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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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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个名字?”
“那当然是随着查尔斯起的啰。”
“啊!”
“我请了伯莎·范·霍尔特做孩子的教母。我考虑她保险会送一份像样的礼物。你知道她送了什么吗?”
“伯莎·范·霍尔特是一个出名的诡计多端的人。送了什么呢?”
“一张十五先令的书籍预约证。既然约翰约翰有了一个伴儿——”
“你说谁?”
“你的儿子呀,亲爱的。你还没有忘了他吧?”
“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叫他呢?”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发明的。你不觉得这名字很甜吗?既然约翰约翰已经有了一个伴儿,所以我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有孩子了,你说呢?”
“随便怎么都行。”
“约翰约翰常常念叨你。他每天晚上都要为你祈祷,祝你平安归来。”
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脱掉衣服,极力表现出随随便便的样子。随后她坐在梳妆台前,用一把梳子梳理着头发,她那赤裸的脊背冲着我,自己照着镜子,她说道:“我要不要卸妆上床?”
这是我不喜欢的一句熟悉的话;她的意思是说她该去掉脸上的脂粉,搽上油,戴上发网。
“不要,”我说,“眼下不要。”
然而她明白需要的是什么。在那种事情上她也讲究清洁卫生的方式,不过在她那种表示欢迎的微笑中有着宽慰和胜利的表情。后来我们分开了,各自躺在相隔一二码远的一对床上,吸着烟。我看了看表,已经四点了,但我们谁也没有睡意,在这座城市里流传着一种神经机能病,居民们都误以为是精力旺盛的表现。
“我认为你一点也没有变,查尔斯。”
“不错,恐怕是没有变。”
“难道你希望变吗?”
“变是生活的唯一证明。”
“不过你可能变,变得不再爱我了。”
“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查尔斯,你还爱我吧?”
“你自己说过我并没有变。”
“唔,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变了。可我没变。”
“没有,”我说道,“没有,我看得出没变。”
“你今天和我见面一点也不害怕吗?”
“一点也不。”
“难道你不怀疑我在此期间爱上了别的人吗?”
“没有。你爱上啦?”
“你知道我没有,你呢?”
“没有。我并没有恋爱。”
我妻子对这个回答看来很满意。她是六年前我第一次画展时和我结婚的。从那时起,为了扩展我们的事业,她做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说是她“成就”了我,不过她自己只承认她的功劳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合适惬意的环境;她对我的天才和“艺术家的气质”深信不疑,并且深信这样一条准则,背着人干的事情实际就等于根本没干。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盼着回家吗?”(我父亲送给我够买一所房子的钱作为结婚礼物,后来我在妻子的家乡买了一所教区长的房子。)“我有件惊人的事告诉你。”
“是吗?”
“我已经把那间谷仓给你改成了一间画室,这样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来了人,都不会打扰你了。我叫埃姆登改建的。大家都认为好极了。《乡村生活》上还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件事哩;我买了这份杂志留给你看。”
她给我看那篇文章:“……建筑学上优美形式的好范例……约瑟夫·埃姆登爵士独具匠心,把传统材料变得适合于现代的需要……”;还刊登了几幅照片;地上已经铺了宽大的橡木地板;北面的墙上开了一个石质中棂的凸窗,巨大的木屋顶,以前这所房子全部笼罩在阴影里,而现在突兀而立,轮廓清楚,光线充足,桁条之间都还抹上了洁白的灰泥;看上去简直像一所乡村府邸。我还记得原来那里的气味,大概现在也没有了。
“我倒喜欢那个谷仓,”我说。
“可是你现在可以在这儿工作了呀,不是吗?”
“经历了蹲在蜇人的飞虫团里作画,”我说,“头顶上的烈日把纸张都烤成了铁砧那种日子以后,即便在公共汽车的顶上我也能够工作了。我想教区牧师大概会乐意借这个地方玩惠斯特牌的。”
“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你呢。我已经答应了安柯雷奇夫人,等你一回来就去画安柯雷奇公馆。那里也败落下来了,知道吧——就剩了下面几间铺子和上面两居室的一套房子。你没想到吧,查尔斯,你一直画着所有异国情调的画儿,会把你毁了,会使你画不了英国的建筑,你想到没有?”
“怎么会呢?”
“嗨,因为太不相同啦。请别生气。”
“这不过是即将被另一片莽丛包围住的地方。”
“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王朝协会弄得乱哄哄的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收到我谈到博伊的那封信了吗?”
“是吗?信上说什么?”
