲着那群正要去泰晤士河边的、穿着厚运动衫、闷声不响的人，用疲惫的声音朗诵了《荒原》中的几段。
“我，帖瑞西斯，早就受尽了苦难，”他站在威尼斯式拱门那儿向那些人哭泣道：
“我在这张沙——沙发或床上扮演过，
我曾在底比斯城墙下坐过，
又曾在最卑——卑贱的死人中走过……”
然后，他轻捷地走进房里，“我把他们吓得够戗！对我说来，所有的划——划船手都是讨人喜欢的宝贝。”
我们坐下来喝橘味白酒，这时伊顿公学来的最温和、最落落寡合的客人奏起风琴给自己伴唱：“他们把她的阵亡战士带回家。”
四点我们才散。
安东尼·布兰奇头一个走。他轮流向我们每个人客气地告别。他对塞巴斯蒂安说：“亲爱的，我想在你身上插满有倒刺的箭，像插在个针——针——针插上一样。”又对我说，“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发现了你是件十分聪明的事。你藏在哪儿呢？我要钻进你的地洞里去，像赶鼬鼠一般把你赶——赶——赶出来。”
布兰奇走后，其他的人不久都走了。我站起来要和他们一块走，但是塞巴斯蒂安说：“还有点橘子酒呢。”因此，我就留下来，一会儿他说，“我得去植物园。”
“为什么？”
“去观赏那里的长春藤。”
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由，于是我同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在默顿学院墙下走动时，他挽着我的胳臂。
“我从来没有去过植物园。”我说。
“哦，查尔斯，有多少东西你应该学习呵！那儿有一个美丽的拱门，有很多我没见过的品种繁多的长春藤。如果没有植物园，我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
最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那几个房间还是我那天早晨离开时的样子时，我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这种感觉是从前从来没有的。出了什么毛病？除了金黄色的水仙花，似乎什么都不是真的。是那扇屏风吗？我把它翻转过来，让它面冲着墙。那样就好些了。
这就是那扇屏风的结局。伦特从来就不喜欢它，几天后，他把屏风搬到他贮藏东西的楼梯间里，那里放满了墩布和水桶。
那天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友谊的开始，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六月的一个早晨，在高大的榆树阴下，我躺在他身旁，看着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直飘上枝叶间。
不久，我们开车前进，过了一点钟，我们饿了。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前停下，那里本是个农场，我们吃鸡蛋、火腿、腌胡桃仁和干酪，在一间阴凉的客厅里喝啤酒，一架古老的挂钟在暗处滴滴答答地响，一只猫睡在空壁炉里。
我们继续开车前进，在下午较早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两扇熟铁大门，乡间草地上两所古典式林间小屋，一条小路，两边种着树，又是一扇扇大门，开阔的停车场，汽车道拐弯的地方，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新的、幽静的风景。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顶上，我们看到下面半英里远的地方，绿树丛中闪现出一所古老宅子的圆顶和圆柱。
“怎么样？”塞巴斯蒂安停下车来问。在圆屋顶那一边出现一条河水逐渐远去，变得模糊，一片坡度很小的山峦卫护着、掩映着它。
“怎么样？”
“一个多么好的住处啊！”我说。
“你得看一看房前的花园和喷泉。”他俯身向前开动了摩托车。“这是我家住的地方。”那时我沉浸在如醉如痴的幻想中，听到他用的字眼我感到一种不祥的寒战——他用的不是“这是我的家”，而用的是“这是我家住的地方”。
“别担心，”他接着说，“他们全都走了，你不必会见他们了。”
“但是我愿意碰到他们。”
“哦，你见不到了。他们在伦敦。”
我们绕过了屋前，开进了一个侧院。“一切都锁上了。我们最好这边走。”我们的车从仆人住处的过道开过去，那里像个地堡，石板铺路，石头作顶。“我要带你去见见霍金斯保姆。这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登上没有铺地毯的、擦干净的榆木楼梯，沿着中间铺了一条窄粗呢地毯的宽木板路，经过铺着油布的过道，走过有许多小楼梯和几排深红色和金黄色救火水桶的楼梯井口，走上最后一道楼梯，尽头是一扇门。房屋的圆顶是假的，设计得从下面看上去像法国香波尔村屋顶的钟形小阁。那个圆顶不过是外加的一层楼，隔成了许多房间。这里是育婴室。
