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吕布一统三国-第3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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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对华歆的操守、德行一直有两极分化的评价。

不少人因华歆参与禅位事件，认定他就是个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奸臣。

其实，华歆“逼帝禅位”只停留在戏曲、小说之中，演义中有“华歆诌事魏，故草次诏，威逼献帝降之”的段落，史书并无确切记载，《世说新语》写出割席断交的典故来以管宁来反衬华歆的德行卑污，实际上管宁在历史上是应华歆征召才从辽东赶赴魏国做官的，华歆还曾称病请求退休，愿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足证割席断交的故事都是那些不满华歆拥曹的人杜撰的。

华歆在曹丕受汉禅时，并非气焰嚣张，实是面有忧色，曹丕很不满意，问尚书陈群：“我应天受禅，文武群臣加官进爵，人人莫不欢喜，唯华歆和你不悦，这是何故？”陈群答曰：“我和华歆都是汉朝旧臣，若真像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或许还会引起你的憎恶吧。”曹丕听了，遂打消疑虑。

华歆位极人臣，但他始终廉洁自奉。当初他受曹操征召将行，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华歆推辞不过，就暗暗在礼品上做上记号，事后一一送还。曹丕时，华歆官拜司徒，但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陈寿评价他“清纯德素”，是恰如其分的。

华歆只做过一件不那么人道的事情，便是抓捕伏皇后。站在汉献帝角度，华歆是揎袖犯上的打手，罪不容诛，而站在曹操的角度看，华歆敢顶住压力直蹈龙潭，忠实有靠。虽然伏皇后凄婉可怜，但公平来说，华歆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无所谓罪孽或忠勇，戏剧、小说里将华歆塑造成奸臣模样，实际上只是“汉为正统”以及“尊刘抑曹”的观念在作祟。而现在吕布的地位等同于历史上权臣曹操的角色，他自然是希望华歆这样只忠于自己而不忠于汉室的下属越多越好了。

此时的华歆得洛阳伪朝廷拜豫章太守，跟吕布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各领一半领地，华歆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

孙策攻占江东，华歆幅巾奉迎，孙策执子弟之礼，礼为上宾，每次孙策大会文武，华歆都能痛饮，喝了一石酒都不醉，衣冠丝毫不乱，众人偷偷观察，经常诧异于华歆的衣冠齐整，江南号之曰“华独坐”，以此观之，华歆不但有惊人的酒量，更有惊人的自制力。

吕布得知孙策占领豫章，命孙策将一代名臣华歆强行绑缚邺城。

吕布见到华歆后，恍然记得当年在洛阳时，华歆跟荀彧、荀攸、钟繇这四个尚书郎就是在华歆的带领下，前往袁隗的府邸躲避自己，当时吕布还曾对天发誓，必杀华歆，但现在吕布见到华歆后，心中浓重的杀机消失不见，代之的是爱才之心。

华歆此人在军事上没有什么才华，在治政上面似乎也看不出什么才华，但吕布知道真正的大才不是事必躬亲，而是举贤任能，各安其职，做好统筹工作，华歆在历史上的表现就合乎此相国之才。

华歆的治国主张是重农非战，重视文教德化。太和初年，魏明帝曹叡派曹真攻打蜀汉，华歆上书反对，他认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当先留心于本国的治理，“以征伐为后事”，本国治理得好，敌人就会不攻自破。“兵不得已而用之”，作为皇帝，不能舍本逐末。当时正好赶上秋雨连绵不利于战，曹叡采纳了华歆的建议。

乍看起来，华歆的政治主张跟吕布是相反的，毕竟吕布这些年是年年都起刀兵，颇有点穷兵黩武的架势。

但吕布心里很清楚，好战必亡，自己这些年打了太多战，也征用了太多兵役，拖累了冀州、并州等地的发展，像吕布上次在冀州微服私访时遇到的客栈掌柜儿子的事情，就是吕布全民皆兵政策的一大巨大失误的反应，吕布最近几年的战都是非打不可的，但吕布此后不会再那么轻易地主动挑起战争，要精兵简政，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待到国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待到国内政局稳定下去，外部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华歆治政还有一个特点，为政清静不烦，颇有点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架势，乍看起来很无能，但吕布见识过后世官进民退、官府掌管一切却什么都管不好的情况，凡是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官府插手的事情最后都会祸国殃民，比如房地产，若不是官府插手其中，若不是地产收入七成都上交了官府，这个国度的房价就不会那么畸形，比如红十字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纯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却变成了衙门，自然而然就腐败了。

吕布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观点，凡是官府不该管的就不该去管，官府越俎代庖，只会让社会秩序大乱，官府的定位是裁判员，要学着向社会放权，要向市场放权。

归根结底，官府的各项罪恶，都归结于他们不受限制无限膨胀的权力，只要官府官僚的权力没有收在笼子里，他就有机会出来伤人，所以吕布一直都在致力于控制官员特别是地方行政文官的权力。