(博伊·马尔卡斯特是她的哥哥。)
“是关于他订婚的事,现在关系不大了,事情全过去了,不过当时这件事使爸爸和妈妈搞得非常心烦意乱。她可是个可怕的姑娘。后来他们还是给了她钱才算了事。”
“我可一点儿也没有听说博伊的事。”
“他现在和约翰约翰好得要命。看着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可真让人心里觉得甜滋滋的。他不管何时来,首先把车子径直开到教区长的旧宅去。走进屋里,谁也不理睬,马上喊道:‘我的小哥们儿约翰约翰在哪儿?’接着约翰约翰东倒西歪地从楼上跑下来,然后他们就出去,一起到小灌木林里去一连玩上好几个小时。你想想,要是听听他们之间的谈话,你还以为他们一般大呢。正是约翰约翰,使他在那个姑娘的问题上接受了劝告;说正经的,知道吧,他可机灵了。他可能是听到我和妈妈的谈话了,博伊再来的时候他就说:‘博伊舅舅别跟那个可怕的姑娘结婚,丢下约翰约翰一个人。’就在这天,他不经过法庭,用二千英镑把这件事给了结了。约翰约翰对博伊佩服极了,事事处处都要模仿他。这对他们两人倒都挺好的。”
我走到房间那边,再次徒劳无益地试图调节散热器的热度。我喝了些放了冰块的水,把窗子打开,可是除了夜晚清冽的空气外,音乐声从隔壁那间屋子飘进来,那儿人们正放着收音机。我又关上窗户,转过身来朝我的妻子走过去。
她又开始详详细细地说开了,带着困倦的睡意……“花园里长得可茂盛了……你种的黄杨树篱去年长高了五英寸……我已经从伦敦找了几个人把网球场拾掇好了……当时第一流的厨师……”
当我们下面的城市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两人却都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电话铃响了,一个快乐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说道:“萨沃伊——卡顿——旅馆——早安。现在是八点一刻。”
“我并没有要求你叫我,知道吗。”
“对不起。”
“噢,没关系。”
“向你问好。”
当我正在刮脸的时候,妻子在浴室中说道:“跟过去一样了。我不再担忧了,查尔斯。”
“很好。”
“我原来真是担心两年的时间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我知道,我们可以完全从停下来的地方重新开始啦。”
“什么时候?”我问道,“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什么了?”
“自然是你离开的时候呗。”
“不久以前,你就没有想到别的事情?”
“哟,查尔斯,那是过去的事了。已经没什么了。从来也没有什么事。事情已经过去了,早忘掉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说。“我们又回到我出国时我们那样的情形了,是吗?”
就这样,我们恰恰又在两年前我们停下来的地方开始了这一天的生活,我的妻子流下了眼泪。
我妻子的温柔和英国人的沉默气质,她的细小整齐的白牙齿,整洁的玫瑰色指甲,天真无邪的调皮的女学生样子和女学生的衣着,她那些昂贵的从远处看好像是成批生产的时髦首饰,她那常常挂在脸上善于应酬的微笑,她对我的尊敬顺从,她对我的爱好的热心,还有使她每日都要朝家里保姆拍海底电报的慈母之心——总而言之,她独具的魅力——使她在美国人当中很得人心。动身那天,我们的船舱里堆满了她认识不过一个星期的朋友们送的玻璃纸包装的大包小包礼品——鲜花、水果、糖、书籍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而服务员也像育婴堂的修女一样,常常根据礼品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旅客的身份高下;所以航行开始时我们就倍受尊重。
一上了船我的妻子首先想到的就是旅客名单。
“有这么多的朋友呢,”她说,“这次旅行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次鸡尾酒会吧。”
升降口的扶梯刚一撤走,她就忙着打起电话来。
“朱莉娅吗?我是西莉娅——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真高兴极了。你一直在干什么呢?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参加鸡尾酒会吧,跟我谈谈你的一切情况。”
“哪个朱莉娅?”
