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重游-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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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呀，”他说道，“总是十足不列颠味儿的。”　

他是从苏丹警察局来的，所以看待他的古老文化中心不列颠就像新西兰人看古罗马一样。　

经过了许多装有饰钉的大门，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他的手杖敲打着大门。　

“英国勋爵的公馆。”他说。　

门栅栏出现了灯光和一张黑乎乎的脸膛。这位领事馆的门房吹胡子瞪眼地说着话。几道门栓被撤掉了，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院子当中有一口井，头顶的架上爬着葡萄藤。　

“我在这儿等着，”门房说，“你跟你这位同胞去吧。”　

我走进房子，走下一段台阶，然后进了起居室，我发现一个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中间有个青年人，后来当我环顾周围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还有别的更使人惬意的东西——地上铺着一块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刺绣的绸缎，天花板上雕梁画栋，沉重的带网罩的吊灯从一根链子上吊下来，在房间里投下灯罩的柔和阴影。不过一进来先看的这三样，即刺耳的留声机——正播放着法国爵士乐队的唱片——油味刺鼻的炉子，还有那个表情像狼一样的年轻人，这三者使我的神经大受刺激。他懒洋洋地躺在一张柳条椅里，一只裹着绷带的脚伸在一个箱子上；他穿着一件瘦小的、中欧式的仿花格呢衣服，露出一件开口的网球衫；那只没有受伤的脚穿着一只棕色的粗帆布鞋；他的身边有一个木腿的铜托盘，上面摆着两只啤酒瓶，一只脏盘子，和一个放满了烟蒂的碟子；他手里端着一杯啤酒，下嘴唇上叼着一支香烟，当他说话的时候，烟卷就粘在下嘴唇上。他那头长长的金黄色头发向后梳着，没有分发缝，在他明显的还是年轻的脸上，却反常地起了皱纹；他的一个大门牙已经没了，因此他发“咝”音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咬舌头，有时候又费劲地发出吹哨声，逢到这种情形他就傻笑一声掩盖过去；剩下的那些牙也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显然就是那位英国领事描述的那个“地地道道的坏蛋”，电影里的安东尼的仆人了。　

“我要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是他的住宅，是不是？”我提高嗓门说，好盖过舞曲，让他能听到，可是他却用英语很柔和地回答，相当流利，说明现在他已经习惯说英语了。　

“塞（是）的。不过他不在。这儿只有我，没有别人。”　

“我是从英国来的，有要紧的事找他。能不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　

那张唱片这时已经放完。这个德国人把唱片翻了面，上紧发条，唱机又唱起来了，这才回答我的话。　

“塞巴斯蒂安病了。修士们带他去医院了。他们也许会让你看他，也许不让。我很块（快）哪一天也得去医院把我的脚包扎一下。到那时我也要问问他们。如果塞巴斯蒂安好一些的话，他们也许会让你看看的。”　

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坐下来。那个德国人看到我打算留下来，就递给我一杯啤酒。　

“你不是桑（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也许是表哥吧？也许你和他的米米（妹妹）结婚了吧？”　

“我只是他的朋友。大学的同学。”　

“我过去在大学也有一个朋友。我们是学历史的。我的朋友比我聪明；他身体很弱——每当我生起气来，我就常常抓住他，把他猛摇——可是他逮（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不是见鬼吗？在德国没什么可干的了，德国完蛋了。’于是我们就去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不错，德国是完蛋了。现在学生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学的。’这样我们就走掉了，走哇走的，最后我们就走到这儿了。后来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了，所以我们得当绷（兵）。’于是我们又加入了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得痢疾死了，当时他正在阿特拉斯山作战。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不是见鬼吗？’于是我就朝我的脚打了一枪。这只脚现在全是脓，虽然我已经治了一年了。”　

“不错，”我说，“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眼下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吧。”　

“他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塞巴斯蒂安。对我说来他很好。丹吉尔那地方糟得很。于是他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房子啦，食物啦，仆人啦，都很好——对我说来这一切都很好，我是这么想的。我很喜欢。”　

“他的母亲病得很重，”我说，“我是来告诉他的。”　

“她有钱吗？”　

“有钱。”　

“那么为什么她不多给他点钱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住在卡萨布兰卡了，也许还住在一套体面的公寓里呢。你跟她很熟吗？你能不能让她多给他点钱？”　

“他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估计也许他喝得太多了吧。修士们会照看他的。那儿对他很好。修士们都是好人。那儿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巴掌，吩咐再拿啤酒来。　

“你敢（看）到了吧？有一个很好的仆人照顾我呢。这就很好。”　

