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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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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们和威尔科克斯一起下到地窖里，在那里看到一个贮存着大批葡萄酒的空空落落的壁洞；现在只有一个十字甬道还在使用着；甬道里的箱子装满了东西，有些箱子装着已经贮存了五十年的葡萄佳酿。
“自从爵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增添什么酒了，”威尔科克斯说。“有大量的陈葡萄酒该喝掉。本来贮藏个十八年或二十年也就够了。我收到酒商寄来的几封谈到这些酒的信，可是爵爷夫人却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勋爵，而布赖兹赫德勋爵又让我去问爵爷，而爵爷又让我去问律师。事情就这样拖下来。照现在这样的速度来喝酒，存的酒够用十年了。可是到那时我们又会成什么样子了呢？”
威尔科克斯尽情款待我们；我们吩咐从每个箱子里分别取出一瓶酒来。在同塞巴斯蒂安一起度过的那些宁静夜晚，我和葡萄酒初次真的结交了，并且播下了丰收的种子，这样的丰收在以后许多百无聊赖的年月里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和我经常坐在“彩绘客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上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到了一本论品尝葡萄酒的书，我们就按照详细指导来品尝葡萄酒。我们先把酒杯放在蜡烛火焰上温一下，然后把酒杯斟上三分之一的酒，接着把酒旋转起来，小心地捧在手里，随后把酒举到灯亮前照一照，嗅一嗅，呷一小口，再喝一大口，让酒在舌头上滚动，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个硬币那样，让酒在上腭上滚动，然后向后仰起脑袋，让酒一滴一滴流进喉咙。然后，我们就谈谈这种酒；咬一点巴斯·奥利弗牌饼干，接着再品尝另外一种葡萄酒；这种酒品尝完了，再回过来品尝最初的那种，然后再品尝一种新的，到后来这三种酒轮流着品尝过了，酒杯的顺序全乱了，哪个酒杯里到底盛的是哪种酒我们争论不休，酒杯在我们俩之间传过来递过去，直到这六个酒杯中有的已经掺进了我们从不一样的酒瓶里倒进来的混合酒，直到我们不得不每人用三只干净酒杯重新开始，酒瓶空了，而我们对酒的赞扬也更加放肆更加出奇了。
“……这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
“像一个矮妖精。”
“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
“就像寂静水边的一枝长笛。”
“……这是增长智慧的陈酒。”
“是山洞里一位先知。”
“……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匹独角兽。”
这时我们常常离开餐室里金黄色的烛光，到外面星光下，坐在喷泉边上，在水里冰一冰手，醉昏昏地谛听岩石上泉水的泼溅声和汩汩声。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很少见到生人。有一个是代理商，一个身材瘦长的上校，他有时在路上遇到我们，到我们这儿喝过一次茶。通常我们总是设法躲着他。每逢星期日都从附近一个修道院请来一位修道士做弥撒，并且让他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他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位教士；我注意到他不像一位教区牧师，但是布赖兹赫德是一个使我着魔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那里的一切事情，一切的人都要不同凡响。实际上菲普斯神父是一个温和的、长着小圆面包脸孔的人，他对当地板球戏很感兴趣，而且顽固地认为我们也跟他一样喜欢板球。
“你知道，神父，查尔斯和我根本不懂得板球是怎么回事。”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坦尼森上星期四是怎么赢五十八分的。那一定是很精彩的一局。《泰晤士报》的评论好极了，你们看过他同南非人对打吗？”
“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见过他。我好多年没有看过一场第一流的比赛了——那年格雷夫斯神父带我去参加安普福尔斯的修道院院长就职仪式后，路过利兹，他带我去看了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了。神父设法查出了一趟合适的火车班次，让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等着看下午迎战兰开夏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下午。那一场的每个球我都记得。从那以后，我就只好靠报纸和看球赛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吧？”
“从来不看，”我说，他看着我，表情又天真又惊讶，这种表情以后我常常在教徒的脸上看到，他奇怪像我们这些面对尘世种种危险的人们，竟然很少利用尘世间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望弥撒，去望弥撒的人很少，布赖兹赫德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梅因夫人领进来几个信天主教的仆人，可是大多数仆人和所有的村民，倘若要在什么地方祈祷的话，那就是在庄园门边那个灰色小教堂里面弗莱特家族的坟地中间。
