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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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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
【“大做王都督”】
王金发释放章介眉，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周树人极不以为然。周树人与学校学监范爱农一样，对于革命后的世界，有着纯粹化的想象，周树人后来一直在著作里讽刺“咸与维新”这一策略性的统战口号。他们对老同学、老朋友王金发来治绍，肯定寄予厚望，认为在他治理下，绍兴能够面目一新，实现徐锡麟、秋瑾等烈士的革命理想。
然而王金发颇令他们失望，尽管有些雷厉风行的手段，如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平粜施赈等，但他与绅商妥协（如释放章介眉）、任用私人（尤其是嵊县同乡）、生活奢靡（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回嵊县还债），这些风习，当然很惹理想主义者的不快。因此鲁迅在《范爱农》里揶揄道：“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王金发已经变了李自成洪秀全一流人物。其实王金发至少对老朋友还不算坏。第一次在光复后的绍兴见面，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官名“王逸”的王金发都督肯定有些发窘，但也无可如何，接着便委派范爱农做了师范学校学监。据他的手下回忆，王金发在绍期间，一直保持着“欺上而不傲下”的风格：“对于绍兴的地主绅士，发现错误狠狠批评，不留情面。对老百姓总是笑嘻嘻，态度很和气。所以许多绍兴老百姓见了他，都叫他‘金发哥’。”一万多人的部队，滋扰百姓的事情很少发生，连他部下的一个连长，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绍兴旧绅士的乌烟瘴气，我们很看不惯，都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对象”。（龙恭《在王金发的部队里》）
然而王金发没有力量、也无意改变绍兴的社会形构。他来绍兴，主要是想利用绍兴盛产锡箔与老酒的富庶，练军北伐。此计划深受孙中山的欣赏，称王为“东南一英杰”。问题是，练兵要钱，王金发不逼迫老百姓，只管追比绅商，甚至提前征收下年田赋，弄得绍兴豪绅骂他是“历朝以来最坏的官府，是蛮不讲理的都督”。王金发讨厌士绅，不允派兵镇压抗租佃农，但他也不阻止地主下乡硬收田租，农民当然也不满意这位都督。而且他那些平粜施赈之类的新政只到出告示为止，根本无法推行，民间歌谣唱道：“同胞，同胞，何时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又有民谣骂王金发及属下“吃的油，穿的绸，早晚要杀头！”上下交讦，“金发祸绍”之名传遍江南。
只有南京的孙中山深知王金发的苦衷，特地通电杭州，为王金发及其手下“辨诬”，要求查问“绍兴公民孙杰等”“捏词诬控，系何人指使？按律严究，以销隐匿而雪冤诬”。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孙中山还让黄兴任命王金发为南京留守府顾问官，前大总统给王金发的定评是“正直清亮，节镇越东，未允物情。旦夕将别有处分”。邵力子告诉王金发，这是张居正勉励部下的话，张的部下也是有能力，但舆情不洽，张居正认为调动一下为好，中山先生是借此言勉励你啊。
王金发治绍八月，被迫离开，他不肯便宜后任，况且还想着北伐，在任所得军费一概带走，一清点，发现尚余四十多万。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祸绍”的名声何来。王金发走后，浙江革命党势力便日渐消减了。
王金发死于1915年6月2日，33岁。离他敬爱的秋瑾蒙难，将及八年。这八年中，秋瑾墓六次迁移，从绍兴城郊迁至城门外，又再迁至西湖西泠桥侧，被平毁，再迁回绍兴严家潭，1909年迁往湖南湘潭与其夫合葬，长沙光复后迁往岳麓山，1913年又迁回杭州西泠桥。
有意思的是，浙江督军朱瑞照章介眉所请降低了秋墓的规格，却又“假惺惺地为之撰文，刻碑，立于墓前”，这一行径后来被解读为“慕取虚名”。王金发被枪决前住在杭州一个月，朱瑞派人陪同，日日纵酒西湖，时时能看到秋瑾女士的坟墓。这，大概是他临终岁月中的最大安慰了。
休言女子非英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秋瑾《鹧鸪天》〗
【秋瑾的弟子】
据说，杀害秋瑾的主事者、绍兴知府贵福，死于两双少女之手。
“据知府衙内传出：在贵福被杀前两个月，有一少女到贵福家去当丫环，侍奉夫人。贵福死后，这个伶俐的丫环突然失踪。还有传说：贵福猝死当夜，有人看到两条身轻如燕的黑影，翻墙进入府内。在贵福妻子惊醒后的刹那间，她似乎看到有两个身材苗条的影子在床前一闪而过，还听到一个女声向同伴低唤：‘快走！’顿时像仙女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沈寂《盖世奇女尹氏姊妹》）
杀贵福这事，比较像传奇。要知道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岁，妹妹十二岁……关键是她们的家人后人都没提起过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县人，王金发的同乡。她们一共三姐妹，父亲叫尹阿小，大姐叫尹金仙，家里是最普通的浙东县民。尹锐志与尹维峻可能是加入光复会后，师友帮她们改的名字。
二姐尹锐志能在十三岁加入光复会，据说是因为她识出了省里派来嵊县破坏光复会的密探，及时报讯，让王金发等人可以避开，同时也帮助嵊县同志清除了内奸。这是1903年的事。
转过年的年底，嵊县迎来了一位惊世骇俗的人物。这位人称“鉴湖女侠”，自称为“竞雄”的男装女士，其实也刚刚加入光复会不久。她从日本回国，由陶成章写信认识蔡元培与徐锡麟，就此成为一名光复会员。
但她立刻便成为光复会最好的宣传员与召集人，回乡未久即连续在浙东一带活动、演讲。她在这里遇见了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尹锐志，尹小姑娘后面还跟着一个更小的姑娘。尹维峻当时才九岁，后来尹锐志回忆秋瑾与妹妹有一段对话：
秋瑾：“满清政府好不好？”
尹维峻：“我们中华儿女为什么要受异族统治？政府又那么腐败，当然不好！”
秋瑾：“满清政府既然不好，应不应该推翻它？”
尹维峻：“应该推翻。”
秋瑾：“推翻满清政府，需要采取武装革命。”她告诉尹小妹，武装革命就是要将中华儿女组织起来，用武力推翻满清政府，由我们中华儿女自己来掌权。“这样就需要一个革命组织，叫光复会。你愿不愿意参加？参加革命组织有被人捉去杀头的危险，你怕不怕？”
尹维峻（坚定地）：“我愿意参加光复会（边说边点头），我不怕杀头（边说边摇头）。”
就这样，秋瑾用一种小学老师的方式，将小学三年级年龄的尹小妹招进了光复会。
老师很快又回了日本。尹氏姊妹继续在嵊县的新学堂念书。一年后，老师返回绍兴，任教明道女学堂。尹氏姊妹也跟着进了这个学堂。
1906年，秋瑾将两姊妹召唤到上海。秋瑾显然非常钟爱这对小弟子，以她们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锐峻学社”，作为光复会在上海的总联络点。因为旁人不解其意，这个名称常常被传成“锐进学社”。尹锐进与陈伯平等人一道，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尹维峻帮着老师办《中国女报》，负责发行。