我打听出那所医院的名字就走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很好。我估计他也许在为我担心呢。”　


我第二天早晨去的那所医院，是在旧城和新城之间的一片平房。医院是由方济各会修道士们开办的。我从一群摩尔病人中间穿过，来到医生诊室。他是一个世俗人，脸刮得光溜溜的，穿着一身白色的、浆洗过的罩衫。我们用法语说起来，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很不适宜旅行。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一边肺部还有轻度的炎症；他的身体很虚弱；抵抗力也很差；谁能预料会怎么样呢？再说他又是饮酒过度的人。医生不动感情地、几乎是冷酷地说，并且带着搞科学的人常有的那种爱好，话只限于无关紧要的，把他的工作删略到枯燥乏味的地步。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子赤着脚板的修士，这个修士称不上医务人员，只是个干脏活的人，他的说话却另是一样。　

“他很有耐性。一点儿也不像个年轻人。他躺在那里从来也不抱怨——这里有很多可抱怨的。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些军队剩下来的东西。他人很和气。还有一个可怜的德国小家伙，一只脚没有治好，还有二期梅毒，也到这儿来治疗。弗莱特勋爵在丹吉尔发现他在挨饿，就带他回来，让他有住有吃。一个真正乐善好施的人。”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道士，”我想，“可怜的笨蛋。”上帝饶恕我吧！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门为欧洲人保留的厢房里，病床被低矮的隔板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室，还有某种单间的意味。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凝视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张石印的宗教油画。　

“你的朋友来了，”修士说道。　

他慢慢回头望望。　

“哟，我以为他说的是库尔特来了呢。查尔斯，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比以前更消瘦了；饮酒使别人肥胖起来，红光满面，可是似乎却使他枯萎干瘪了。那位修士离开了我们，我在他的床边坐下，说起了他的病情。　

“我的神经错乱了一两天，”他说道，“我一直觉得回到牛津。你去过我的住所了吗？喜欢那地方吗？库尔特还在那儿吗？我不问你喜欢不喜欢库尔特；没人喜欢他。说来可笑——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法过活啦，知道吧。”　

随后我讲他母亲的情况。一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躺着盯着看那张七悲圣母的石印油画，后来说道：　

“可怜的妈妈。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不是吗？轻轻一碰就要她的命了。”　

我给朱莉娅拍了电报，说塞巴斯蒂安不能旅行，随后我又在非斯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到医院去，到后来他恢复到能够走动了。他恢复体力的头一个迹象，是在看望他的第二天他要喝白兰地。第二天，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了一些，他把酒藏在被单底下。　

那个医生说：“你的朋友可又喝开了。这里是禁止喝酒的。我可有什么办法呢？这儿又不是少年教养所。我也不能在病房里安置警察呀。我到这儿是来给人看病，而不是来防止他们染上恶习，或是来教他们学会自我控制。白兰地酒现在对他还没有什么害处。等他下次再病了就会使他更加衰弱了，以后总有一天一点小病就会要他的命的。这里并不是酒鬼之家啊。这个周末他就得出院。”　

那个打杂的修士说：“你的朋友今天分外高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可怜的头脑简单的修士，”我想到，“可怜的笨蛋。”可是他又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他的床上。我发现这是第二次了。我刚拿走这一瓶，他马上又弄到一瓶。可真够淘气的。是那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带进来的。看到他又很高兴也好，这一向他太伤心了。”　

最后一个下午我说道：“塞巴斯蒂安，你母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消息是当天上午到的——“你想回英国去吗？”　

“这会是很好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说，“可是你认为库尔特会愿意吗？”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说，“你不打算和库尔特过一辈子吧？”　

“我不知道。好像他打算跟我过一辈子的。‘寨（这）也许对他很好，我猜，’”他模仿库尔特的口音说道，以后他又说了些话，如果我当时对他说的多加注意的话，我就会明白我一直不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那些话我当时听到了，而且也记住了，可是却没有注意。“你知道，查尔斯，”他说，“当你的一生有了人来照顾你，有一个人来照顾你自己，这种变化是多么愉快啊。当然，非得是一个需要我来照顾的、濒于绝望的人。”　

在我动身以前，我还能够把他的钱财问题安排妥当。他到这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靠给他的律师打电报要他寄一些零星的钱来。我见了银行分行的经理，给他把事情安排好，如果将来从伦敦寄来了钱，他就收下塞巴斯蒂安每个季度的生活费，以后每星期付给他一笔零用钱，并且留下一部分钱作为他随时可以提取的应急款项。这笔钱只能支付给塞巴斯蒂安本人，而且只有经理认为他有正当用途的时候才能支付。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了这些安排。　