塞巴斯蒂安的信仰当时在我看来是个迷。但是我并不特别想解开这个迷团。我没有宗教信仰。我小的时候，每星期都被人带去做一次礼拜，上学时天天都去学校小教堂做礼拜，可是仿佛作为一种补偿，自从上了公立学校，假日的礼拜就免掉了。给我讲神学课的教师们告诉过我，《圣经》的经文完全不可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建议过我去作祈祷。我父亲不做礼拜，除非遇上家庭有什么事，即使去，也是带着些嘲弄的意味。我母亲呢，我认为她是笃信宗教的。我以前觉得很奇怪，她竟会认为她有责任抛下我和爸爸，跟着一个战地救护队去塞尔维亚，筋疲力尽，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里。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精神。也是后来在一九二三年我接受了要我信教的要求，从来没有费心思去考虑这些要求，并且把超自然的现象当作真实的接受下来。在布赖兹赫德那个夏天，我意识到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自从认识了塞巴斯蒂安以后，常常地，几乎是每天，他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想起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把这种情形看成是一种小小的弱点，就像他爱那只玩具熊一样。一直到在布赖兹赫德的第二个星期日，我们才谈起这件事来，这时菲普斯神父已经走了，我们坐在柱廊中间看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使我吃了一惊：
“哎呀，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这和你有很大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一直如此。”
“嗯，我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点。难道你正在抗拒什么诱惑吗？看来你的德行未必比我的高多少啊！”
“我比你坏得多。”塞巴斯蒂安激愤地说。
“那又怎么样呢？”
“是谁常常祈祷，‘啊，上帝，让我变好吧，可至今没有变’？”
“我不知道。我想，那是你吧。”
“嗨，不错，我祈祷，天天都祈祷。可是问题并不在这里。”他又埋头看起《世界新闻》报来，一边说，“又是一个很坏的童子军领队。”
“我想他们千方百计要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你相信吗？”
“胡说八道？要是倒好了。在我听来，有时还很有道理呢。”
“可是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可不能真地相信它呀。”
“不能够吗？”
“我是说不能相信什么圣诞节啦，东方的星啦，三个王啦，牛啦，驴啦。”
“哎呀呀，我可相信这些。多美的想法呀！”
“可是你不能因为有些想法美就相信。”
“可是我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的。”
“也信祈祷文吗？难道你认为，你在一个塑像前跪下，念叨几句话，甚至连声也不出，只是在你心里说，就可以改变天气了吗？或者说，某些圣徒比别的圣徒更有影响，难道你必须找到某个合适的圣徒，帮助你解决某个问题吗？”
“嘿，不错。你记不记得上个学期，我带着阿洛伊修斯，可是后来不知道把他丢在什么地方了。那天早晨我发疯似的向帕多瓦的圣安东尼祈祷，刚吃过午饭，尼科尔斯先生就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前，怀里抱着阿洛伊修斯，说是我把他丢在他的马车里了。”
“嘿，”我说，“如果你只相信这些，并不想变好，那么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你看不出来，那就是看不出来。”
“得啦，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咳，别让人这么厌烦，查尔斯。我还要读读这条消息呢，赫尔的一个妇女一直在使用一种工具。”
“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我刚刚对它感兴趣。”
“我决不再提它了……在判她六个月徒刑时，曾参照了其他三十八个案例——天啊！”
可是大约十天以后，他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当时我们正躺在房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用一架望远镜观察下面公园里正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这是为附近几个教区举办的一个简朴的两天展览会，它勉勉强强办下来了，与其说是激烈竞争的中心，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市集和公共集会。用一些旗子圈成一块场地，这个场地的周围搭起了五六个大大小小的帐篷；那儿有几个牲畜鉴定站和几个牲畜圈。最大的帐篷是用来供应茶点便餐的，一大堆农场主聚集在那儿。准备工作也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得躲起来，”快到那天的时候，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会到这儿来的。他可是这个农业展览会的重要角色呢！”于是我们就躺在屋顶的栏杆下面。
布赖兹赫德搭上午的火车到达，并且和那位代理商人芬德上校一道吃了午饭。他到达的时候我同他面谈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的描述真是贴切极了；他有着弗莱特家族的那种脸型，仿佛是阿兹台克人雕刻出来的。这时我们用望远镜可以看见他，他正在五六个佃户中间笨手笨脚地走着，有时站住向鉴定站里的鉴定员打招呼，有时又靠在一个牲畜圈的栏杆上，仔细地看着里面的牛群。
