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样一来，从地主到佃户，都得为川汉铁路卖力捐资。四川当时人口约五千万，有两千来万人拥有川汉铁路股票，除去少数民族和极贫困人口，可以说，全川稍能温饱者，无不是川汉铁路股东。一旦铁路股份出了问题，跟每一个四川人都切身攸关。

川汉铁路从建筑计划公布之日就争端频现。四川负担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难修的就是三峡一带，而三峡一带大半属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个县。建筑计划是先修宜昌至夔门段，很多人认为用四川人的股款，却先造福湖北人，想不过，希望先修成渝段。这个提议催生出了一个组织叫川汉铁路改进会，主事者是一帮留日川籍学生。虽然川汉铁路督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保路同志会的骨干。

川汉铁路争端，说来话长。要言之，铁路修建因为工料、款项、人事、投资等诸般原因，迁延日久，其根子，恐怕还是“官督商办”这个体制下，官与商的矛盾难于解决。盛宣怀主打提出的铁路国有政策，实在也是考虑到铁路越拖越久，材料积压情况严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本身已经影响到筑路各省的社会稳定。如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现因兴造铁路，创为租股名目，每亩带征，以充路款。闻两省农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觉难堪……深恐民穷财尽，欲图富强而转滋贫弱。”

正是这个理由，让清廷认为收路有益民生，“必无阻挠之虞”，才草草下了这个决断。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钱往这个无底洞里扔。不过这路已经修了八年，钱扔得不少，总要对股东有个交代吧？股东会的决议是：要求政府将历年用款和上海倒帐（橡皮风潮中钱庄倒闭造成的损失），一概承认，用六成现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还给股东，尚存的资金七百多万两也由股东会处理。

盛宣怀如何肯认这个账？如果承认这些条款，四国银行的借款连还债都未必够，还谈什么继续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将以前的股票全部换成国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还。

这下把四川股东惹毛了，大家说：既夺路权，又不认倒款，更提现金，形同抢劫。最坏的是，盛宣怀仗着他龟儿是邮传部尚书，不准各地电报局译发关于铁路文电，也就是说，川汉铁路公司总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只能恢复以前的快马急递，这不是束缚人民与团体的通讯自由么？谘议局的议员们拍桌大骂。

三天之内，保路同志大会便轰轰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的大厅内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会人数，足足在5000人以上，人流一直排到岳府街两头和三倒拐口子。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皙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台向满场的人行了一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让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的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了——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要誓死反对呀！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轰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的。”（郭沫若《反正前后》）

这种悲情场面每天都在上演。

声势虽大，但主张“保款”的人还是多于主张“保路”的人，用谘议局副议长肖湘的话说，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请愿将近两月之后，政府不仅一点儿没有松口，反而因为李稷勋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勋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邮传部左丞参议的身份被派往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总理。他本来是反对铁路国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顶头上司盛宣怀的压力，还是放弃了本土立场转而为政府利益谋，他在1911年8月上旬表示同意将川路余款转为国有路款。如此一来立遭千夫所指，股东大会有人宣称“盛宣怀卖路于前，李稷勋卖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财产，皆二贼所为，吾川人必誓杀此二贼”。

然而盛宣怀决意强硬到底，联合端方、瑞澂等人联名上奏，派李稷勋继续主持收归国有后的川汉铁路宜昌段建设。消息传来，全川沸腾，罢市罢工，势所必然。

【罢市】

罢市、罢课、罢工这些名堂，从前中国也有，但大抵是个别诉求，非关国运。庚子之后举国狂学西方宪政，才发现有这样几种手段有大效用。1905年日俄战争中，彼得堡工人大罢工，东京日比谷公园集会，居然影响到两国的战争决策，而拒俄运动、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也让人认识到中国民众集体的力量。

