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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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辏�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后，确实顺水推舟，在全省范围内清除同盟会势力。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

娘子关

光绪末年，两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们相识于东京，都非常赞同革命，也都是同盟会员。

当时东京留学生时兴以省籍为单位，办革命杂志，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两位朋友，一个姓井，叫勿幕，长得很好看，是革命党中的花样男，人送外号“周郎”。他是陕西人，主办了一份杂志叫《夏声》。另一个姓景，号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杂志叫《晋乘》。

东京同盟会里，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里，以陕西、山西两省比较活跃。北方老乡聚会时，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个问题：当年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曾左李这帮汉奸坏事呗。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势而论，洪杨虽然几乎占据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诸省，没有一个响应的。清廷的根本未伤，所以可以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还能“北响南应”呢！虽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长江流域……

可是，长江离北京多远！我们山西，一出娘子关，就是直隶省境，杀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从张家口进兵，切断满人的退路……

越说越兴奋。当时在东京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同盟会员，成立“四省协会”，相约在北方同时发动起义。景梅九与井勿幕还私下约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晋联军”，直捣京师。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约井勿幕，一起游历山西，为今后的秦晋联军作一计划。

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石家庄，改乘正太路火车往太原。真是近哪，一会子工夫，就望见娘子关的隘口，过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据天下之险，人称“天下第九关”。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驻此守关设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着娘子关。“此真天险！可惜已经通了火车，不那么容易拒敌，但如果有能人统军，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不错！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京师后，继续西犯，清军曾据此击退德军。关上书四个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见它对京师的重要性！”

火车很快，娘子关一忽儿就看不见了。两位朋友良久无语，都在想着将来的某一天，秦晋联军开进这座“天下第九关”的情景。

【国风日报】

太原的光复，要从宣统三年的新年说起。

就在陕西少年吴宓初尝繁华、资深翰林恽毓鼎大骂新政、候补布政使郑孝胥交游权贵的同时，初六的香厂，聚集着一班年轻人，大碗喝酒，意兴遄飞。

这里面就有景梅九。他刚从日本归国，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吴友石的白逾桓，一见面就约景梅九同办一张叫《岁华旬记》的小报。

这《岁华旬记》实际上是打时间差，因为北京的报纸，总是跟衙门过年封印一样，年前五日停刊，年后初六才复刊。中间有十天的时间，北京市民没有报纸可看。白逾桓在宣统二年的新年办过一回，销路还可以，现在遇到景梅九，就拉着他再来一回。

这张小报，也没什么编辑费，编辑自己写论说，抄抄上海报纸的新闻，印刷费一共只需三十元。卖报也不要什么京报房、发行所，就是办报的人自己拿到香厂等繁华闹市售卖。

这日卖了不少报，一伙人就在香厂路边茶棚喝酒，席间说起小报毕竟销路不广，影响不大，如果办一张日报该多好！这个心思一动，就不可收拾，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总把这事挂在口头。

先说经费。白逾桓有积蓄三百元，可以拿来当开办费。关键是新办报纸，到警厅立案，例须保押费二百元，那还搞什么搞？

好在有报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说：自从彭翼仲在北京办《京话日报》，这些年北京的白话报，出了很多。一来是因为白话报深入人心，易于销行；二来，也是因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话报免押金。我们不妨以白话报的名义申报，到时候报纸出来，有文言有白话，再跟警厅通融不迟。

次说报名。有人提议说：梁启超办了份杂志叫《国风报》，很多人爱看，我们何不叫《国风日报》，一来可以借势，二来也不显革命报纸的形迹。

此言一出，大家都转头看景梅九，因为他们留日的同盟会员在东京的时候，由张继带头，去锦辉楼踢政闻社梁启超演讲的场子，朝梁启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处乱打，吓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现在要借《国风报》的势，只怕第一个不肯的就是这位景同志。

谁知景梅九大声说：“国风是历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况他们提倡邪说，辱没了‘国风’二字，我们主持公义，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风！”报名遂定。

《国风日报》开始发行，三百元转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军标统阎锡山要了三百元。紧接着，《国风日报》发起了一场“拔丁运动”，所谓“丁”，即山西巡抚丁宝铨，此人在山西官声很差，抓捕革命党人倒是起劲。景梅九自己说，“拔丁”带有为友复仇的意味。

于是《国风日报》上天天登丁宝铨的丑闻，什么五姨太太卖缺呀，什么干女儿跟丁巡抚搞暧昧啊，捕风捉影也无妨，反正造谣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来二去，风声居然传到了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耳朵里，估计老庆看丁宝铨也不太顺眼，遂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换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朝中又没什么过硬的后台，这颗“钉子”居然就被轻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宝铨，换上的山西巡抚叫陆钟琦。这一点看上去跟革命无关，其实很重要，待到武昌事变时，陆钟琦到任才不过半年，称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自己的势力，太原的光复才会水到渠成。

