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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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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治学的门径,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换句话说,就是以“科学精神”抠字眼。
胡适问:“允许日本继续留驻越南的同时,能保证他们不进攻云南吗?”
赫尔摇摇头。
胡适皱起了眉,“那样的话,这些驻军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就太大了。”
赫尔不明究竟,“不可能吧,才两万五千人,就算打起来,又有多可怕?”
“不可怕?那我就说来给你听听。”
由于并没有限定这两万五千兵的兵种,假设他们大部分是日本航空兵以及配套的机械师、工程师呢?那样的话,日本完全可以在越南建立一个庞大的航空基地。
经过胡博士大胆假设、求证下来的结果的确可怕:不独云南,就连英国人控制的缅甸,亦将受到覆盖式的空中打击。
赫尔愣住了。
他也许可以不接受蒋介石那种呼天抢地、悲天悯人的东方情怀,但不能否认胡适的西方式思维。
正如胡适所言,重要的是还得听听英国人怎么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适时而至,他也反对“临时过渡办法”。
表面上,丘吉尔是担心中国垮台会对盟国造成危机,实质上他正是害怕自己的殖民地会被日本人顺手牵羊,因此特地提出,在谈判中“要价要高,还价要低”。
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哭诉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对这位胖小弟的话却不得不在意。
五分钟后,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起草了“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当野村和来栖接过“赫尔备忘录”时,立刻从头凉到了脚,处于“极度的苦恼”当中。
备忘录一共十款,单单拿两款出来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为什么表情如此丰富了。
第一款,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完全撤军,一个不留。
第二款,美、日同意不得支持除重庆政府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政府。
野村和来栖设想过赫尔会讨价还价,却没料到对方会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硬,几乎就是谈判桌上的魔术。
11月27日,美国政府向夏威夷和菲律宾发出战事警报,表明它已做好了同日本作战的准备。
尽管如此,不到最后一刻,罗斯福仍心存侥幸,寄希望于能用“硬压”的办法使日本在谈判中就范,他却不知道东条早就蓄势待发,太平洋战争就要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随着轰隆一声,日本海军航空队成功轰炸珍珠港,裕仁天皇随后下达了对英、美宣战的诏书。
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改变了二战战局
美国一步失算,失算在那个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手中。不过这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得救了。
事已至此,汤姆大叔别无选择,它必须应战。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在得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罗斯福气急败坏,赫尔呆若木鸡。可是大洋彼岸的蒋介石却恨不得长跪不起,大叫数声:“苍天啊,大地啊,是哪位神仙大姐、耶稣大哥救了我们啊!”
当天,他在日记上第一次用轻松的笔调写下了一句话:“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导演,只有天知道。
第9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1)
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美国领头,英、荷、中等二十多个国家先后对日宣战,但几乎没有谁能阻止日军的疯狂势头。
1941年12月9日,日军向菲律宾发动侵略,仅仅五个月后,菲律宾即全境失陷。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急到要拿手枪自杀,然亦无法挽回局面。
美国的坏运气似乎也传染给了盟国。12月25日,驻香港的英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2月,驻印尼的荷兰总督向日军举出了白旗。
转眼之间,日军似乎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只无敌怪兽,到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地步。
天炉战法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统帅部有意识地将精锐部队陆续部署到西南,以便在那里牵制进攻香港的日军,其中原属第九战区的第四军和第七十四军都被调到了两广地区。
你牵制我,我当然也得牵制你。在“中国派遣军”的所有部队中,武汉第十一军地位非常特殊,它属于跟中国的第七十四军一样的位置,即战略军,可经常性保持九个师团的兵力。
屯集这么多人,还让对手抽兵南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事情。1941年12月24日,武汉第十一军向长沙发动侵略,从而拉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帷幕。
这次侵略几乎就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复,除了侵略部队缩小为三个师团外,其他从路线到战术,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因为在阿南看来,两个月前的那次战役,他打得非常成功,没有必要再改来改去。你想想,一连击溃对方包括第七十四军在内的四个军,要再说指挥有什么问题,那就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至于撤退时受到了一点损失,纯属意外。
阿南的成功,无疑就是他的对手的失败。可是有时候失败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它还会让人变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薛岳是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仗打得好时,他往往眉飞色舞,且有求必应,有人找他办事,刷刷两笔就给批复了。但要是吃了败仗,那你最好离他远一点,对面站着的就是一凶神,发起火来,连桌上的电话机都会摔得粉碎。
等摔掉电话机,就连隔着电话骂人都不可能了,老虎仔无人可咬,这时候才会蹲在地上,一边呼哧呼哧喘气,一边龇着牙想上次为什么会弄个一嘴毛。
通过薛岳待人接物的表情,可以知道他究竟是胜是败第二次长沙会战,报上都在宣传“长沙大捷”,薛岳本人却在南岳会议上被蒋介石批得抬不起头来,这让他本来极强的自尊心很受挫伤,回去后就一个人抱着脑袋想问题。
第一次,光撤,到追击时才讨得了点便宜,第二次倒是想狠一些,但是却把决战地点给弄错了,结果前面防线一崩溃就无法收拾。
假如有第三次,你该怎么打?