塞巴斯蒂安的保姆坐在敞开的窗口，她前面展现出喷泉，湖泊，小庙，远处，在最后一个山峦上闪烁着一个方尖塔；她的双手摊开放在膝上，一串念珠松松地拿在手间；她睡熟了。她年轻时代长时间的工作，中年时的权威，晚年的悠闲和保障都在她那布满皱纹、安详的脸上打下了烙印。
“哎呀，”她醒来说，“这真是料不到。”
塞巴斯蒂安吻她。
“这位是谁？”她看着我说，“我想，我没见过他。”
塞巴斯蒂安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你来的正是时候。朱丽娅恰好在这里待一天。他们玩得多高兴啊。没有他们，这儿真够闷的，只有钱德勒太太、两个女孩和老伯特。以后，他们就都去度假了，八月份，锅炉工也要打发走了，你要去意大利看老爷和在那儿度假的朋友们，得到十月我们才会又安定下来。我还是认为朱丽娅一定要像别的年轻姑娘们一样享乐，虽然我一直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总是在夏天最好的时候把花园丢下去伦敦。星期四菲普斯神父来这里，我跟他说的也是这番话。”她添上这样一句话，仿佛这样她的意见就得到了神权的保证。
“你说朱丽娅在这里吗？”
“在这里，亲爱的，你刚才一定是没有看见她。都怪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小姐得照应她们，可是她身体不好，朱丽娅在家待不久，她一讲完话，不等喝茶，马上就走。”
“我担心我们又要见不着她了。”
“亲爱的，别那样，她看见你会又惊又喜的，虽然我告诉过她，她应该喝了茶再来，那些保守党的妇女就是为了喝茶才来的。好吧，告诉我有什么消息？你在用功读书吗？”
“奶妈，恐怕不很用功。”
“啊，我猜你整天在打板球，像你哥哥那样。可是，他还有时间读书。自从过了圣诞节，他就没有回过家，但是，我想，他会回家看农业展览的。你看到报纸上那篇关于朱丽娅的文章吗？她带来给我看了。倒不是这篇文章把朱丽娅说得太好了，而是文章里的话很好听。‘马奇梅因夫人的漂亮女儿在社交旺季由她母亲带出来……不但穿着华丽，而且聪明机智……成了最受欢迎的初进社交界的姑娘。’对，这话并不过分，可是，她把头发剪了，真不应该；她有一头多么好看的头发，就像太太的一样。我对菲普斯神父说这是不自然的。他说：‘修女们都这样做。’我就接下去说：‘哎呀，神父，你当然不会使朱丽娅小姐变成修女吧？这个主意可不行！’”
塞巴斯蒂安和老太太谈下去。这是一间可爱的房间，为了适合圆屋顶的形状，房间造得很特别。墙上糊着带条纹和玫瑰花图案的壁纸。屋角有一个能前后摆动的木马，壁炉架上有一张圣心的石印油画；空壁炉被一束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绿蒲苇和宽叶香蒲遮住，衣柜擦得很干净，顶上摆着孩子们在不同时期回家来带给她的一堆小礼物：雕刻的贝壳和熔岩，印花皮革，彩色木制品，瓷器，地下挖掘出来的橡木，有波形花纹的银器，萤石，雪花石膏制品，珊瑚，许多假日的纪念品。
过了不久，保姆说：“亲爱的，摇铃吧，我们喝茶。我往常下楼去和钱德勒太太一道喝茶，可是今天我们让人把茶送到这里来。我平常用的那个女孩和别人去伦敦了。新的是刚从村子里来的。起先她什么也不懂，可是她很有进步。摇铃吧。”
但是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得走了。
“不见朱丽娅小姐吗？她听到一定会难受的。你回家来会叫她又惊又喜。”
“可怜的奶妈，”塞巴斯蒂安在我们离开育婴室的时候说，“她的生活太沉闷了。我很想把她带到牛津和我一道生活，不过我怕她总叫我去做礼拜。趁着我妹妹还没有回来我们得赶快走。”
“你为谁害臊，为我还是为她？”
“为我自己。”塞巴斯蒂安严肃地说，“我不愿意你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我们家里的人漂亮得叫人神魂颠倒，在我的一生中，我家的人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一旦他们的迷人力量抓住了你，他们就会把你变成他们的朋友，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好吧，”我说，“你的话叫我很满意。可是，难道你不允许我在这儿再多看几处地方吗？”
“都关闭了。我们是来看保姆的。在亚历山大皇后忌辰到处都开放，只要花一先令就可以参观。好，如果你要看，那时来看吧……”