吕布跟华歆做了一番深入的沟通，华歆甚为同意吕布这方面的观念，同时对吕布的印象也大为改观，不再将吕布的寒庶武夫出身作为一个致命伤而拒不归顺，吕布又对华歆施展了道术催眠洗脑，使得华歆的心中现在已经很少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世家门户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吕布抑制世家政策的强烈拥护。

华歆能够跟王朗并为宰相之才，他们的治国理念都很相近，在王朗儿子王肃的书中曾论述过，如果以穷民力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必然要反抗。无节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难以生存，他们只会铤而走险。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这时，如果对老百姓又滥施刑罚，其结果必定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只会弄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吕布反躬自省，发现自己搞得很多事情类如隋末杨广，太过不惜民力，看来以后要学会爱惜民力，才能求得社会安定，进而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

王朗的儿子王肃还曾上书给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其力，莫相倚仗。”意思是，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设官、只享受薪俸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

华歆在吕布的中央大学堂以及中央军教导旅里待过三个月后，以他的清正廉洁公正，而被吕布荐举为吏部侍郎，掌管人事并着手开始对各级官府精简，刑部侍郎王朗配合华歆的行动。

表面看起来现在的各司衙门没有精简的必要，毕竟吕布是从史上衙门官僚最臃肿最庞大的时代过来的，他真心不觉得东汉时期官府臃肿。

虽然吕布把一切都规范化了，取消了各级行政长官的私设幕僚的权力，全部改为六部下面的六种行政部门，将重要部门的吏都改为官员编制，结果正规编制的官员比原来还多出一半，又因为吕布搞高薪养廉，极大地提高了薪俸待遇，财政开支比原来多出数倍。

不过因为大汉官吏跟民众的比例本来就是一比两千，纵然扩大了，也是一比一千，国家财政还可以承受，同时因为吕布推行了真正的、全面的、严格的反腐制度，各地官吏贪腐行为锐减，使得国家征收上来的赋税没有被各地官吏疯狂地贪污，最后达成了收支平衡。

可华歆、王朗两人痛下杀手，好好整治一番，一下子就查出有四分之一的官位和三分之一的官吏要除掉，消息传到吕布耳朵里，吕布深表震惊，赶紧让人把他们请来问话。

但华歆、王朗把那些官吏特别是朝堂上那些庸碌官位、官吏名单及其行为呈递给吕布看，吕布无语。

吕布发现这些官吏里面竟然大半都是世家子弟，是吕布之前为了笼络那些不反对自己的良善世家、中立世家而留任的世家子弟，这些世家子弟相当一部分人的能力根本不胜任，有些人则是遵循着以前的做官规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有些人的行为更离谱。

吕布之前整顿吏治，只是严查他们是否有贪腐行为，还未来得及审核他们的政绩，现在看来，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无所作为、素餐尸位的冗官庸吏，这些人的行为有时候比那些有作为的贪腐官吏还要可恶。

第705章　隐性腐败

华歆见吕布动容，赶紧向吕布直言进谏道：“主公，这官僚腐败有显于表面的，也有隐于内部的。显于表面的是那些作奸犯科贪污受贿的贪官污吏，不仅法理难容，就是其自身也怕见阳光，深自潜藏。然而也有人钻大汉律法的空子，依靠官制漏洞长期白吃朝廷的俸禄却不为朝廷出力，堂而皇之地腐败，他们却还很心安理得，因为他们吃的是朝廷俸禄，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自己并不感觉是腐败，各地衙门对他们亦百般维护，但他们的行为已经损害到国家的利益，这便是卑职所言，隐于内部的腐败。”

吕布明白华歆的话，腐败有显性腐败也有隐性腐败，吕布之前抓得是显性腐败，现在要抓一下隐形腐败。

吕布心里似有所悟，却还问道：“子鱼，你不妨举例说明一下，何种行为是隐腐败？”

华歆一脸沉痛道：“有些官吏庸庸碌碌、得过且过、毫不作为，整天坐在衙门里喝茶、闲聊、下棋、看大汉日报，对公务该推诿就推诿，该避就避，随便应付了事，有些官吏甚至在公务时间里饮酒作乐，赌博消遣，甚至于，有些官吏人不在岗，吃空饷！”

吕布惊怒：“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这种事情在某个朝代屡见不鲜，但在东汉时期就有了吗？吕布有些不信，但他拿起华歆、王朗、田丰联合做出来的报告，仔细一看，竟然有三成以上的世家子弟仗着家世，整天沉迷在神仙院、招贤馆、青楼或窝在家里懒惰不做事，就是不到衙门当差！

因为他们有家世背景，他们的长官只能替他们遮盖着隐藏着，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这么多世家官吏不当差，肯定误事，自吕布当政以来，因为世家官吏不当差而造成的公务延误数不胜数，只是吕布一直忙于南征北战，并无暇关注这些。

