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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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吮タ矗�皆令何可持闺门礼法以自矜尚，而傲视云道人耶？评语更有可注意者，即“卷帘”出中述杨云友欲为黄天监捐官事。批云：“因妻得官，乃云友良人之实事。杭人无不知之。”则为辑云道为逸事者所不及知。故特标出之，以供后来为“林下风”作传者之参考。

更有可怪者，徐树敏钱岳选众香词里有成岫词三阕，其小传略云：

成岫字云友，钱塘人。性爱云间董宗伯书法画意，临摹多年，毎一着笔，即可乱真。今妩媚而失苍劲者，皆云友作也。年二十二，尚未有偶。戊子春，董宗伯留湖上，见云友所仿书画甚伙，自不能辨。后得征士汪然明言其詳，即为蹇修，遂结缡于不系园。云友归董之后，琴瑟静御，俱谱入意中缘传奇。有慧香集。

寅恪案：徐钱所据不知何书，今止就所述两事言之即见其妄。一为董其昌为万历十六年戊子举人，十七年己丑进士，（见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董其昌传及同书肆伍选举表“明举人，万历十六年戊子科”条。）在此以前玄宰声名尚未甚盛，书画亦何能为人模仿如此之多？二为汪然明造不系园湖舫在天启三年癸亥，（见春星堂集壹不系园集汪氏自记。）上距万历戊子为三十五年，董成二人岂得预先于尚未造成之舟中结缡？谬误殊甚。此殆后人读芥子园意中缘剧曲，不解所述玄宰与云友之关系乃笠翁游戏之笔，竟信为实有其事，可谓天下之笨伯矣。聊附于此，以博一笑！

又河东君书中“虞山别后，已过夷门”者，“虞山”指牧斋言，“夷门”指然明言。此处“虞山”“夷门”皆借地以指人，乃当时文字所习用。其所以用大梁之“夷门”以指然明者，盖以魏之信陵君比之。湖上草河东君“赠汪然明”诗有“论到信陵还太息”及与汪然明尺牍第叁通有“先生之侠”等句，可与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王志道序称然明“散千金济游客，人遂侠之”、同书伍遗稿（原注：“又“名松溪集”）“壬辰初冬游嘉禾，饥寒之客云集，遂售田二十一亩分应之。腊月得次儿信，差足自慰。因述禾中感遇，补诗八章”其二云“萧条岁暮动行旌，犹集南宫感送迎。（自注：“南宫祠在嘉兴南门内。”）时俗不堪谈雅道，新诗偏喜见多情。但看此时趋炎热，有愧当年负宿名。莫问胸中怀嵬磊，炼师提酒向予倾”（自注：“余别南宫〔祠〕杨世功袖黄皆令诗箑云：谁识君家唯仗侠，空囊犹解向人倾。时炼师曹朗元携酒饯别，感賦，次皆令韵。”）及同书叁西湖韵事“重修水仙庙记”云“二三女校书焚香擘笺，以诗画映帯左右，而余以黄衫人傲睨其间”，（寅恪案：此处“黄衫”二字虽与“布衣”同义，但上文有“二三女校书”之语，则然明实暗以“黄衫客”自居也。）并林天素“柳如是尺牍小引”目然明为“黄衫豪客”等诗文相印证，非谓牧斋于鸳湖别河东君后遂至开封也。据此颇疑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在杭州或与然明会见，在杭盘桓游赏之后，二月末即往游黄山，三月廿四日过钓台，复经杭州嘉兴返常熟。（见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过钓台有感”、列朝诗集西壹叁上程孟阳“次牧斋题壁”诗及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孟夏一日禾城过钱宗伯，夜谈时事。”等。）

检春星堂集肆“闽游诗纪”有“夏前一日至闽浙分疆”七律。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四年辛巳三月廿六日立夏。综合钱汪两氏游踪之时日先后推计，则然明作书致河东君时牧斋尚未由黄山返西湖，可断言矣。若牧斋游黄山前得遇然明于杭州之假定果为事实，则牧斋必请然明力为劝说河东君，而然明亦欲在未赴闽之前了此一重公案也。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君至湖上，遂别去，宗伯使客购之乃出”，此客为何人虽不能确知，然必非然明，因是时然明已赴闽，不能负此使命。其人既非然明，而又能往松江说河东君者，则恐不外然明之挚友冯云将之流。（见下论尺牍第叁拾通。）钱柳因缘之完成然明为最有力之人，顾氏作传时距然明之卒固已甚久，（然明卒于清顺治十二年乙未七月。见有学集叁贰汪然明墓志铭。）至若冯云将，则其卒年未能考知。据有学集伍绛云余烬集下有“寿冯云将八十”诗二首，为顺治十一年甲午所作，又牧斋尺牍上“与宋玉叔书”言云将年八十七，（见下论尺牍第叁拾通。）为顺治十八年辛丑所作，下数至康熙三年甲辰，即河东君之卒年，云将若尚存者其年为九十岁，云美作传当又在其后。云将恐无此老寿，谅已先卒，顾氏犹不显著其姓名，殊未知何故。徐树敏钱岳所选之众香词书集乐队柳是传，其中所言不尽翔实，但谓“虞山见而异之，得汪然明言其详”，则甚符合当时真相也。