我会把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合为一体,前面诱它,并且逐次消耗其实力,等到它精疲力竭的时候,再选定地点进行决战。
薛岳将之称为“天炉战法”。
要做太上老君,任你是孙猴子也好,牛魔王也罢,一旦进了八卦炉,就只有被熔被炼的份,最后乖乖变成炉内长生不老的仙丹。
刚刚划出道,阿南就来了,看来不炼他都不成了。
提前庆祝
让阿南气喘心跳的是,他的这次进攻过程远比上次顺利,连在正面挡路的部队都很少,顶多不过是从旁边放放冷枪,搞搞侧击而已。
强渡新墙河时,最大的困难不是来自对面的子弹,而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看不清楚,有的官兵被周围不时袭来的冷弹弄混了方向,不知不觉间就走迷了路。
没费什么周折,连炮弹都没用多少,三个师团就全部渡过了新墙河。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确实是把第九战区的主力给打惨了,所以没人敢挡道。而真实情况却是,新墙河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诱击地点,很快就要进入第二诱击地点——汨罗江了。
果然,到了汨罗江,情形就大为不同。河对岸的火力开始猛烈起来,熊本第六师团的骑兵联队要打马通过,当即被击倒一大片。
这时外面传来消息,香港已被侵占,用不着第十一军再策应了,而且当初从武汉出发时,就确定停止线为汨罗江,于是幕僚纷纷进入帐中,请示是否撤军。
然而,阿南微笑着摇了摇头:“不,继续前进,直捣长沙。”
他分析道:“支那军队机动能力很差,抽出去的主力来不及回师,因此长沙目前的守备力量必然极其薄弱。在汨罗江遇到的困难,正好说明支那军队很着急,怕我们攻进他的长沙。我们要抓住这次天赐机遇,像占领香港那样,一举占领长沙!”
大小参谋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吱声。
“汝辈这样胆小,如何能成就大事。”阿南收敛了笑容,“好吧,先发份电报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请示一下再说。”
没等南京的畑俊六回复,阿南就收到一份情报:据空中侦察机观察,汨罗江南岸的中国守军正在向长沙退却。
阿南一拍大腿,“我说怎么着,他们顶不住了吧,不用等回复,赶快追!”
1942年1月1日,名古屋师团一马当先,从长沙东南的浏阳河徒涉而过,并向长沙外围的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此时此刻,没有人认为长沙会攻不下来,只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名古屋师团一心惦记的也不是想什么办法将对手击垮,而是晚上怎样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联队长们已穿上崭新的军服,在军营帐内频频举杯,预先开始庆祝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长沙落手中。前线欢腾,后方也不甘寂寞,那些原本迟疑的参谋们都在一个劲地拍阿南的马屁,说些“主帅够神够勇,原谅小的们当初见识短浅”之类的话。
阿南春风满面,连连摆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这人心里特宽绰,决不会计较的。”
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觉得自己身为幕僚长,光嘴上拍拍已经不行了,当下他就组织起一批随军记者,坐着飞机到长沙上空去兜了一圈。
当然不能白兜风,回来得写新闻报道,木下勇自己也弄了两份电报,一份发给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份发给东京的日本统帅部,内容都是提前报捷: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长沙了,哈哈。
能战之军
日军的实际情形却并不如阿南想象的那么美妙,即使一线看似顺利,也遮不住二三线的苦恼。
仅在新墙河以南,杨森的川军就夜袭了日军一个辎重兵联队,后者伤亡惨重,联队长当即毙命。
从新墙河到长沙,已经打了一个星期,而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类似于杨森这样的进攻方式层出不穷,大量的侧击、伏击和袭击,使得日军的运输补给线率先出现危机,并由此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按照薛岳的天炉战法,他要用长沙来吸引住日军,然后调集外围的决战兵团对其实施反包围。
关键还是要先守住长沙,不能破了底,当然,这很难。
薛岳在战场上身先士卒
侵占长沙的三个师团,除了第四十师团为新编师团,可能稍逊一筹外,熊本第六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均为日本超一流或一流部队,当初第七十四军和第四军在的时候都败得狼狈不堪,如今不在了,到底谁削谁就更难说了。
勇气很重要。薛岳以身作则,在名古屋师团兵临城下时,他没有照例南撤,而是将战区长官部搬到了长沙市内的岳麓山上。
最高指挥官离前线战场如此之近,万一有个闪失可如何了得?