吕布怒不可遏，若是任由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只怕他治下的大汉变得比某个朝代更糟糕，这绝对不是他想看到的，若是任由自己治下的官吏比某个朝代的官吏还要无耻无能不作为，他不如现在就死掉算了。

在某个朝代，相对于贪污、受贿和渎职侵权等严重的腐败行为而言，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不积极履职等国家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可以被称之是一种“隐性腐败”行为，也是长期积存于某个朝代各级衙门及其办事机构中的“机关病”、“衙门病”的重要表现。

隐性体制性腐败的危害，一点也不比显性腐败为小，甚至更难清除。

在某个朝代，某市万州原区长的女儿李某在驻京办吃空饷，两年不上班工资照拿。一个八零后小姑娘，随夫出国却凭借父亲的权位保有干部编制，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典型的不正之风搞特权。经揭露后李某退还了工资三万余元，其数不多，人们也未往贪污上去想。但这一事件曝光后提醒了更多的人，人们发现象李某这样吃空响的人其实很多，很普遍，自己周边就有，早已司空见惯。因其反正是吃国家的“皇粮”，只是拿一份工资，而从未被视为贪污，见怪不怪，制度允许，是体制问题。

有人列举了吃空饷的17种现象，除干部外，中小学教师中也很普遍，凡有“国编”者，都有可能钻空子吃到空饷，在全国各地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有。如有的单位官位有限摆不平，为照顾“退居二线”的老资格，就专门安排吃空饷，或挂副职不干事，或搞个人大、政协衔享受某级待遇。又如改革开放之初各单位曾鼓励干部“下海”，为免除其后顾之忧，搞了“保编”留后路，待遇不变，经商失败还可回来，但回来己无事可干。有人停薪留职，有人停职留薪，二十多年下来，不但未作清理，而且形成惯例，其后更不断有新的保编者，凡能保有“国编”，不干事也可拿工资，造成冗官无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破除“铁饭碗”，但其破除者仅是对准国企工人，拥有干部编制的“铁饭碗”却少有破除者。改革的手术刀可以指向各处，唯独不敢指向干部官僚特权阶层，冗官问题于是成了长期困扰着某国改革的老大难。拥有国家干部编制者既均由国家财政开资，于其单位财政是只有进而无出，只有利而无害，于是乎就有人长期休病假，工资照拿。有人未到年限就提前办退休，不行就开假证明办病退，不干活由国家包养。对此甚至有些领导也很关照，团体内是互助照顾，反正都是国家开支，吃点空饷无人眼红。有人估计在某国坐吃空饷的人，其数有上千万。

吃空饷的形式还有很多，大大小小都与官僚特权有关系，造成冗官冗费。

除此以外，还有数目巨大的庸吏，他们成天上班，看似吃正饷，但上班并无正事，有正事他们也干不了。相当多的机关作风懒、散，上班就是扯淡看报喝茶，有的干脆上网玩游戏、聊天，衙门虽大却效率低下。

所谓庸吏，即碌碌于位而不作为的官员，或靠关系上岗却无才无能什么也干不了的官员，这种人各单位都有，而有些清水衙门，就是专门安置享有特权的庸人的。比如工会组织，跟西方的工会相比，他们绝对是滥竽充数素餐尸位，他们十多个干部，除了从职工工资中每月扣收“工会费”，一年下来给职工发几桶食用油外，并未见为职工作什么服务，也无须工会提供什么服务，而工会组织在各“国编”事业单位都有，还有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清闲衙门，由国家开资，各单位能力较差的干部或享有特权的人都归编工会、妇联，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大批庸吏。

冗官庸吏看似不是贪官污吏，所得工资不一定很高，清水衙门福利也不一定好，但他们不劳而食，较之辛劳的工人农民是食利阶层，如万州李某等多是有权力关系背景的，相比于公勤实务人员其地位相当优越，是拥有特权的人。且其数目巨大，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到底有几千万人，一直是个未知数，财政上是无底洞。

冗官庸吏们耗费的国脂民膏其实并不比贪官污吏少，政府明知其弊却百般优容，不敢向他们开刀，生怕他们“上访”，对庸吏不敢得罪。三十年来有过十多次机构改革，却连保编坐吃空饷这样明显的弊政也革除不了，养了一大群寄生虫没有办法清除，以致于积重难返。另外，还有数量巨大没有编制却仍由国库拨钱发“补助”的准官吏，如农村的村支书，国家转移支付扶贫支农的钱，很多先被他们吃掉了。

冗官庸吏充斥却革除不了，论其实质就是体制性腐败。

用纳税人的钱豢养冗官庸吏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是一种恶劣的隐性的腐败。

干部既由国家财政供养，不管是有编还是无编，都应公开透明，经纳税人同意，不劳而食或无事找事碌碌于位者，应统统清理。这本是行政改革的基本要义，是早就该做的事。但某国的行政改革总是在精简机构上做文章，改来改去就是不敢涉及到人，工人可下岗，但干部再冗庸也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