“我哥哥是个怪人。”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上去可挺正常的。”
“啊，可是他不正常。你知道，我们家里数他最古怪了，只不过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他内心受了伤，变了样儿。他原来想当神父，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现在还想当神父呢。从斯托尼赫斯特学校一出来，他差点成了个耶稣会的教士了。对妈妈说来，这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法阻止他，不过当然啰，这是她最不愿意的事情了。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吧——这是她的长子；如果是我，人们好像就不会说什么了。还有可怜的爸爸。即使没有这件事，教会给他的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真麻烦透顶了——修道士和修道院长就像一群耗子在家里窜来窜去，而布赖兹赫德闷闷不乐地坐着，谈论上帝的旨意。你知道，爸爸去国外的时候他难过极了——实际上他比妈妈还难过。最后，他们劝他去上了牛津大学，把当修道士的问题好好考虑三年。现在，他正在努力下决心呢。他说要当皇家禁卫军啦，进下议院啦，还有结婚啦。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知道，如果我也上了斯托尼赫斯特学校是否也会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本来也要上那个学校，只是我还没有长大，爸爸就去了国外，他坚持要我上伊顿公学。”
“你父亲不信教了吗？”
“噢，有点儿不信了；他和妈妈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信教。他一出国，就把宗教和我们都丢开了。你应该见见他。他是个极好的人。”
塞巴斯蒂安以前从来没有正经谈过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亲走掉以后，你们肯定很难过吧？”
“所有的人都很难过，除了科迪莉娅。那时她太小了。当时使我很难过。妈妈努力向我们三个大孩子解释，好让我们不恨爸爸。不恨我爸爸的只有我一人。我认为她希望我恨他。我一向是他的宠儿。要不是这只脚坏了，我就和他住在一起了。只有我一个人去他那里。你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下面那块场地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用喇叭筒大声喊着拍板成交的结果。他的声音微弱地传到我们这儿。
“所以你知道，我们家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并不一致。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很不幸，而她像小鸟一样快乐；朱丽娅和我则是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我的确觉得朱丽娅并不快乐；一般人认为妈妈是一个圣徒，爸爸是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哪一个是幸福的。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看待宗教，幸福好像和宗教没有很大关系，而这就是我要求的一切……我希望我自己更喜欢天主教徒。”
“他们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
“亲爱的查尔斯，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人数那么少。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教派——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教派，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互相谩骂——可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都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可是他们的人生观却随时流露出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隐藏起来原是很自然的。不过你知道，对于像我和朱丽娅这样的半异教徒说来，要隐藏可就困难了。”
这时从高烟囱那边传来儿童的喊叫：“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于是这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就中断了。
“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
“你在哪儿呀？”
说着就出现了一个十一二岁胖乎乎的孩子；她身上有着那种明显的家族特征，不过在她真诚而胖乎乎的圆脸上，这些特征都走了样；她的脑后垂着两条粗大的旧式辫子。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你也太不像话了。我猜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和布赖德一块儿来的，留下来看了看弗朗西斯·泽维尔。”（转向我，）“弗朗西斯·泽维尔是我的猪。后来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饭，然后就去展览会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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