薛岳说不妨,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我的职务可由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直接代理,以此类推,从集团军总司令一直到下面的连长,谁要是阵亡,无须手续,副职或稍有一些资历的可以马上顶替。
除此之外,还得找一支能战之军固守长沙。
第七十四军不在,第四军也不在,长沙城里能够依靠的是第十军,但这却是一支没有军长的奇怪部队。
第十军的原军长是李玉堂,他和李延年、李仙洲因均为山东人,且都是毕业于黄埔第一期的高级将官,故而被人称为“山东三李”。
第十军属于战略预备军,由军委会直接指挥,到第二次长沙会战,才临时划拨给第九战区。
第十军当时风尘仆仆赶到长沙,打的却是一个窝囊仗,成为被日军先后击垮的三个军之一。
在随后的南岳会议上,蒋介石站在台上一个个追查责任,查到第十军的时候,给了评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
李玉堂其时就坐在下面,听到之后脸都白了,其他第十军的师长也紧张万分。
幸运的是,杨森在追击的过程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蒋介石一看,在第十军阵地前沿,竟然标示着三个半师团的番号。
按照通常经验,中国的一个军对付一个师团都很吃力,何况三个半。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蒋介石缓和了口气,“看来就算你们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这样还算不错。”
说是“还算不错”,但李玉堂还是受到了撤职处分。处分令下,第十军官兵都为李玉堂鸣冤叫屈,而新任命的军长与李玉堂有同窗之谊,在听说之后,便以部队调防、走不开为由,迟迟未来上任。
部队再能战,若无良将统领,亦难以发挥效力,薛岳只得再找李玉堂,可是后者因深感委屈,整天闷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
难事还要由高个来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只是寥寥数语。
第一句问:“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
第二句问:“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
在李玉堂给予肯定回答后,蒋介石撂下一句“长沙交给你”便挂断了电话。
据说,蒋介石的头脑里几乎保存着手下每一个将领的容貌、个性和对他的服从程度,这个固然“不科学”,然而十分有用。
李玉堂随即以撤职留任的名义回到第十军,并担负了守备长沙的重任。
地堡战术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十军虽经整补,也仅有两万人,人数上只相当于日军的一个师团,要想守住长沙并无确定把握。
然而,李玉堂没有选择。自古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一样的对手,他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夺回来。
第十军的使命就是在长沙拖住日军,李玉堂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长沙保卫战中贯彻的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守原则,即从远至近,从外到内,对日军进行逐次削弱和磨钝,直至迟滞其前进。
第10章 以胜利者的名义(2)
在李玉堂不分昼夜的督建下,长沙城外遍布许多小地堡。别看小,只有一人高,但起码对于步兵来说,每一座都不是那么好攻的。
步兵无法,便推上炮兵。
日军火炮轰击时,李玉堂正在吃饭,一颗炮弹落进指挥所,把墙上的玻璃击得粉碎,碗碟和筷子也被炸断,但他倒是吉人天相,一点事没有。
定了定神,继续吃,没有筷子,就用手抓。
幕僚赶紧问:“是不是换个位置?”
李玉堂回答:“不动。”
幕僚又建议道:“那我们快点吃。”
李玉堂依旧静定自若,“不用。”
身边又不是围着摄影记者,所以李玉堂用不着作秀,他如此镇定,乃是因为成竹在胸。
由于从新墙河到长沙的道路早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日军的特种部队很难大批开进长沙,随步兵师团作战的,只是用马匹驮来的山炮和平射炮,而且数量有限。
第十军炮兵和战区直属炮兵加一块儿,却有四五十门之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榴弹重炮,李玉堂让它们在岳麓山上一字排开,等的就是日军炮兵露头。
找准位置后,重炮一阵猛轰,完全把对方的炮兵阵地给压制住了。
在地堡群的交叉射击下,名古屋师团的直属加强大队一晚上便被扫得精光,整个大队最后只活了一个日本兵。
长沙没有城墙,名古屋师团能进入长沙城内,完全是靠死尸铺路,硬挤进去的,然而进了城以后,另一场噩梦又开始了。
城里不可能筑起密密麻麻的地堡,李玉堂采取类似于赤壁大战中的锁船办法,将房屋的墙壁全部凿通,使作战部队可以在每座房子间穿梭来去,同时又在屋顶设置了观察哨和火力点,“铁链锁船”对日军的威胁并不比地堡来得小。
炮兵不敢露面,步兵又爬不上房,名古屋师团便出动工兵,后者不仅修桥铺路行,登高也是一大擅长,双方很快在房顶展开了争夺。
你有工兵,我又不是没有,李玉堂也把第十军的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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