就在这一年，有个十七岁的嵊县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学堂，同时也加入了光复会。他叫周亚卫，也是在秋瑾介绍下加入的。秋瑾来杭州发展会员，成果不小，后来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是在此时，与一批第二标军官一起加入了光复会。周亚卫的同乡、同学中，一道入会的还有一个叫裘绍的。弁目学堂入会的学生很多，秋瑾当然猜不到，这两个青皮后生，将来会成为自己疼爱的尹氏姐妹的夫婿。
周亚卫多年后还清楚记得秋瑾当日的样貌：“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绉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秋瑾三十二岁，光复会青年会员都称她为“秋先生”。
他甚至记得秋瑾在杭州住处的详情。抚台衙门前过军桥南首路西一家叫“荣庆堂”的小客栈，“走进客栈门，过一个约两公尺宽的狭长天井，踏上檐阶，有一条小弄，左首的房间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户临天井，室内明亮，来人晤谈，就在这里。斜对过，小弄的右首，比较隐蔽的一间，是新会员填写志愿书、秋瑾和新会员谈话的地方。”
交往短暂的周亚卫尚且印象如此深刻，一直追随秋先生的尹氏姊妹更是刻骨铭心。在秋瑾身边的一年多时间，是从小热爱自由与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她们跟着老师来了上海，又返回绍兴，结识了许多同志，日夜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们被派回嵊县，准备浙东起义，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学堂的周亚卫，此时已经考上了第一营正目，被派回大通学堂担任联络工作。他来绍兴时尹氏姊妹已经离去。不过，他是嵊县人，秋瑾派他回家乡协助竺绍康组织队伍。仍然不巧，周亚卫被派往嵊县南乡乌岩镇，不在县城，再次与尹氏姊妹擦肩而过。
刚到乌岩镇，嵊县来了个人，告诉周亚卫徐锡麟蒙难、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亚卫跑回嵊县一看，机关所在地门户大开，空无一人。杭州发往嵊县的通缉名单里，有王金发、竺绍康，也有尹锐志、尹维峻，还有他的同学裘绍，但是没有周亚卫。被通缉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亚卫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继续当他的第一营正目。陆军小学堂成立，他又被派去当副学长。在那里，他跟一位来自安徽的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混得很熟。
【黎元洪躲到我床下】
丁未之役后流亡上海的光复会员，无不以为徐、秋报仇为己任。然而群龙无首，联络诸同志的任务，居然落到了十七岁的尹维峻、十二岁的尹锐志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头，当了两名报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维持生活，还周济周围挨饿的同志。实在挺不下去时，也接受王金发母亲寄来的小笔款子。小妹尹维峻发誓要为秋瑾报仇，自学了制造炸弹技术，就在上海就地制造炸弹。
传闻在1909年，尹氏姊妹带了十多位同志，携着自制的炸弹远赴北京，计划刺杀满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将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范周密，难以动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这几年中，上海光复会的势力确实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从南洋归来，在法租界平济利路重设光复会总机关，名称仍然叫“锐峻学社”，由此也可见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复会中的地位。
光复会的眼光不只放在下江地区。1911年9月，尹锐志到了武昌，与第八镇新军联络，希望湖北、上海、江苏、浙江数省同时举义，长江中下游一动，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锐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县同乡家。嵊县地属绍兴府，这位同乡在外游幕，也算是“绍兴师爷”。
武昌事变，尹锐志听到消息，马上去找往常联络的新军弟兄。当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军主事的是第八镇工程第八队队官吴兆麟。吴兆麟觉得自己这批人的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此处的记载又开始出现大分歧。
被找到之后怎么样，黎协统自己语焉不详，只说10月10日晚他被参谋、副官“力劝暂避”，于是先到一位参谋家换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时，各军代表寻至谢家，将他拥至楚望台，再到谘议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间都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作者蔡寄鸥：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不过这个传说越来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38年邹鲁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皆以“黎匿床下”为定论。虽然因为派系问题，国民党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过诸书言之凿凿，虽然为黎辨诬者也不乏其人，总归是一桩疑案。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其中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就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光复军”总司令虽是陶成章从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却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制造地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一说霞飞路）维昌洋行三楼，直到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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