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第20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1）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

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个大麻袋装。

现在的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逼真，他们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场面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自己知道就行了。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鼓掌庆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这些家伙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川岛中队怪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一共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而且这个中队属于守备队，并非关东军的正规部队。

北大营里驻扎的，是王以哲第7旅。

这个旅有一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属于东北军的“王牌部队”。

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给踩死。

账谁都会算。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恐怕连遗嘱都准备好了。

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一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一万多头待宰的羔羊。

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一百多人追杀一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王牌”，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7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

哪里去了？

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

去了哪里？

也是找乐子去了。

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

这位兄弟的职务是旅参谋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

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火烧眉毛的关头，居然还能想到先请示领导，这参谋倒也没白当。

荣臻那两天正在给他老爷子办寿诞，忙得晕晕乎乎，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先用张学良前一阵给他的类似外交辞令的指示应付一下：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然后赶紧打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少帅。

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像他的将官一样，这么晚了还在找乐子。

他在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从戏院跑出来，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发动进攻意图的判断。

张学良的看法，是关东军只不过仿效当年的苏军，想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要求更多的“南满特权”。

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要求“南满特权”，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战争无非就是推动谈判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那就关系到端东北军的老窝了。张学良不是二傻子。出来混靠什么，一靠部队，二靠地盘，而部队又得靠地盘提供给养，如果没了地盘，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还靠什么立足？

所以，前者可不必抵抗，而后者则非抵抗不可。

张学良选择的是前者。

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能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之战给张学良以及他的东北军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一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张学良的想法，关东军的实力比苏联的远东红军还要强（实际并非如此），如果东北军独自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他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第7旅那个参谋长那里，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这一番茶话会开下来，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片。

官僚主义搞到这份儿上，也真是古今无二，丢脸算是丢到家了。

回过头来看，这些“抵抗”、“不抵抗”的问答其实也都是在扯犊子。

北大营的士兵们，这种情景下，你们需要请示汇报吗？

人家刺刀都顶到胸口这里了，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赤手空拳也得夺下他的白刃，不然还能叫当兵的？

你人多啊，一万多人呢。日本兵就算是浑身长刺的八脚怪物，也只不过一百来号。

难怪自此之后，东北军的士兵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耻辱啊。

得到荣臻的指示，第7旅官兵如遇大赦，推倒营房后墙，跑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儿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关东军也已向沈阳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