“否则的话，”他说道，“当我喝醉了，库尔特就会骗我把所有的支票都签上名，然后跑掉，那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去。他坐在柳条椅里似乎比躺在床上还显得虚弱。这两个病人，他和库尔特，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那架留声机。　

“你也该回来了，”库尔特说，“我需要你呢。”　

“真的吗，库尔特？”　

“我估计是这样的。你病了的时候，一个人待着可太不愉快了。那个用人是个懒骨头——我需要他时，他总是溜掉了。有一次他在外面待了整整一夜，我醒来的时候竟没有人给我煮咖啡。一只脚全是脓可真不是滋味。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要溜掉的，到能够照顾我的地方去。”他拍了拍巴掌，可是没有仆人来。“看到了吧？”他说。　

“你要什么？”　

“香烟。我的床底下那只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我拿吧，”我说，“床在什么地方？”　

“别去，这是我的事。”塞巴斯蒂安说。　

“塞（是）的，”库尔特说，“我认为这是塞巴斯蒂安的事。”　

于是我就把他和他的朋友留在这条死胡同尽头一间封闭着的小房子里了。我对塞巴斯蒂安再也无能为力了。　

本来我打算直接回巴黎去，可是塞巴斯蒂安的生活费的事却意味着得去伦敦见布赖兹赫德。我取道海路，在丹吉尔又搭上了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六月初回到了家里。　


“据你看来，”布赖兹赫德问道，“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没有。我肯定没有。无非是两个流浪人漂流到了一起罢了。”　

“你是说他是一个罪犯吗？”　

“我说的是罪犯一类的人。他原来蹲过军事监狱，后来挺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是不是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来自杀？”　

“是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他既没有得震颤性的酒狂，也没有肝硬化。”　

“他没有神经错乱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凑巧他很喜欢的同伴，又找到了恰巧他愿意住的一个地方。”　

“那么就照你的建议，他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生活费。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　

在某些方面，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抱着一种狂热的确信，使他做出决定又快又简单。　

“你愿意画画这栋房子吗？”他突然问道，“一张画正面，一张画后面的园林，一张画楼梯，一张画大客厅，行吗？四幅小油画；这是我父亲一直想要留下作纪念的，以后保存在布赖兹赫德。而我一个画画儿的人都不认识。朱莉娅说过你是专门学建筑绘画的。”　

“好吧，”我说，“我非常愿意画。”　

“你知道这儿将要拆毁吗？我父亲要把它卖掉。他们要在这儿盖一座公寓。而且他们还要保留这个名字——我们显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　

“真是件伤心的事情。”　

“呃，我当然也很难过啦。不过，你不觉得这个建筑很不错吗？”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所房子了。”　

“我看不出来。我原来只觉得它很难看。也许你的画儿会使我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的。”　

这是我受到的第一次委托。我得尽力抢时间完成工作，因为买房地的人只等最后一签字就动手拆毁房子了。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在一块画布上花费极长时间的坏毛病，我从来不愿意草率从事——这四幅油画成了我的最为得意之作，也正是这些画儿的成功，在我自己和其他的人们看来，都使我坚定了对我未来事业的信心。　

我首先画那间长形客厅，因为他们急于搬走里面的家具，这些家具自从这间客厅建起来以后就一直摆在那儿。这是一间狭长、精美、对称的亚当设计建造的房子，有两扇朝格林公园开的凸窗。下午我在客厅里开始画画的时候，光线从西边的窗户流泻进来，由于外面鲜嫩的小树呈现出鲜亮的绿色。　

我用铅笔把各种比例关系确定下来，再把详图仔细地设计好。然后我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边跳水的样子后退几步；一跳下去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浮了起来，于是干劲倍增。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动笔很慢、谨慎小心的画家；所以这个下午，第二天一整天，再加上第三天，我都在加紧工作。而且我一点错也不能出。每当告一段落时，我就停一停，心情紧张得很，不敢开始画下一段，就像一个赌徒一样，生怕以后手气会变坏了，大堆钱财化为乌有。画面终于一点一滴一分一秒地逐渐成形了。其实倒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线和色彩融为一体；而且我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色彩恰好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每一道笔划，一当完成，似乎一直在那儿似的。　

在最后一个下午，我开始不久就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我可以在这儿看看吗？”　

我回头一看，发现了科迪莉娅。　

“可以，”我说，“只要你不说话就行，”我又继续画下去，把她忘了，一直画到暗淡的光线使我收起画具。　

“会干这种事情一定是挺有意思的。”　

我已经忘了她还在这儿。　

“是的。”　

即使这时我也无法离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