不过全城“三罢”，在四川肯定是头一遭。尤其是罢市，毕竟大部分手工业者小商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如果罢市通告发出影响不大，或因为生活压力不能久罢，或因军警胁迫不能贯彻，做不到全城关门，就会变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怀奏准钦派川人所公请撤换的李稷勋为宜昌总理，系为执行他的丧权辱国之借债合同！盛宣怀是一个卖国媚外的汉奸，李稷勋是一个卖省求荣的败类，应该约集全省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先从省城做个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实行罢市、罢课，来抵抗邮传部违法丧权的专横政策。大家如赞同这个方式，请从今天实行！”

主席罗纶的话音未落，全场的狂呼声、鼓掌声已经响成一片。几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

会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齐往办事处领取传单，然而分成两队，直奔商业场。

商业场是成都商业的中心区，这里如能全面罢市，则全城关门可望实现。分成两队的用意，是第一队先进去挨户发传单，只简单地说“请即关门赞助”。第二队再跟进，发现有怀疑观望者，再加说明劝导，务使每户关门。

上午十点，第一队人马进入商业场后门。

进程意外的顺利。从第一户开始，商铺户主才看完，立即去搬铺板关铺门。散传单的走到哪里，铺门就关到哪里，渐渐第一队的话都不必说，只要将传单递过去，第二队更是无所事事。偌大的商业场，便只听见脚步声和铺板声，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后。

于是领头者当即将两队分成若干小队，加快进度。说来吓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万家店铺，几乎都没有二话，有些店铺只有小孩看门，搬不动铺板，宣传队就帮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时钟就停了。

当时的宣传队成员石体元回忆说：“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园、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手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看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临时牌楼，高与屋檐，宽与街齐，上设香案，中间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绪的牌位。两边的对联是从光绪的上谕中摘出来的：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保路同志会街道分会天天在此开会，痛骂盛宣怀、端方、李稷勋。

最狼狈的是各级官员，他们上下衙门，原本就是张伞喝道皂隶净街，现在见了光绪的牌位，格于规制，只好下来叩头行礼，步行通过，再行上轿。可是每条街都有牌楼，这……这也太不便了吧？那么，绕行小街？可是这些刁民发现了，再小的巷巷他们也扎个牌楼……很多官爷最后不得不撤轿，跟班拿着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过去。

罢市从七月初一开始，半个月不见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内外交迫之下，赵尔丰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开枪的大动作。

【独立】

同志军搞七月围城，成都变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断，各县向首府的解款全停。这时出现了所谓“水电报”。

一般记载，“水电报”由同盟会员龙鸣剑于城南农事试验场发明，他们将几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锦江，顺水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这里要插一句，为什么木片只往川南传递？因为川南素来是四川的乱源。辛亥之前，同盟会依照孙中山“夺取长江上游”的方针，在四川发动五次武装起义，除第四次在川北广安举事，另外四次：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嘉定之役，全在川南发生。连清廷组建新军，也规定只招川北人，不招川南人。

但也有人说，“水电报”是赵尔丰为了坐实蒲、罗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田微葵、路子善等人伪造了“油粉兵符”，上写“调兵进省救援”等字样，投入江中，再自行捞起以为证据。没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捞起的少，木牌顺流而下，反而帮助保路同志会传播了讯息。

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据犍为人宁芷村说，他当时正好搭船从嘉定（乐山）回犍为，沿江看见许多木片，“捞起来看，上面有不同的写法，大都是报告消息，主张抗粮抗捐，组织同志军，坚持力争等等”。而且他看见很多人在岸边守候水电报，这时只不过成都闭城后第三天。

当时正在资阳模范小学念书的罗任一也回忆说，这种“水电报”被老师比作“檄”，“见方约七寸上下，厚约四分，有的两面写字，有的写一面。木牌上写的全是口号式的文字，反对铁路国有，争回川路自办以及铲除卖国贼等等”。模范小学的蔡老师带着学生去江边拾水电报，“捡回后照制木牌，刨光，写字，加油漆，再放到江里让它顺流漂去”。在这样的复制与传递中，水电报的讯息才能数日之内，传遍川南。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传来消息，朝廷命岑春煊来川“助理剿抚”，而且朝廷对川汉铁路的意见也很不统一。盛宣怀仍是秉持此前不准邮电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认为隔绝舆论，有助于平息风潮。不过邮传部管不着报馆，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严禁各报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对意见，认为只要保证报纸报道“不得故作危词”、“不得附和乱党语气”，亦不必“过分束缚”。

