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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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

进行较量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第10章　勇敢的心（3）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白崇禧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广济，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并将广济划为固守区。

固守区也就是死守区，当然不能轻言弃守，而白崇禧所依赖的生力军，则是刚刚从广西调来的一支新编部队：第八十四军。

与第一次出师广西时的三支桂军不同，第八十四军实际上是由桂南民团组成的。编组的时候非常简单，原有民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