“朱莉娅·莫特拉姆呀。我好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我也好多年没见她了;事实上,自从我的婚礼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自从我的画展预展以后也就再没有跟她说过话了,在那次画展上,布赖兹赫德提供的我画的那四幅马奇梅因公馆的油画挂在一起十分引人注目。这些画就是我和弗莱特家的最后联系了;我们密切来往了一两年,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此分道扬镳。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雷克斯和朱莉娅呢,我有时听说他们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并没有完全像原来预测的那样飞黄腾达,他仍然停留在政府的边缘,名声不小,但令人暗生疑端。他与富豪们来往,他的讲演却似乎倾向革命政策,既向共产党又向法西斯暗送秋波。我听到人们在谈话中提到莫特拉姆的名字。当我翻着报纸不耐烦地等候某人的时候,我不时看到他们的面孔在《闲话报》上隐现,但是我和他们已经是陌路人了。人们在英国,而且只有在英国,才会处在隔离的世界里,彼此无关,各在一个旋转着的星球上。这个过程也许在物理学上可以找到十分贴切的比喻来,我模模糊糊地领悟到,带能量的粒子都是分别组合和重新组合到不同的磁力体系中;对于一个很有把握谈这类物理学现象的人们来说,这个比喻倒是现成的;但对于我却不适用,我只能说英国处处都有这种亲朋密友的小圈子,因此,就我和朱莉娅的情形而论,即使我们住在伦敦同一条街上,有时同时看到几英里外乡间的地平线,而且我们可能彼此很有好感,比较关心对方的前途,甚至为彼此分开感到惆怅,而且知道我们每一方只消拿起电话筒,就可以在枕边跟对方通话,说上几句,借以享受一下见面的亲密,仿佛随着早餐的橙汁和阳光一道进来;但是,由于受到我们各自的星球的向心力作用以及包围着各自的星球的冷寂的星际空间的限制而不能这样做。
我的妻子高踞在堆放在玻璃纸和丝绸彩带中的沙发背上,继续打着电话,兴致勃勃地查阅旅客名单……“是的,当然要带他来,听说他很可爱……是的,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蛮荒的地方弄回来了;真够好的吧……没想到在登记簿上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太好啦!这使我的旅途……亲爱的,我们也是住在萨沃伊—卡顿旅馆呢,我们怎么能把你们漏掉呢?”……有时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得看看你是否确实还在那儿;我现在还不习惯呢。”
我走出舱外,这时轮船缓慢地驶进河道,我走向一扇大玻璃窗,旅客们正站在许多玻璃窗前注视着向后滑去的陆地。“有这么多朋友哩,”我妻子刚才是这么说的。这一群人对我来说都是素不相识的;刚才告别的激情也正在开始冷下去;有些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和送行人一起饮酒话别,这时更是激情高涨;而另一些人则在盘算在什么地方弄到甲板坐椅;乐队不引人注意地演奏着——所有的人都像一群乱哄哄的蚂蚁。
我转身走进了几个娱乐厅,那里都非常大,但一点也不富丽堂皇,仿佛是设计成铁路车厢似的,而且荒唐地扩大了几倍。我走过一道巨大的青铜大门,上面刻着像纸一样薄的栩栩如生的亚述时代的动物;我脚下的地毯,颜色如同吸墨纸一样;彩绘的墙壁镶板也像吸墨纸一样——一种单调的、不鲜明的幼儿园的手工制品——在墙和墙之间有着一码又一码未经木匠斧凿过的淡褐色木头,还有墙角里扭弯了的镶木,它们经过蒸、挤、抛光,表面上看不出来地一片一片地连接起来;吸墨纸似的地毯上四处摆着大约是卫生设备工程师设计出来的桌子和填心的块料,块料上是方形的凹陷,可以坐进去,而且装上垫子,这些东西上面看上去似乎也显出吸墨纸的颜色;大厅的灯光从几十个洞中散射出来,光线均匀,没有留下阴影——整个大厅里充斥着上百个通风器的嗡鸣声,并且由于大厅下面转动着的巨大蒸汽机而颤动着。
“我回来了,”我想,“是从密林里归来,从废墟中归来。所以此时此刻,财富已不再那么令人目眩,权力也不再具有尊严。‘寂无人烟的城市就像这样屹立在那里’。”(我以前听到这句伟大的赞美诗,一次是科迪莉娅在马奇梅因公馆的客厅里给我念的,另一次是大约一年以前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的唱诗班唱的。)
一个服务员走到我跟前。
“先生,我可以给你弄点什么吃的吗?”
“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不要冰镇的。”
“非常抱歉,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镇的。”
“难道水也冰镇了吗?”
“是的,先生。”
“那好吧,冰镇就冰镇吧。”
他一溜小跑走开了,很困窘地在弥漫的嗡嗡声中无声无息地走掉了。
“查尔斯。”
我回过头去,只见朱莉娅正坐在一个吸墨纸般的方垫上,她的双手叠着放在大腿上,不声不响,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没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儿。西莉娅打电话告诉我的。真高兴。”
“你在干什么呢?”
她摊开放在腿上的空空的双手,做了一个优雅的手势。“在等着。我的女仆正在解行李;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她就一直很别扭。现在又抱怨起我的客舱来啦。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抱怨的。好像我要的饮料来了。”
那个服务员又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一杯是冰镇水,另一杯是开水;我把酒和水兑在一起,使温度合适。他一边观察,一边说道:“先生,我得记住你是怎么兑的。”
大部分旅客都各有所好;他是雇来增强这些旅客的自信心的。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挨着她坐在另一个方垫上。
“刚才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你,”她说,“凡是我喜欢的人我似乎永远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她说话的口气就仿佛只是隔了几个星期,而不是已经隔了很多年了;而且好像我们在分别以前就已经是挚友似的。时光的流逝筑起了层层防线,把薄弱环节伪装起来,并且除了几条人来人往的熟路以外到处都布了地雷,因而我们大概只能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的这一头,向对方发发信号而已。像这样的不期而遇,情形就与普通的经历大不相同了。我和她以前算不上什么朋友,现在却以长期亲密无间的关系在这里相遇了。
“你在美国干些什么来着?”
她喝着巧克力,这时慢慢扬起头来,抬起那双明亮而严肃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不知道吗?那我以后什么时候再告诉你吧。我真是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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