这一来明显看出，朝廷也在剿抚之间因循，而且“抚”的意见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又过两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书》的电文也传到了四川。这位前任四川总督的文告写得很动感情：

“春煊与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别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则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其握手唏嘘之苦，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父老子弟苟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听吾言，春煊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还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乱事，有三条对策：（一）发还商股；（二）释放蒲殿俊等；（三）请朝廷下诏罪己以收人心。

这些对策完全与赵尔丰的举措相反，赵当然深感不安，作为因应，他一面致电朝廷，力阻岑春煊来川，并有“岑不来犹可若，岑前来恐终无宁日”之语，另一面，也向川内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军自动解成都之围，四乡的米炭蔬菜得以进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运出去，这座古城忍受了一个月的罢市，半个月的围困，终于回复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义爆发，赵尔丰再也打不起精神来“平乱”了。眼瞅着全川有数十州县已经声称独立，川边平藏的部队被同志军挡着回不了省城，重庆听说革命党活动频繁，还有那个端方端老四，呆在资州，似乎随时来取己而代之，赵尔丰无复往日威风，也默许手下跟谘议局那帮立宪派你来我往地商量，尤其是听得传言说“宣统爷从北京跑了”，吓得赵总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来磨去，总督衙门提出了一个“官定独立条件”，主要强调“不排满人”、“安置旗民生计”、“不论本省人与外省人视同一样”、“不准有仇官言动”，这些是赵尔丰为自己与下属、旗人提出来的条件，其余如保护外国人、保护商界、不准仇杀抢劫、维持藏边防务，倒是跟绅方提出的独立条件一致。

条件谈定，11月26日上午，赵尔丰将关防大印移交给新成立的军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宣告成立，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

像是为了呼应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凌晨，湖北来的新军冲进资州行辕端方的卧室，杀掉了这个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员。四川人从保路到反清的斗争，到此有了一个转折点，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乱局，这才刚开了个头。

袍哥革命

【舵把子们】

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谘议局的立宪党人，但保路运动能够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运动久无结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领袖在资州聚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一字之易，与朝廷对抗之意明显了太多。成都的议员们未必喜欢这种做法，不过他们也莫得办法。

保路同志军的发起者叫张达三，是个武秀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郫县新场总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张捷先，是个小学校长，同时也是灌县崇义镇的舵把子。

同盟会派去的王蕴滋是在鸦片烟铺里找到张达三的，他就这样站在烟榻前公开说明来意，并称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张达三当即慷慨表态：“郫（县）、崇（义）、灌（县）一带算我的！”——书中暗表，带张达三出道的大哥贺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参加过洪杨起义，或许就是石达开的余部。

张达三如此，张捷先自不必说。他们又联手找了灌县舵把子姚宝珊，这个人在松潘、理番、茂县、汶川一带甚有威望，万一造反不成，还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罗纶等被捕。早有准备的川西南同志军立即行动，9月9日，温江舵把子孙泽沛率领的同志军便已抵达成都南门外红牌楼，另一支同志军则由张达三带领，在犀浦一带与赵尔丰的巡防军主力对峙。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围。

同志军气势很盛，口号是“打倒满清，打倒赵尔丰，打倒周驼子（劝业道周孝怀），打上成都！”他们人数很多，火力太差，几乎没有他们称为“硬火”的后膛枪，大都是土抬炮、鸟枪、大刀、矛子、梭标。

之所以能一路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一是新军根本不奉赵尔丰号令，不肯跟同志军作战；二是同志军不扰民，如有违反军令者，必须按照袍哥规矩，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谓“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也不需要扰民，同志军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