他领我通过一扇挂着厚羊毛毡的门，走进一条黑暗的走廊；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上面的镀金檐板和拱形灰泥；然后，打开一扇沉重但开关灵活的桃花心木门，他领我走进一个漆黑的大厅里。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射进来。塞巴斯蒂安打开一扇百叶窗，把窗扇折起来；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午后阳光倾泻进来，照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照在大理石雕的一对大壁炉上，照在画着古典神校陀⑿巯竦墓靶翁旎ò迳希赵诙平鸬木底雍腿嗽齑罄硎谥希赵谟貌颊谄鹄吹囊欢讯鸭揖呱稀Ｕ庖磺卸际谴掖乙黄常孟翊庸财档亩ゲ闫臣桓龅苹鹜鞯奈杼簧炼退沟侔泊掖夜厣狭舜盎А！扒疲彼担熬拖裾飧鲅印！薄�
自从我们在榆树下喝了葡萄酒，自从我们的摩托车在车道上拐了弯，他说了句“怎么样？”——从这以后，他的心情显然起了变化。
“你明白了，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倒希望有一天给你看一些好看的东西——不是现在。可是，有一个小礼拜堂，你得去看看。那是一个‘新艺术’的纪念物。”
到布赖兹赫德工作的最后一位建筑师增添了一个柱廊和几个楼阁式的厢房。其中一个是小礼拜堂。我们从一扇公共门廊走进小教堂（另一扇门直通正屋）；塞巴斯蒂安把手指在圣水钵里蘸了一下，自己画个十字，然后跪下来；我也照他的样子做了。“你干吗这样做？”他不高兴地问。
“这不过是出于礼貌。”
“哦，你不必为了我这样做。你想观光，你看这儿怎么样？”
整个内部曾经被抢劫一空，现在又按照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工艺重新陈设和装饰起来。许多穿着印花布罩衣的天使，攀缘蔷薇，花朵盛开的草地，轻轻摇晃的灯，凯尔特字体写的经文，穿甲胄的圣者：这一切以一片清晰的、色彩鲜明的复杂图案布满在墙上。有一个浅灰色的三联橡木雕刻，很像是从一个粘土模子中刻印出来的。圣灯和一切金属器物都是青铜制品，这些物件的外面是用手工敲打出来的密密的细点；圣坛的台阶上铺着草绿色地毯，上面点缀着白色和金黄色的雏菊。
“哎呀，”我惊叫了一声。
“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结婚礼物。好，如果你看够了，咱们就走吧。”
在汽车道上我们碰到一辆由司机开的紧关着的汽车，后面坐着一个女孩子模样的人，回头从窗子望着我们。
“这是朱丽娅，”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走的正是时候。”
我们停下来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说话——“这是仆人老伯特，”塞巴斯蒂安告诉我——接着我们又开车走了，经过熟铁大门、仆人住房，开到大路上，直奔牛津。
“很抱歉，”过了一会儿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恐怕今天下午我的脾气不太好。布赖兹赫德这个地方总使我心情不痛快。可是，我不得不带你去看看保姆。”
这是为什么？我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塞巴斯蒂安的生活总是按照那样的命令方式进行：“我必须买件宽大的红睡衣，”“我必须等到太阳照到窗户上才起床，”“今儿晚上，我绝对必须喝香槟酒！”——除了他认为“香槟酒对我有不好的效果”外，这句话他才不用命令式。
沉默了很久，他生气地说，“我并没有不断地打听你家庭的事。”
“我也不打听你的。”
“可是你看起来是要刨根问底。”
“嗯，你对家里的事太神秘了。”
“我希望我样样事情都很神秘。”
“也许我对人们的家庭存在着好奇心——你知道，这是我不懂得的事情。家里只有我和我父亲两个。一个姑妈照顾了我一个时期，可是我的父亲把她赶到国外去了。我母亲在大战中牺牲了。”
“哦……很不平常。”
“她跟红十字会到塞尔维亚去了。从此以后，我父亲的头脑就变得古怪了。他就一个人住在伦敦，没有朋友，净干收集古玩这种蠢事。”
塞巴斯蒂安说：“你不知道你省了多少事。我们家里人口多，可以查查《德布列特贵族年鉴》。”
塞巴斯蒂安现在心情变得轻松了。我们的车开得离布赖兹赫德愈远，他的不安也好像丢得愈远了——那是一种一直纠缠着他的隐秘的不安和烦恼。我们开着车，太阳已经落在身后了，这样一来，我们好像在追赶自己的影子似的。
“现在是五点半。我们还来得及到哈得斯托吃晚饭，在‘鳟鱼’酒店喝酒，把哈德卡斯尔的摩托车留下，沿着河边散步回去。这不太好了吗？”
这就是我头一次在布赖兹赫德短暂逗留的详情，那时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一个中年的步兵上尉会含着眼泪回忆起这块旧地来呢？
第二章
将近夏季学期末尾，我接受了我的堂兄贾斯珀最后一次访问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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