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十）

东山酬和集壹牧翁“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寅恪案：迎春日之问题可参前论牧斋“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节）云：

罨画山城画舫开，春人春日探春来。帘前宿晕犹眠柳，镜里新妆欲笑梅。花信早随簪鬓发，岁华徐逐荡舟回。绿尊红烛残年事，传语东风莫漫催。

河东君“次韵”云：

珠帘从此不须开，又是兰闺梦景来。画舫欲移先傍柳，游衫才拂已惊梅。东郊金弹形相逐，南陌琼辀度几回。最是新诗如玉琯，春风舞袖一时催。（寅恪案：此首初学集未载。）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河东君诗题之“春日”乃指自十二月立春至除夕间之节候也。）云：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牧翁“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云：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栏。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寅恪案：钱柳二人同在一处时酬和往复，一日之间一人所作往往不止一首，如上录四诗皆属于迎春日者。但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次韵牧斋此日同游东郊之作，又东山酬和集壹牧斋“新正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后附河东君次韵诗，初学集亦未载。二人不在一处时诗简来往，互相酬和，亦有仅载一方之作品者，如东山酬和集贰牧斋“西溪永兴寺看绿蕚梅有怀”及“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初学集皆未载河东君和作。或疑初学集为牧斋一人专集，与东山酬和集之为诸人酬和诗之选集，两者性质不同，主宾轻重互异，因有著录多少之分别。是说虽亦近理，然鄙意恐不止此。盖河东君为人负气好胜，其与当时名士掸题斗韵往往超越诸人之上，杜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见杜工部集壹壹“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正同此义。今观初学集中所存与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企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者所应有之举措也。茲因比较东山酬和集与初学集两本繁简异同，略附鄙见如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牧斋迎春日泛舟一首既切合景物情事，更才藻艳发，洵为佳作。河东君和章虽亦不恶，然较牧翁原作终有逊色，宜其删去，不存于初学集，以免相形见绌也。牧斋诗第叁第肆句实写河东君前夕豪饮次晨早妆之态，形容巧妙，如见其人。至若孟阳絚云诗第肆首亦描写河东君早妆之作，虽与牧斋此两句之意旨相同，但钱诗造语精炼，非程诗所可及。不过松圆欲远追周昉，画出河东君此际情态，则其所画或更较牧斋之诗能传神，亦未可知也。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前于第壹章第叁章及本章已多述及，今更申论之。其关涉古典者不必征释，惟就今典言之。河东君此诗与卧子“梦中新柳”诗同用一韵，殊非偶然，盖因当日我闻室之新境，遂忆昔时鸳鸯楼之旧情，感怀身世，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读此诗者能通此旨，则以下诸句皆可迎刃而解矣。“此去柳花如梦里”指陈卧子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而言，即谓与轶符之关系。“向来烟月是愁端”指宋让木秋塘曲“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之句而言，即谓与周文岸之关系。“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所言之事、所怀之感乃牧斋所深知者，故云“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遂不得不和韵赋诗，“聊广其意”，否则此二句自表面观之，亦未见其语之甚憔悴而可怜也。“画堂消息何人晓”，指牧斋初次答其过访半野堂诗“但似王昌消息好”之句及永遇乐词“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之语，然其下接以“翠帐容颜独自看”之句，即借用玉溪生“代（卢家堂内）应”诗“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之意。据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上引道源注，谓三十六鸳鸯纯举雌言之。（寅恪案：冯孟亭不以此说为然。见玉溪生诗详注叁。）牧斋诗词之意亦同此解，河东君当亦不异。然则此一联两句连读，意谓己身之苦情牧斋未必能尽悉，而怀疑其是否果为真知己也。“珍贵君家兰桂室”感牧斋相待之厚意，而抱未必能久居之感，若作如是解，则“君家”二字之用意所在始有着落。“东风取次一凭栏”，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耶？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耑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

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叁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袷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着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着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

茲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石头记第柒及第捌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肆肆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貎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苎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

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唱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

又陈忠裕全集壹伍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自注云“去年在幽州也”，盖卧子崇祯六年癸酉岁暮在北京候次年会试，此时颇多绮句，皆怀念河东君之作，第叁章已论及之。此诗之前为“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此诗后为“乙亥元日”，然则卧子“早梅”一律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之后、除夕之前，正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冬作此诗之时节相应合。臥子诗云“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牧斋早梅之句及耐寒之语，疑俱与之有关。卧子陈李唱和集及属玉堂集久已刊布，谅牧斋当日必早见及，故用其“新柳”“早梅”两诗以为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言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

“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谓立春至立夏共九十日，皆为阳春，不可等闲放过。汤玉茗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牧斋于此非独取以慰人，并用以自警矣。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