〔议论：〕

【革命与造谣】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统二年），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引车卖浆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

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

说完也就散了。谁知道过了两天，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看来大清要完！”这句话居然传开了，从陕西传到山西、直隶，又传到京师。后来景梅九到北京，听到的版本，已经变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谣言。

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谓“开民智”的程度有关，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

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枪响，在有电报的时代，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再加上“宣统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银行爆发挤兑风潮，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或者热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扰攘，一片乱象。

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上街到大栅栏，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着抬头，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就叫了一声：“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哄的一声，这句话一天之内，传遍北京九城，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夜观天象”的结果，来印证这句谣言，于是乱象纷起，风声鹤唳，一发不可收拾。

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但一来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堕地，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

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11月27日，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消息传到北方，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一时之间，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反过来，南方仍在传说着“宣统死了”、“袁世凯死了”、“禁卫军与新军交战，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国库被焚抢一空”。

就这样，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说到底，还是“既有的想法”占了上风。时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局势似乎还很平和，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

关键，还在于“大家也都相信”。

【燕晋联军】

最妙的是，巡抚陆钟琦有个儿子叫陆光熙，正在日本留学，颇具革命思想。陆光熙听见武昌的消息，想到自家老子是山西巡抚，又一向顽固守旧，他自家儿子在日本留学，却跟底下人讲；在学校的人都是革命党。万一太原也发生革命，估计他老人家接受不了，岂不是一害革命，二害自身？陆光熙忙急急地从日本赶回太原，想要规劝他家大人顺从潮流。

陆公子抵达太原，已是九月初七（10月28日）的夜晚，匆匆放下行李，立即便与巡抚父亲开谈判，纵论天下大势。陆巡抚心里正没好气，这小子突然自日本返国，已是让他大吃一惊，现在又来讲什么革命潮流不可逆，真是混账！当下将陆公子痛斥了一顿，说他去国后不好好读书，却去受邪说污染，有何面目回国见父兄？

话说陆钟琦上任之后，就很不放心山西的新军。他的策略跟其他省份的大吏相似，打算将省里的巡防军调进太原驻守，再招募二十一旗巡防军分驻全省，将新军打乱分调到晋南晋北，防止他们合议谋变。

这个措施还没来得及实行，武昌即已发生事变，又过了十二天，西安也树起了独立旗帜。那里是邻省，比不得湖北尚远，陆钟琦有些手忙脚乱，他平日觉得新军里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态度尚好，不甚激进，此刻病急乱投医，只得寻他商量。

阎锡山在整出辛亥大戏中，态度颇为暧昧。他跟景梅九等革命党人关系不错，甚至有传言说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但同时他很能敷衍陆钟琦，与朝中几位大佬也有往来。此时西安举义，人心浮动不安，他却喜形于色，连呼：“好机会来了！”陆钟琦当然奇怪，难道这厮是在说眼下是山西起义的好机会吗？

却听阎锡山献策道：“太原新军中，只有八十五标姚维藩的第二营不稳，晋南靠近西安，也是姚的老家，莫如派遣他们去晋南防守，多给一点钱粮，姚必喜去，太原可保无事。”说得众人都称“妙”，于是由陆钟琦下令：姚维藩历充各营管带，教练有方，现所部为模范营，兹因时局不稳，派赴晋南沿河一带防守。

阎锡山这道计策，很难说是在为谁考虑。分新军驻守南北，保证太原安定，是陆钟琦的既定方略，此计固然正中下怀。然而一说到开拔，就给了新军一个“要子弹”的借口，抚台衙门说“随后补充”，姚维藩根本不答应，说“世界各国，尚未闻有队伍出征不带一颗子弹者”。僵持了两天，阎锡山又献一计，说子弹可以发一点，但子弹发下之日，即须出发。

结果初七晚十点，子弹才送出城去，要求姚部初八出发。而姚维藩子弹一到手，立即切断兵营通城内的电话线，以免泄漏消息，各营官长秘密会议，决定拂晓进攻太原。

有人担心太原城内驻有阎锡山八十六标三个营，会阻止攻城，然而姚维藩说“三营皆我旧部，决不与我战”，于是凌晨进攻太原新南门。阎锡山部三个营果然加入助战，巡防队与满城尚在睡梦中，太原一鼓而下。

陆光熙本来盘算着慢慢劝服老头子，谁知